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十节）

第10节　　前一届的科举考试和这一届的八旗子弟

 （一）

气象局预报的自然灾害没有成真，却对中学生的体质造成了人为灾害。从水库回来几个月之后，我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又称甲肝。

当然，甲肝病毒不大会是石流潭苍蝇制造的，我是说在石流潭往返二十几天的劳役中体力消耗过重饮食过少又泻了一番肚子，身体抵抗力大大降低，以至于被甲肝病毒一击即溃。

从前中国没有甲肝。医生在诊断我的病症时十分茫然，显然他没碰到过相关病例。最终还是一位年资较长的主任医生确诊了这玩意儿。他说，病毒有可能是从伊拉克蜜枣传来的，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商店的货架上没有别的东西，到处是伊拉克蜜枣，外国占领军一般。他问我有没买过伊拉克蜜枣，有没烧过，直接就吃？

那是石流潭回来以后，刚刚上高中三年级没几天，坐在教室里听物理课，我感觉到身体里正在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难受得胸腔似要爆炸。我想我应该回家去。家只剩堂哥划详和他的妻子，以及我妹妹。母亲、弟弟和祖父半年前已经出境，羁留澳门。但不管怎样，家是一个可以躺下休息的地方。此时有病，就想回家去。走之前，决定到卫生院看一看，开点药。医生晕了一下，去将主任医生请来。主任医生说这是黄疸啊，赶快住院！还想走回家去？家多远，三十里？嗐，如果走，你就完了！

住院当天病情就急转直下。小便赤红如酱油，大便粘黑似沥青。日夜昏睡，剧痛偶醒。

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常提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假设有一个中学生得了急性黄疸肝炎危在旦夕，找到一家医院，将会怎么样？首先会要他到账房交钱的吧。不交钱不给治。

可那时不是这样，住下再说，打针吃药再说，也没说叫你家属来。我什么也吃不下，喝水也吐。院方叫护士上街买蜂蜜试试。也没问我先掏蜂蜜钱。结果正是这蜂蜜水救了我，那是我的肠胃唯一可以接受的东西，既解毒又营养。医生护士都热情、尽责。老中医方隆先生开每天两剂中药，吩咐护士熬头汤即弃。一般中药都熬二汤的。方隆先生认为此时决战关头，须大力对付。我很感动，说方先生您功德无量。他说没啥，你得便在患者意见簿上给我美言两句就可以了。

那时不论医生还是患者，谁都没听说红包这回事，只要美言几句就可以。大家可以发现我这个自述中对那个时代多有微词。但我有啥说啥，在医疗卫生这一块上不得不为那个时候唱一段颂歌。

我母亲得到我的信。有澳门医生告诉她这可是个凶险的病，死亡率很高。着实把她吓坏了，一路流着泪赶回来看儿子。赶到时我已经度过危险期。毕竟年纪轻，生命力旺盛，终于抗击住气象局、李逵、石流潭苍蝇和伊拉克蜜枣的联合打击，战胜了洋病毒的恣肆入侵。

母亲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到学校给我办了休学手续，又到公安局申请，要将我带出国。我也意识到先前对于前途的选择是一个错误，同意跟她走。但是此时全国饥荒，公安局重新扳起面孔，把国门轰隆一声又关紧了。申请出国变得比种高产田还难。如果有谁申请成功了，那简直是又放了一颗卫星！

母亲去跟医院结账。要是现在，这一场大病恐怕要花费两千甚至两万块吧，母亲却只付了四十几块钱就把我接回家。

（二）

既然办了休学手续，我只好回家。康复得很好，甚至比原先胖了些。休学期间还开始了初恋。雍成的妹妹雍兰没有跟随母亲兄弟出国，在读中学，独自留住在一座“下三虎”式小院中。她有一辆英国三枪牌自行车，时常骑着来访我。我也到她那小院去回访。有一次我们相约晚上到五公里外的里湖镇看电影。刚要上路，就见乌云压顶雷声滚滚，天边雨幕如堵。我扶着那辆三枪牌自行车，抬头望天，说要下大雨了。她活力四射地迎着我的目光，说：“我不怕！你怕吗？”于是我骑上，她跳上车尾，两人黑咕隆咚沿着榕江大堤往里湖镇闯。一路上电闪雷鸣，东南西北不远处大雨哗哗，却始终没淋着我们。到了电影院门口，她跳下车，朗朗大笑，说：“一点都没淋到！老天爷照顾我们！”我说：“是呀，我们毕竟年轻，大雨也给我们让路！”她说：“年轻真好！”

