第5节 日军国军共军
（一）
以上是叙述家庭关系的，社会方面还没有说。幼时在父亲店里的时候，有时听到市人喊：“日本仔来了！”家家便关门闭户。不一会儿，就有队列声从小街走过。有一次，我蹲下从门下部的裂隙张望，只见到日本兵的长靴腿脚一串串闪过去。
刻把钟就没事了，重新开门营业。他们是路过。可能打到潮州时已经三而竭，没力气与平民作对。不像听说的那样到有的地方，刺刀把小孩子挑起来。二战将世界弄得鸡飞狗跳，我有幸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过的是一个平静快活的幼年。
无论是国军，还是后来在革命小说里经常读到的共产党抗日游击队，都没有见。只在日军初到里湖镇时，有一帮土著想去攻打。我们梅园村一个性情活泼的小伙子也去参加了，兴冲冲说：“走，去分一腿马肉吃！”结果，到镇边刚一露头就被日军的子弹撂倒。他的妻子哀哀的哭声被村里大一届的小孩唱成儿歌：
叫你不要，你偏要，扛着杆大旗往前飘。
我一顿饭还没煮熟，你躺在一块门板上就回来了！
日本人不知什么时候消失的。接下去看到的军队是国军。那是我父亲离家过番，祖父回来以后。国军来到地里扫荡罂粟。我家在祖父领导下种过两分地的罂粟。罂粟籽炒出来很香，祖母浇上熔糖制成块。当国军扫荡罂粟的时候，我见到村里有农妇跑过去，跪下求免，或抗议撕打。
这些黄军装扫荡过罂粟以后就消失了，不大感觉到他们的存在。那时的家乡在我看去景象还不错。白舍绿原，炊烟袅袅，小桥流水。村里有一套公用民乐器，瑶琴胡弦之属。晚饭后，梳洗罢，在村前溪边的草地上，常有村民凑起临时班子吹拉弹唱。月明风清，乐声悠扬，鱼儿跃水，涟漪荡漾。一年八个节日，杀鸡宰鹅，祭拜祖宗，或大锣鼓游行，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人们一般都长寿，七八十岁乃是常见。还有过百岁的。乞丐有，全乡万把人口中乞丐有五六个。
再一次见到军队时气氛有点紧张。一队穿黄军装的队伍从村子前面的木桥上由东向西走过去，是国军。一队穿蓝衣服的队伍从村子前面另一座木桥上由西向东走过去，是共产党。桥头土地庙有老妇人在烧香跪拜。
这样，黄军装与蓝衣服的队伍走了几个来回，社会就被“解放”了。溪南墟上贴出了宣传画，画一个农民举锄头喊“解放了！我们再不受压迫了！”我看到这幅画很高兴，因为我感觉到自己也是在受压迫的阶层中。我们村是一个穷村，弱村，三里路外的柑园寨是个富村，强村。有一回我们村一个回乡探母的番客，被柑园寨的一伙人上门打了。据说是过番前欠下赌债。我出去看时，那伙人正从桥上从容撤退，腰间挂着手枪，扬头说：“打不死他下次再来！”这分明是阶级压迫的典型印象。我本人捡甘蔗皮经过柑园寨旁时也曾被那里的富人孩子欺负过。
“解放”，是决定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的重大事件。
（二）
铿锵响的锣鼓，跳着舞着的五彩狮子，起落跪拜的人们，白烟袅袅的香炉。这是我想得起来的最早的记忆。那时半岁，抱在谁的手里。大年三十，祠堂，隆重的祭拜祖宗仪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浸沉其中的宗教：祖宗崇拜。
祖宗当然是值得崇拜的。没有历代祖宗的劳苦和斗争，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命和生活基础。然而，祖宗崇拜这种文化会使我们在下一辈后生面前高高在上起来，变得面目可憎。因为对于下一辈而言，我们又是祖宗。这种文化又会使下辈人在上一辈面前养成低眉顺眼的模样。
祠堂是村子的中心建筑。雕梁画栋，石阶石柱。祠堂的中心是一座巨大无比的神龛，置于1米高的花岗石基座上。上等木材制成，黑漆描金镂花。打开神龛的门，里面一层层一排排地立满神主。神主是一块长方体小木牌，有底座，犹如一座微缩纪念碑。也是黑漆描金。每一尊神主代表着一位死去的先人。正面写死者及其配偶的名字。背面有一个可以抽开的小空间，里边夹放一张红纸，写生卒年月日时，以及一生的主要事迹，生子女谁谁。生子女就是他们的主要事迹，其它也只有种田放牛之类可著之于竹帛了。人的漫长的一生，最终就凝缩在这么一块小木牌上。如果历史的进程不发生变化，我和差不多同时出生的小伙伴数十年百把年后也将化作一座微缩纪念碑进入这座巨大无比的神龛。那似乎也不错，想起周围都是熟悉的乡亲父老的牌位，心里有一点觉得暖暖的。
祠堂西廊壁上有一首题诗，写道：
粗瓷大碗碧青蔬，父老举杯对热壶。
白舍绿原炊烟袅，小桥流水琴箫悠。
江山是主人是客，世代如梭时似流。
可惜清色留不住，红尘滚滚无尽愁！
