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十一节）

第11节　　雨纷纷，欲断魂

 （一）

被共产主义小组勾4，就如一个胎儿被中断一段时间的妊娠。虽然后来还是生出来了，对他体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瘦不伶仃地挑着铺盖行囊和那份“下辈子再录取你”的通知书，走着山路回家去。经过一座山神庙时在门前树下歇脚。有几个小孩似乎很感兴趣地围着看我。我不知道他们好奇什么，想什么。但他们的围观，以及这个山林旷野的静谧环境，触发了我的感伤。忽发奇想道：当年范进落第回家的路上，是不是也经过一座什么庙，也有小孩子围着看呢？

范进那时倒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即使在清朝科举考试也基本公平。连外族征服者都懂得人有生而平等的发展权，没对汉族考生实行政审、分类；并没有对满族子侄特别照顾。

而我的落取，这分明是不公平啊，是土包子暴发户自私的作为啊！

但那时我完全没有正常人应有的思想觉悟。长期的压倒性的舆论宣传，绝对的信息管理和教育，已经把我圈养成一个不正常的人。即使受到不公平对待，前途遭拦腰一击，也还是认着社会主义的死理，丝毫不敢怀疑制度的正确性合法性先进性，仍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正义的国度，欣欣向荣的国度，必将取资本主义而代之领导世界的国度。无论国家对我做了什么，都是不应该有所抱怨的。

我顶多只对陈敦如余庆长黄传舜那个共产主义小组有点不满意，觉得他们没有正确对待我。我心里没有任何髒字，与朋友在一起时说过的最尖锐的话只有这么一句：“难道我是杇木，不可雕么？”

带着这种老老实实浑浑噩噩的思想觉悟回到了家乡，报入户口，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我是一根草，而那些被大学录取的人则全是宝，天之骄子。学校把这些宝组织到一块，给买了车票，分批送一程。当其中一批在县城（流沙镇）汽车站一排排坐着候车时，恰好我进县城办事，也进入汽车站候车室。这些国宝突然看到我，都抬头把眼光齐刷刷射过来，神情复杂。 我判断他们的目光：知道周某人是学霸，闭着眼睛也比他们考得好，结果却是他们上升周某人下坠。这世道让我们占便宜了，惭愧，不好意思。有的人没感到不好意思，世道就该如此，感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争取到利益。叼到肉埋头吃吧。一个有妇人之仁的同学立起来与我打招呼，说你落取真令人感到意外，有可能试卷弄丢了，属于意外事故，低级错误。云云。

从汽车站出来，竟遇着陈敦如！这个十年前教过我认字，如今当着县第一学府党委书记的先生，骑着一辆自行车迎面而来。看到我，竟如黄传舜那样令人意外地放下共产党人的架子，变得热情可掬，煞车停步打招呼：“周笃文！”

我恨死了，狠狠剜他一眼，别转头愤愤离去。这态度让他的老脸霎时抽筋般僵住了。

（二）

我一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边申请出国。此处不留人，或有留人处。既然你们不欢迎我，我到泰国去投靠父亲还不行么？

不行！我们就是要既不让你上大学，又不让你出国，把你憋死在这个地方！不服气怎的？

此时的申请出国远非我母亲出去那会儿可比。那会儿公安局长只担心别国人往中国跑，不担心中国人往别国跑。现在，经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饥民纷纷偷越国境，逃港。边境解放军巡逻24班倒。曾有一个母亲抱着拉着两个孩子钻铁丝网。她本人抱着一个孩子钻过去了，那个拉着的却被卡住，巡逻士兵追过来抓着。兵说：钻回来，不然我把这孩子烤吃了。那个母亲说：“行啊，我一个儿也够了，那个给你！”毅然前行。兵想了想，只好把孩子塞过铁丝网去。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申请难，难于上青天。谁要是申请出境成功了简直就是“放卫星”，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乡有一个人叫周锡坤，叔叔在柬埔寨经商，想叫他去帮忙。这老兄坚持走合法申请的正路，不断地请大队干部喝酒吃肉，三天两头跑县公安局。结果，自行车轮胎跑坏了七八条，还没达到目的。只邻乡据说有一个姑娘放了“卫星”，申请成功，出去了。不过出去一年以后，由于受资本主义自由观的影响，对吃过的亏不甘心，写回信来向政府投诉，说在某干部胁迫下，她不得不以贞操换出境，云云。