一个独立的院落，一对少男少女，在里边关起门来恋爱，却始终未有婚前性行为。这一点在今天的年轻人听去，大约很难相信。我们两个都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性激素旺盛。但都有与生俱来的道德规矩和仪式感，认为对美好的事物要有足够的尊重，不能随便就处置了；况且未有确定的生活基础，怕造成不当后果。

（三）

休学了一年，于1960年秋复学，重新读高中三年级。这时校长已经不是黄寄南。老黄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县局挨斗了一番，贬到农场喂猪去了。取代他的是一个叫做陈敦如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

陈敦如这个名字前头已经提到过。小学启蒙时张退之先生走了以后，到我村祠堂教我二年级的就是陈敦如。现在我读高三了，他居然成了县第一中学的校长，老师比学生升得还快！有人说老师好比蜡烛，消耗自己照亮别人。陈敦如却像一支会进化的蜡烛，越点越高大。

陈敦如大约也是送过鸡毛信的。教育系统中的革命者最擅长的事就是送鸡毛信，而不是扛枪拿刀。革命成功以后，他们大半由一般教师升级为校长。陈敦如送的鸡毛信没有黄寄南多，所以只当了偏远山区一个无名初级中学的校长。他也是带着学生到石流潭去筑水库的，也是有大量学生被苍蝇击倒。但他屁也不敢放一个，不像黄寄南那样敢拍桌子。

水库指挥长也拍桌子，说：“学生劳动不能12个小时吗?不能夜班吗?你问问别的学校有没有意见！”指恰好在场的陈敦如说：“老陈，你说说看，你们学校有没有意见？”陈敦如哈腰赔笑说：“还好，我们的学生倒没什么受不了的。即使拉了肚子，也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水库指挥长回去向黑旋风书记汇报了黄寄南的恶劣态度，称赞了陈敦如的共产主义风格。结果是，李逵布置了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将黄寄南挪去当猪八戒子弟营的厨师长，将陈敦如挪过来当县第一中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

那次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黑旋风李逵特地叫县一中派几个学生代表来在县委批斗黄寄南的大会上发言。学生代表第一名叫黄传舜，第二名叫余庆长。这两位什么背景我没搞清楚，从其神色气概上判断应该是红二代。脸上仿佛写着“江山是我们家的人打下的！怎么啦，不服气？”他们的父兄辈打下了江山，自然就有革命基因遗传在他们的脸上。上了普宁第一中学以后，黄寄南欣赏这两个学生的革命基因，知道是革命家族内的子侄，因而根据党的培养接班人的方针，将黄传舜余庆长吸收入党，成为预备党员，待转正。他们应该算是黄寄南的门生了，应该感谢黄公的知遇之恩才对。不料在这次县局的批斗会上，发言最尖，斗争最狠的两个恰恰就是黄传舜余庆长，连声喝令黄寄南跪下，还冲上去动了手。

陈敦如接手普一中，当即把黄传舜余庆长转正为正式党员。那时共产党员在社会上如稀有金属，在中学生中更是凤毛麟角。因而这两位势炎熏天，不可一世。全校千余师生中，共产党员总共五个，陈敦如和两位教师，还有就是这两个学生。陈敦如对他们不止是倚重，简直是将之当成副校长了。最后连我们毕业班的政治鉴定，都是交给这两人去做的。

（四）

陈敦如身材弯躬，蒙眉细眼，完全符合革命化了的教书匠形象。他身兼两职，作为党委书记他管政治，作为校长他抓教学。教学这一块他想出了一个点子：将高中三年级进行一次全面考试，按照分数重新编班。成绩最好的放在第（1）班，重点捶炼。依次排下去，第（4）班最差。这就好像将一群鸭子分出等级来，根据情况分笼喂养，因材施教。

恰好在这时，县三中和县六中也各有高中三年级一个班。他们原是初级中学，没有高中的。三年前大跃进，敢想敢做，就办高中。如今有了第一届高中毕业班。然而先天不足，对高考没有信心。便向县局提出，要求把毕业班托付给县一中代教，就像将鸡蛋放到别人家鸡窝代孵一样。于是，陈敦如将县三中编为高三（5）班，将县六中编为高三（6）班。这样，县第一中学就有了六个高中毕业班。

这两个外来代孵的班，简直就是扶不起来的跛鸭。考数学，不能用与我们一样的试卷。倘用一样的试卷，即使时间给延长一倍，也没几个人及格。而我们高三（1）班，没有80分以下的。