落款是西山居士张退之。他是我们村聘请的教书先生。原是隐居山林的牧者，轻易不肯出山的。经过不知怎样的机缘敦请，竟答应到我们村来给小孩子启蒙。课室就设在祠堂大厅。两个课室，四个年级，一个教师。布置得颇有学堂气。两个侧门上方内壁装饰着张先生写的四个大字：仁义、礼信。我入学晚，只来得及跟张退之先生一年。他斯文庄重，有儒者之风，给我们读总理遗嘱，举行升国旗（青天白日旗）仪式。升入二年级的时候，张先生就走了，据说去了台湾。他题的那首诗，被村里长老会请工匠保留固定在墙上，到了解放以后土改期间，不知为什么最后一联被从墙上刮掉。数十年后我从上海回乡时，看到七绝差一联，不象话，就给补了一联，是：肃穆神龛连广宇，来从无有还归无！
接替张先生的，是一个共产党地下党员，叫陈敦如。他有一些昼伏夜出的朋友。村里几个小伙子也团结在他周围。有一回夜里，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捉来了一个什么人，绑倒在村后破屋子一块卸下的门板上。天明我们跑去看。那人倒也不慌张，还对我们小孩子露出了平静的微笑。
陈敦如半年就走了。文化上我记不清他教给我们什么，留下印象的是给我们讲了革命道理和革命故事。故事是从什么革命小说上搬来的。记不得小说的书名了。但奇怪，社会还没解放，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他怎么就能读到革命小说了呢。看来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革命写手到小学教师，都已形成一股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力量。
（三）
国民党之败于共产党，固然有时代思潮和国际环境方面的原因，却也可以说是败于共产党的“革命法宝”。共产党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舆论宣传，做思想工作。我在旧社会生活十年中，国民党默默无闻，他们没有法宝。而一旦到了共产党手里，社会便热闹起来。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到处敲锣打鼓红旗飘扬，标语宣传画满天飞。连我这样的小屁孩，也被组织到儿童团中，站岗放哨唱歌，跟在成人后面瞎起哄。
在这样的气氛中，百里外的县已经开始土地改革了，而柑园寨的一户叫做鸿昌的人家居然还在造房子！是前一年还没解放时动工的，现在解放了，继续大兴土木。想要赶末班车，为贫下中农献厚礼似的。中国的有钱阶级其实很可爱，他们只关心生活不关心政治，以为政治与生活可以井水不犯河水。鸿昌家也不是没有读书的人。在以挣钱为纲的同时，还是拨出款来将小儿子汉鑫送去省城上了大学的。汉鑫读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原始版，读过新华日报许多文章，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颇有了解。他的结论是：自己家在统一战线范围内，不要紧。所以在解放的前一年后一年，居然还在造房子！
按照汉鑫兄的标准，不但他们老鸿昌家不要紧，我们梅园村的三家地主更是一点紧都不要。三家的家当合在一起，恐怕还抵不上老鸿昌的百分之九十。如果老鸿昌家在统一战线的范围内，则我们村的这三家地主简直便是革命依靠对象了。
土改开始以后，汉鑫老兄曾拿着一大卷旧报纸《新华日报》和毛主席著作去和土改工作队辩论。工作队没等他说完，就叫民兵将他叉出去。
书呆子真可怕，理论完全脱离实际。强人可不是书呆子。强人懂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我们梅园村分为老村和新村，两村相距三百米。老村古树古屋青苔覆盖。新村白舍绿野小桥流水。土改中就划为一个自然村了。老村一家地主，新村两家地主。其实他们每家的田地都不超过十亩，只是兼营点小生意，生活比邻居稍为好过些罢了。六十年后的今天，正路派网友时常发帖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其中有说，旧中国占人口5%的地主霸占着全国80%的土地，广大无地农民非常悲惨。就我所知，我们家乡完全不是那种情况。土改前我们村也是每家农户都有自己的土地，未见上无片瓦下无块地者。占全村人口约3%的三家地主只占到全村土地的5%左右。忆苦帖又说，民国三十八年间饿死二十多亿人，天天有人肉吃，活人肉比死人肉贵两倍多。我这里只说我见到的情况。