由以上例子，可知我要申请出国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在这个痴心妄想过程中，所饱尝的辛酸、疲惫和煎熬真是不忍言说。当那些读书犹如啃砖头的蠢才在大学课堂里打磨着他们的铁饭碗的时候，我这个玲珑书生却不得不蹒跚往返于各个无产阶级衙门之间，讷讷哀求给出路。当那些暴嘴黄牙的粗人在红香绿凉的大学校园漫步的时候，我这个唇红齿白的雅士却不得不挥汗如雨弯腰曲背于污泥阡陌之间。

既然申请难，就应该脚底抹油偷渡呗。其时正是逃港潮风起云涌的时候。既然正门走不通，那就走邪门歪道。如果我对周围环境和个人遭遇有足够清楚的认识，就应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偷越国境。

然而我竟没有走这一步。主要的还是脑袋瓜有问题。尽管吃了大亏，还是认定社会主义的死理，认正规门道的死理。此外，恐怕可以用驽马恋栈这个成语来形容，没有闯劲，窝窝囊囊。

认社会主义的死理甚至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其时正值中苏论战，人民日报发表“九评”，评驳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我竟非常关注，非常狂热，简直要赤膊上阵，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帮助论证。受了十多年社会主义教育，还嫌不够，又找来新出版的革命小说《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热血沸腾地读。

文革期间，1967、68年，广西发生许多吃人事件。吃阶级敌人。有一个叫易晚生的人创立一种理论，说吃之前要先对被吃的人做思想工作，做到他愿意被吃，承认该吃；那样吃起来最补人。我的情况与此相仿。思想教育工作要做到即使把他勾4了前途腰斩了，他也俯首帖耳不敢抱怨即使抱怨也脑袋一锅浆糊出不了声音。那样欺负起人来社会最稳定。

这个倒霉蛋书生在乡下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啊，说起来酸心话长。我是一个市井智力特别短的人。也就是说，一个完全无用的书生。放到学堂是个宝，放到市井是根草。伯母那个养子划详，学堂智力几乎没有。小姑母一句句教，他还是无法把课文念通。如今长到25岁，却是很有能耐。此时娶妻生子，我以及妹妹和他们仍然算一家，生活在一起。这就不免有了一些生活矛盾。面对世俗这些磕磕绊绊，我简直束手无策。束手无策一段时间以后，连我自己也变俗了，鄙俗不堪。环境在改造人，在风化人，在将斯文扫地。一颗玲珑珠子扔到世俗浊流之中，被污染被侵蚀被臭化被埋压，渐渐地就不那么“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了。

分家的时候，划详到我这边来上上下下地搜东西，看还有什么财物可拿。我却不懂得说话，或也到他那边去搜一搜。18年前祖父从泰国带回来一只犀牛角，应该是比较值钱的东西。但我一生几乎没有财产观念。当划详来我这边上上下下地搜索的时候，你猜我在做什么？——在拉胡琴！那时间借了一把二胡，正在练习阿炳的《二泉映月 》！划详猴子般来我这边楼上楼下地爬，什么都拿走，我竟视而不见！

原说好房子对半分。纵划一条线，西边归他东边归我。但他又到我这边窗下弄了个猪圈养猪。对此我毫无办法。居然还去找非正式族长老麻叔，希望他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被这位满脸坑坑洼洼的麻子族长奚落一顿，说难道得在中线砌起一堵墙来么？

我在世俗生活中的态度是不争。普宁县第一中学共产主义执政小组评我“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给我勾4，我不争。现在堂兄划详搜索我的领地，我也不争，还拉胡琴！非不争，无力与争也。倘争，依照划详那个气势，恐怕要打起来的。而要是打，让村人来投注猜猜头破血流的会是哪一个，100%都会认定是我。有亲朋暗里担心，劝我一定要避免战争。

结果是，分家之后我和妹妹家徒四壁，连一个炉子都得去重新买。而那时，父亲已经不给我们寄侨批。他在泰国不但再娶，而且秘密养了外室。认为我已经过18岁，他没有义务养我了。至于妹妹离18岁还有多远，这个他就装糊涂了。他只是将我们当作普通亲戚，年节给亲戚寄节礼时也给我们一份。