但高考的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两个外来跛鸭班上大学的人数，居然每个班比我们高三（1）班还多！我们这个精英班大都名落孙山！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问题就出在政审上！革命家打下江山，自然要照顾自己子侄的利益。他们知道子侄们凭分数是拼不过人家的。而那些读书聪明的白脸书生，往往又是令革命家看不顺眼的坏胚，要排斥他们。所以制订出了政审定终身的政策。录取大学生主要不是看分数，而是看政审。将考生分成四个类，甲类是可以读好学校好专业的。乙类是可读一般专业的。丙类则降格录取，没人要的师专之属可让他们进。丁类最惨：不宜录取！考得再好也没用！考生档案袋上大约是有四个空格，分别写着1234。校方只要在哪个空格勾一下就可以了。招生的人倘碰到勾4的，直接就填通知书：因招生名额有限，下一辈子再录取你吧，云云。

我忽然想起：清朝科举考试，有没对满族子侄特别照顾啊？难道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还比不上异族占领者？

黄传舜体质轻薄，走路颠跛，且边走边埋头自笑。余庆长则身材匀称，坚实精干；眼神严峻尖刻，有些像是二战电影上在火车站盘查犹太人的盖世代保。这两人学习成绩一般，放到高三（1）班或许有陈敦如的政治考虑。总之是我的同班同学了。班主任是陈华智，教政治的，共产党员。也就是说，全校五个共产党员有三个朝我贴身站着。

还有一个陈敦如从数步之外朝我投来闪灼的目光。在那次编班前的统考中他亲手给我发了第一名的奖状奖品，而且知道我十年前是他教过的初级小学二年级学生（有一次他遇到我村父老时提起我，说某人在普一中成绩极好），但我与他都互相没有认旧。他高高在上，鼻子朝天。我则孤僻，不善交际。

三个共产党员贴身站着，开始了对我们高三（1）这个精英班进行政治审查，考虑如何勾1234。两个出身地主富农家庭，还有一个人的父亲当过伪保长，这些就直接勾4了。又调查、探寻出一些人的家庭历史问题或现实表现。有一个人家里买水喝。镇里有专门从井里打水送水的人，收水费。这也打听出来，涉嫌剥削。总之狗屁叨糟，大半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家庭瑕疵。噼里拍啦勾4。剩下的就是研究各人的人品腔调了。

我的家庭成份，政府早就给改为中农，台面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海外关系，却在统一战线内，也不应成为上大学的障碍。剩下的，就是研究我的人品腔调了，也即政治表现，要写一份评语。

可能，我这个人生来有一种惹眼的气质。若与同学一道通过某个有兵站岗的地方，兵会对我特别注意，与看其它同学的目光明显不同。也许我的前生是一个深山修行的隐士，此生便有几分飘逸世外的风度。加以大眼睛，脸庞五官肢体各处成黄金比例，看起来真的不俗。这个长相这个气质恰恰是我们这个喜欢大众化的时代所不喜欢的。

评语是余庆长执笔，陈华智黄传舜陈敦如共产主义小组通过的。最后且不忘讲民主，宣读给我们听。

给我的评语是：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我当即提出：何以见得？有什么根据？

余庆长不答。我也没纠缠。我一向来在世俗生活中的态度就两个字：不争。想，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缺乏就缺乏吧。又不是缺乏做人的良知，偷鸡摸狗，或缺胳膊少腿，共产党不至于吹毛求疵把一个顶尖读书人才挡在高校门外吧？

就是要挡在门外！你以为你是哪根葱呀？看上去就不是个革命胚子！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聪明越有可能七想八想，持不同政见。将你挡在门外是绝对正确的！

高考答卷，我只有一道占6分的物理小题答得不够好。就算把这6分完全去掉，总分也是接近满分的。我们高三（1）班其余的同学也都没什么临场失手，总分都很高的。却都因为被共产主义小组噼里啪啦勾了4，全都“解元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了。接到的通知书上都写着“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下一辈子再录取你吧。”连抱歉词都没用一个。

在接到通知书之前，我沉不住气，借了一辆自行车去学校打探消息。进校门，恰好碰到黄传舜埋头自笑，一颠一颠从里边出来。此时他竟然放下了共产党员的架子，变得十分友善热情，手举通知书说:“北航！”北京航空学院。几乎要奔过来拥抱我。

余庆长上的是清华大学。如果在校门碰到的是他，不知他会怎样，我想象不出。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与他后会无期。但五十年以后，我把他写进《图腾醉》中，成为墨润秋和竹溪英石的同学，黄鹤市保守派的重要头领，镇反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