就住房来说，我们新村的两家地主中，一家有半座“下三虎”（一种四房一厅的样式），也就是两个房间和半个厅。另一家原只有一个房间，恰恰在临近解放的前一年造了一座“下三虎”。与鸿昌家一样，也是赶着给贫下中农送厚礼。
老村的那家地主最寒碜，住房又黑又小又浅。似乎是缩小型的下三虎。家主周加碌，一个弯腰驼背的小老头，走路都遛墙根，完全没有地主老爷的气派。家婆黄氏，干枯黑皱一脸苦相。大儿子神经病，更是惨不忍睹。唯有大儿媳妇肥白高大，不知怎样娶到的。另外一个孙女儿一个小孙子，都在读小学的年龄。他们家在墟上开了一间糖铺兼糖块作坊，自己劳作，没有雇工。
怎样定义地主呢？究竟什么样的人家可以算为地主，应该有个标准才是。顾名思义，地主应该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地，靠收地租过活，或雇工耕种的主。放宽点标准，也应该是部分地靠地租生活，或雇工二人以上的主。
按照这个定义，我们村那三家人，不管是严格标准还是放宽标准，都没有资格称为地主。却当上地主了，估计用的是百分比法。两个村七八百人口没有一家地主怎么行呢？矮子里边拔长子，穷人里边选不太穷的人嘛。
从前晚饭后，梳洗罢，村前溪边草地上，常有人临时凑起班子吹拉弹唱。现在不玩了。晚饭后，还没梳洗，民兵就把地主家的人叫出来排队训话。村里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伙子，自从来了土改工作队，一下子都变得威武神勇起来。工作队将他们组织进民兵和农民协会中，教给他们革命理论，发给他们枪。此时将地主家的人列队以后，民兵小队长肩背长枪，就开始训话。无非“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等语。
训完话，开始作业。将地主分子或地主家庭出身的狗崽子分割成单人，使之淹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每十几个村人和民兵围住一个“阶级敌人”。这边用力推他一把，敌人朝那边跌过去。那边的人接住，狠力往这边一推，敌人又跌过来，落在圆圈的某一点。该点的人接住又推。敌人就像一只橄榄球，不断地在人圈里跌过来滚过去。这个斗争方式，有的地方叫炒豆子，我们叫推磨。每天都要推个把钟头，晚饭后。
这些推和被推的人原本都是村里村亲的，田间地头唠个嗑点个烟，下雨时穿一双木屣寨门头站站说话打趣，感情都不错的。现在，一夜之间便要将之“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毛主席说一穷二白是好事，就如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这个一穷二白，在我理解主要是脑袋里边的一穷二白。农民除了晓得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脑袋里边不是一片空白么？
老村的那一家地主，老头子周加碌和神经病大少爷平时没有人推都站不稳，土改工作队和贫下中农还是通情达理的，就不推他们了。但大媳妇是跑不掉的，怎么也得推她。这个女人高大肥白，推起来有劲。男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冲锋陷阵都不一定能轮上推一把。据她过后跟女伴说，两个基本点都快要变成火山了。
至于周加碌的妻子，“地主婆”黄氏，显然也经不起推。便叫她在地上爬，从老村爬到新村，从这条巷爬到那条巷。小孩子们拿竹枝条从后面抽她，赶猪一般。
这个干枯黑皱一脸苦相的老太婆，在我看去就是苦难人生的缩影。她的面容仿佛记载着从出生到被人赶猪般令爬的每一个章节。全是苦的章节，没有甜的章节。此时穿着薄薄的黑单裤在砂砾路上爬，爬得膝盖头鲜血淋漓。还没完，明天傍晚还得爬，膝盖头没好又得爬！谁晓得爬到哪一天才算完！这样的人生谁受得了？终于，老太婆自杀了，投河了！黑衣黑裤的捞上来，像一条死狗似的扔在岸上。
十天半月就有一次枪毙人的公判大会，在西南3公里的梅塘墟上、正西5公里的里湖镇上，或东北7公里的社山、安仁一带。起初，只有大一届的小孩去看。回来的时候我们小一届的就问：“今天崩了多少个？”他们举起左手掌，右手扳着说：“七个！”另一个则说：“不是七个，是九个！”有时是十二个，十八个。后来，我们小一届的有人也去看了。我也去。是在梅塘中学旁边的山坳里，搭一个主席台。台下坐满黑压压的民众，听台上的干部讲话。场外由民兵押着，蹲一串儿即将被行刑的人。我数了数有十三个。一个老家伙嘴上嚼着一截草茎，若无其事地似乎在最后回味一下这整个人生。会众中有一个后生手里油晃晃拿着一根炸猪肉卷，要喂给一个被绑着即将被枪毙的老头吃。显然是父子。做父亲的说：“你吃吧。我吃也没用了！”老头子临死还在计算着能量的利用率。