我和妹妹的生活陷入了几乎断炊的境地！只靠着生产队分的那点谷子，瘦不伶仃地挑着去换米。有一回到墟上叫来一担柴草，樵夫挑到我家。付款的时候，我凑来凑去还差一分钱，急得不行。在屋里展开大搜索，终于在抽屉角发现一分钱，我高兴得仿佛捡到一块金元宝似的！

这个倒霉蛋书生还是一块令女人垂涎三尺的好肉，阳刚大气而又文质彬彬，明眸皓齿而又雄性气味浓烈。就如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上山下乡当知青那样，难免置身于危险之中。我这一上大学无望，爱情自然便离我而去。不用雍兰提出，我就知道发展趋势。她来访少了，我也不再回访。这一来就落入一些女人的魔爪之中。第一双魔爪是来自城市的一个摩登女郎，外美而内劣。她之所以诱我，是为了写一封信告诉雍兰：我被她睡过了。女人与女人是大不一样的，有的冰清玉洁，有的隔着三间屋子就能闻到她的臭味。当然，这臭味必须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的鼻子才能闻到，少年人的鼻子是不灵的。之所以会落入摩登女郎的魔爪，也显见我的浅薄和丑陋。第三双魔爪是带着酒气突然闯进我房间的。高大强壮巨乳，直接就将我掀倒。这个，我倒并不懊恼。毕竟，在人生失意而青春似火的时期，魔爪对于我也是雪中送炭，渴中送水。

我的意思是说，挫折使人堕落。一切都肇始于那份“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政治鉴定。要是能顺利上大学，获得美好爱情建立幸福家庭修成正果的机率就会大得多。这一下好，琐碎与挣扎相随，柴米和油盐并忧，污泥与浊水打滚，青春和魔爪共享，该算是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了吧？

（三）

在困顿和丑态百出中过了将近两年，1963年春一位朋友春典来鼓动我一起逃港。他逃过一次，没有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对路线和边境情况有所熟悉，这一回想来与我共享经验。我对于邪门歪道走资本主义道路心里还是不很认可，劲头不大。但实在没有出路，只好暂时模糊心中的政治原则，就答应了。两人准备了干粮、水壶、电筒和地图，以及红药水纱布之类。骑了典的破自行车。我一直没有自行车。父亲曾经从海上食筹之路给我寄一辆自行车。华侨为了救助饥荒中的国内亲属，纷纷寄碳水化合物和用的穿的。轮船公司看准这一商机，大船一艘又一艘地往汕头港开，形成一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海上食筹之路。看起来运转正常，父亲就给我们寄来一些吃的和用的，包括那辆自行车。不料这一趟船到汕头时，黑旋风们的海关突然想抢劫，宣布所有舶来品由国家收购，如不同意收购就退回去。结果，时值至少五百元的自行车，给我六十元就算他的了。所以现在要和春典偷越国境，只有骑他那辆破自行车。我们两个人一辆自行车，我骑前面他坐后面，或者他骑前面我坐后面，轮流踩着，开始朝自由世界跋涉逃窜。

经过华侨中学前面的公路时，我停车进去与雍兰告别。雍兰依依不舍地送出来，一边掏口袋，凑了近二十元，整币零币都有，塞到我口袋里。我不肯接受。春典跑过来推我，说：“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走吧！”

路旁小饭店吃的中饭。饭后，春典掏出香烟来抽，递给我一支。我在农村入乡随俗，开始与劣质香烟有染，但尚未上瘾。便接过来抽上。春典挺大方，另外取一包烟丢过来，说“放口袋里！”

抽完烟又骑行。第一天半下午就被截住了。政府不但把边境堵得更严实，而且沿途设卡，将偷渡者拦截于未到之中。我骑前面，春典背包坐后面。路旁闯出一组持枪的民兵，喝令停车。为首的民兵满嘴暴黄牙，大约是班长，取过背包查看。

我见势不妙，急忙说：“他是坐车的。我是踏车的，赚点苦力钱。”民兵班长翻包查看。发现干粮、地图和电筒、水壶、塑料布，一件件掏出来，问：“这是什么？这个又是什么？还有地图？这分明是——逃港，对不对？”

班长每掏出一件，我都把眼睛、嘴巴和鼻孔张得大大的，十分惊愕的样子：“啊？有这个？甫尼母，带这个做什么？”

当班长说到这分明是逃港时，我骂道：“甫尼母个老几，原来你是逃港！要知道你干这个，给我双倍车钱也不尿你！”

“你们不是做一起的？”暴牙问，上下打量我。

“哪里做一起！我是踏车载客的，做交通的。我平时就在汽车站附近揽客。你应该见到过我。”掏出春典的那包烟来，打开，取一支，给班长敬过去。又给其它民兵发烟。自己叼上一支，没带火，装模做样地在口袋里找火。一个民兵掏出打火机给大家点烟。

班长抽着烟，再次上下打量我，拿不准究竟是否见过。终于说：“那好吧！”指春典，命令他的兵：“将他捆树！”

几个民兵将春典推到一棵树下，拿出绳子，结结实实把人和树干捆在一起。那是一棵歪脖子树，树干不直的。这使得被捆的人更加不舒服。他现出痛不欲生的样子。我心里同情，但毫无办法。这时我把香烟抽得差不多了，烟屁股一丢，对暴牙民兵说：“那么，班长，我走了。时常见！”朝所有人挥挥手，就要跨上车逃之夭夭。

忽然叭的一声，一颗子弹从后面射过来，击中我的后背！

不是真正的子弹，我是说春典的声音，大声喊道：“周笃文，你不能走，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民兵们扑过来将我拿住，哈哈大笑：“原来穿同一条裤子的！装作不认识，差点让你跑了！”

我被捆在另一棵树上。与春典面对面，相距3米。我骂道：“甫尼母块几，出卖我！”

他说：“留下我一个人真的害怕，商量都没人商量。咱们是朋友啦，有福同享有苦同吃啦！况且，自行车是我的主要财产啦！”

“甫尼母，我会将你的车佔为己有？即使你被枪毙我也会给你收尸，把车还给你家！现在两个人都没好，还商量个啥？你说，商量个啥？”

那种捆法很不人道。双手与肚子与树干捆一块，虫子咬都无法挠一挠。大汗淋漓。有蚊子直扑我的耳朵，嗷嗷两声，仿佛在尖声狞笑：“怎么样？”

捆了个把钟头，直到民兵换班才人树分离，把我们重新捆绑成猎物状，绳子牵着。树林深处还绑着先前捉到的三个偷渡分子。连我们一共五个，绳子牵着，进入镇子。街人闪开，夹道观看。牵绳子的民兵洋洋自得，似乎捉到五头麋鹿。一会儿就到了“反偷渡联合指挥部哨所”，推入一个关人的房间。

这时起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非人”。先前无论家庭暴力，或是石流潭水库的奴役，或是高考被共产主义小组勾4，都还算是人。当然，那个被令在地上爬的地主婆，那些被“嘀嘀哒，准备好”砰砰砰枪毙的人，遭遇是非人的。但那是别人的事，事不关己。现在可是轮到我自己遭受非人待遇了。我们被关入的房间，不是按照每个人躺下的需要来安排面积的，也不是按照坐下的需要来安排面积的，而是按照站立的需要来安排面积的。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关了三四十人！动物都关不了那么挤啊！

虽然人类比动物文明点，但挤压到一定程度文明也是会变野蛮的。客气、谦让、仁慈这些东西需要一定的空间。因此，那个晚上最需要的不是睡觉，而是要防止被别人攻击或踩踏。身居险恶之地，不敢坐下。如立超载车厢，摇来晃去。多的是二氧化碳，乃至酸味扑鼻。少的是有氧空气，甚感呼吸困难。汗酸与狐臭并存，敌意与恶心同在。

不知什么时候坐下的，什么时候睡着的。究竟是先坐下再睡着还是先睡着再坐下，不知道。总之早晨发现都七歪八倒各自拱得像一只睡鼠，趴在一起。

幸好第二日就放走二十几个人，傍晚补充的俘虏也不多。到了第七天，我和春典也获得释放。自行车等各物也没收了，只留下帆布包和干粮，以及每人五元钱，就叫我们滚蛋。春典要求返还自行车，所长说：“还给你还会偷渡。这是犯罪工具，没收！”

我们买票乘汽车回到县城流沙，从流沙步行回家。我说：“甫尼母，要是不揭发我，那辆破脚踏车现在还在。这可好，让我像畜生一样被关七天不说，你的主要财产没了！”春典一个劲地摇头叹气。