台上讲话结束，民兵就把这一串儿十三个人提起来，将连串他们的长绳子解开，只留各人身上绑的。每一个死囚后边跟着一个民兵，长枪押着，往山上去。死囚们走得飞快，似乎是想尽早结束这恐怖的人生末路。民兵奋力跟上。到了对面山坡，死囚一溜儿跪下。每人后边立一个民兵，长枪对着。队头一个解放军吹军号，嘀嘀哒，嘀嘀哒。另一个解放军手举小红旗嘴含哨子。军号继续嘀嘀哒，嘀嘀哒，听去仿佛在说“准备好，准备好！”在吹到“哒哒哒——哒！”的时候，哨子响起小红旗挥下，民兵众枪齐发，十三个人即时由跪姿改为滚姿，血喷如柱，惨兮完兮，呜呼哀哉！
这是我作为小孩子头一次接收这么多刺激性信息。当天晚上大脑皮层一直忙于处理这些信息，睡不着。月光皎洁地洒在床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人间。年龄太小，也思不出什么来。但这些信息会储存，再处理，直至老大以后形成对立场和世界观的影响。
（四）
我家有侨汇，生活水平可能比村人稍为高一点。但也没高到哪里去。别人家喝粥，我家也喝粥。别人家吃红薯，我们家也吃红薯。粥的浓稀程度红薯的大小都与村邻没大差别。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可能炒菜的时候比别人家多搁点油吧，我猜。此外就是，二五八赶集日，祖父会买来一料猪肉，母亲把它切块放一个小砂锅里加酱油炖煮。炖煮的时候我或弟妹会垂涎欲滴地围在旁边看。母亲关照说，“这是阿公吃的。你们不要去动。你们将来长大有得吃。”母亲极有原则性，从来不利用职务之便悄悄地夹一块给亟需蛋白质的她的子女吃。连一块肉皮也没给。煮好，郑重其事地端上桌放在老太爷鼻子尖下。那是专属砂锅。两位番客堂哥有时会侵入这块专属领地，但也不是那么明目张胆。
土改工作队给我家划定的成份是富裕中农。这从生活水平上看，我觉得是准确的。从耕地面积来看，也是对的。我家九口人，四亩二分地。而土改中经过丈量统计，我们梅园村的人均耕地恰恰是4.05分！
富裕中农是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范围内。而华侨也是在统战范围内。所以我们家土改时候没有受到冲击，不用担心被推磨。但我们家住在一座颇新的“四点金”屋中，那是两年前刚造的。白墙彩檐，有点气派。有土改串联参观的农民兄弟问：这家是什么成份？人答中农。问者大惑。土改工作队同志解释了统一战线政策。问者仍然不解。
老大以后我有时想：要是没有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母亲被“推磨”，祖母被令地上爬，那会怎么样？想想就心疼得要命，虽然实际并没有发生。
土改完成之后一年，来了一次也是颇大的运动，叫做“复查”。几乎算另一次土改。那三家地主已经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土地该分的分了，屋子也都扫地出门了，分给四家贫雇农了。另外安排各一间窝棚破屋给那三家地主了。那么，来另一次土改，会冲击哪些人呢？这就轮到像我们家这样的了！那段时间真的有些紧张。晚上，祖父母以及我母亲被叫去开会，问话。“四点金”屋里就剩我和弟妹。番客堂哥住在二十里外的姑母家读中学。我关上大门，搬一把椅子垫脚才够得上门闩，把门闩上。然后就惴惴不安地坐等大人回来。半夜，回来了，我又垫上椅子将门闩拉开。
“复查”的结果，是把我家划为“华侨工商业者”。明显地感到政治歧视，入另册了。我带着另册心态上完小学，上初中上高中。填了不知道多少次表格，家庭成份一栏都是填的华侨工商业者。直到高中毕业那一年，还是填的华侨工商业者。这一次，学校分外认真，对各人的家庭成份进行“复查”，发现我填高了。原来，共产党不知什么时候又将我们家从华侨工商业者改为中农。而这个修改只通知祖父，没通知我。连原来的“富裕”二字都去掉。这或许是因为中央的成份列表中没有华侨工商业者这个名目，或许是因为又想起统一战线。既然泰国那个地方还鞭长莫及，暂时先统进来再说吧。
我们高三班的党棍学生黄传舜来问我：“再把你家的成份说一下！”我说华侨工商业者。他阴笑一下，无言而罢。既不告诉我搞错了，也不道明原委。幸亏我疑窦骤生，回家问明，不然我还继续将自己入在另册之中。
尽管改成中农，内部掌握中这个中农是打引号的。有海外关系的人永远有异教徒的嫌疑。这个社会极重家庭成份，而家庭成份有明的和暗的两层。填表用明的，内部掌握用暗的，世人势利眼看你也是用暗的。我一直处在幽暗家庭成份的压迫下，社会歧视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