（四）

回到不但食无鱼出无车，而且时常炊无米的家中，无比沮丧地趴了个把星期。雍兰来看我。听到假车夫方欲逃之夭夭却被一颗声弹击中的情节，大笑。她说，那怎么办，申请不批准，跑又跑不出，难道在这乡旮旯一辈子呆下去么？

“那倒也不错，讨个媳妇。”我说。

“还讨媳妇呢，谁跟你？”她说，“不如还是再去考一次大学试试吧。政治气候与前年比，据说有些转凉了。主要是全社会饿的，饿得共产党也变客气了，让民主人士一干二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那么，高考政审说不定会宽松些。况且，你那缺乏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评语应该过保鲜期了吧？这一次作为社会青年报考，政治鉴定可能会由公社来做。”

我听听似有道理，但说：“这会儿已经是5月下旬，离高考还有一个半月不到。功课已经荒废两年，复习也来不及了！”

雍兰听听，现出知难的顔色。但说：“加个班，能复习多少是多少。反正你现在没有别的路。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吧。考砸了也没人打你屁股。”

我还是没下决心采纳雍兰的建议。两年来我已经被生活改造成一个得过且过的农村小混混，还危险性极高地“偷鸡摸狗”（与有夫之妇来往）。脑子变成一袋浆糊，即使雍兰这样的玉手要提携也提不起来。浑浑噩噩地又虚度了几天，直至5月尾的一天下午，我横着躺倒在床中间。双脚着地，拖鞋都没脱。上身横搁在床上。成了个被折弯的感叹号。一会儿缩脚侧身抱头，拖鞋掉落，构成一个问号。下午的太阳光从高高的小窗斜照进来，无数的微尘在光柱中浮动，仿佛在演绎无穷无尽的憋闷而苍白的生活。也不知是哪一根神经被触动，我突然鲤鱼打挺般一跃而起，猫下身去床底下拖出放书籍杂物的竹箩筐，取出旧课本，拍掉厚厚的灰尘，决定按照雍兰的建议去赶考。甫尼亚母块几，本人最擅长的就是考试，尽管已经荒废功课两年，也不知教材有无变化，但老子不相信便考不过你们！不考出去，老子在农村没有活路了！

当晚就开始点煤油灯复习。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把每个人都弄得“营养性亏空（孙经先的词儿）”。我又经历了石流潭洗劫和伊拉克蜜枣案，加以这一次偷渡被关笼子饿肚子，身子几乎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以这点仅有的脂肪储备，要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把已经荒疏两年的功课复习透，委实是极困难的事。没几天，我就感到大脑芯片在向肚子提出能量要求，肚子则要求大脑芯片想办法。大脑芯片搜索了一番资源，觉得可以向一位叫做方思清的同学求助，他家庭经济比较好。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思清学友，说明我不坠贾雨村之志，希望他慷甄士隐之慨，假以粮草，助我赴考。结果方思清兄寄来了一百元，使我在这40天的复习期有了起码的营养补充，不至因饿肚子而昏昏欲睡。

在复习代数的时候，我一页一页扫描着。却没有扫描透，在最后一页放弃了，收工了。

结果，高考数学题中占分最多的一道题正是在这最后一页上！二十多分，一道例题：特殊方程的联立解。你只要将课本最后一道例题照抄上去，二十多分就到手了！

由于没有扫描透，我功亏一篑。数学考试的大半时间都耗在这道题上，结果还是二十多分尽失。

这一下完全失望了。前年考那么好，都落取。今年凭空丢二十多分，哪有希望呢？

于是我不再等通知。那是用不着等的。那天下午，我借了个喷雾器，在河边只穿一条裤衩，瘦不伶仃地在试验那个喷雾器，准备到自留地去给甘蔗打蚜虫。初中时候的同学，铁匠的儿子安仁，骑着自行车从桥上过来。看到我，停好自行车，说：某人，你站好了，听着：恭喜周府大老爷讳笃文者高中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专业第1名！拿出了录取通知书。

原来，虽然数学丢了二十几分，其它五门功课还是考得不错的。尤其是语文写的那篇文章，出类拔萃。上大学以后，系里要搜寻文学人材，专门查了高考语文分数，找到我。而且此次政治鉴定由大队做，他们当然不会说我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我向左邻右舍借了一百元，就向武汉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