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四节）

第24节　　落入陷阱

 （一）

写到这里我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停笔三天。极其沮丧，极其内疚。我应该像日本人那样切腹自杀，唯其那样才能表达痛心疾首的自责。

不是自责在“大节”上犯了错。不存在大节的问题。如果我是共产党员，投向对岸那是叛党。如果台湾是另一个国家，投向对岸那是叛国。我只是在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在国内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做出选择，寻求帮助。

我之痛心疾首，是因为下了地狱也没有对母亲做出有实效的帮助。我吃大亏了，尽显我的窝囊和笨拙。此外，这过程也说明我对母亲不够挚爱，不够热切。这可能与小时候被她打得太厉害有关，造成了感情上的淡漠。总之，我今天为自己未能帮到母亲而深深自责。

1949年中国分成两块以后，战火纷飞的内战变成了隔着海峡的冷战。冷战包含着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就是策反对岸的人为此岸服务。叫谍战可能不很适当。谍战是一桩十分严肃的事情，必须有严密的构思和训练。东岸却一点也不严肃，没有构思和训练。他们把这个攸关人命的事情当成玩笑来开。例如说，他们通过电台对大陆人广播说，你只要写一封信寄到海外的这个地址那个地址与我们挂钩，就算是参加我们的组织。有些对统治心怀不满的人果然就写信了。结果，这些信都逃不过西岸的检查。都被抓起来判刑。一封信你猜判多少？——15年！我在提篮桥监狱见到三个老头子，就是因为这事给抓进来的，都是15年。

可以这样来描述：东岸草草率率地设了许多陷阱，引诱西岸的不满分子落入其中，然后由西岸专政机关予以扑杀。两岸统治者联合行动，对心怀不满的大陆人进行谋害，造成为数不少的受害者！

我算是不容易落入陷阱的一个人。“受党的长期教育”，基本觉悟还是有的。即使挨了棒子，被通知下一辈子再上大学吧，也没动摇对共产党的信仰。此外，我是个散淡的人，不喜欢参与世间的斗争。思考可以，冷眼观察可以，评论可以，参与行动则NO。十年前第一次赴泰探亲，东岸那样招募我，开出的条件相当优惠，我都没有动心。至于收听“敌台”写挂钩信之类，更加不会干。

然而这一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向陷阱走去！根本不知道这个陷阱有多深，是怎么个情形。

原来，东岸已无大志。过去想反攻大陆，“光复”中华，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还认真些。听说招募得手后，郑重其事，举行仪式、青天白日旗下宣誓。等等。可到了1989这个时候，深知光复之难；即使光复，面对大陆这个已经非常陌生的有点奇怪的大摊子，也不知怎样管理，畏难之矣；因此只想混混，维持现状，最好独立出去。随着总体思想的变化，“看不见的战线”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只是由于惯性，一时停不下来。就像一个人骑自行车，起初目标明确，骑行有劲，后来心乱意懒，就吊儿朗当了。

他们负责这项工作的一班人素质不高。只是谋个职业，瞅空得个便宜贪污点钱，混混。根本没想到自己做的是攸关别人生命的事情。过去他们把大陆人当同胞，把招募到的人当同志。现在，只是把大陆人当成陆巴子，把招募到的人当临时工、穷鬼，或者买来的猪仔。

有古语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可是东岸负责做这项工作的人用人必疑。据说有被招募者返回大陆以后不与他们联系了，失联了。是被抓起来还是本人生悔，不知道。从此，他们规定，人返回大陆以后，必须寄一封密写信到台湾指定的地址，合同才生效。此后，必须维持每月（还是两月？我记不大清了）一封 信，才算。

这真是令人发指！他们不会不知道，多一封信就多一次暴露的机会。而这些信，基本上都是没有必要的嘛，只是为了证实你还没脱钩。他们没对被招募者进行任何训练，只教用白醋在信纸的背面密写内容，正面平常墨水写公开寒暄语。他们说，只须异地投寄，就百分之百安全。比如说，你住在上海东边，只要到上海西边投寄，共产党就查不到你。

这简直是小孩子哄小孩子。别说上海西边投寄，便是西藏投寄，共产党也能查到你。你那个白醋密写法，只要牵一条狗来，就能嗅出端倪了。现代仪器比狗灵敏得多。可东岸这些专业人员，他们似乎还停留在十九世纪学龄前儿童的水平上，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或许，知道是知道的，只是把别人的性命太不当一回事。

此外，东岸招募人的时候开出的薪酬和津贴大都没有兑现。你买人家的命，却不付钱，这算怎么一回事啊？我有几位相同案由的狱友，陈景胜等，在香港成立“两岸受害者协会”，就类似于农民工讨薪。结果有没讨到，不得而知。一个叫周国騤的，受派遣进入大陆，前后坐了38年的牢。晚年出狱，曾到台北街头拉横幅静坐，也是讨薪。

这些人都是在册的，不管老板怎么不讲信用，多少还是可以得到一些补偿。最亏的是那些写信挂钩而还没有挂上就被共产党判15年徒刑的，他们根本就没地方去讨薪。设若今后有一天东岸政府想竖立起人道形象，应该对隐蔽战线上的受害者，不管是在册的还是不在册的，予以充分的赔偿。

（二）

写得很没劲。每天只打一段两段，在凯迪原创上贴出。我似乎得了老年忧郁症，寂寞哀伤，没滋没味。犹如一个煤块燃尽的炉子，缺乏热量。而最近贴出的内容，被屏蔽了，戴口罩了。屏蔽就更加没劲。犹如一个人挑着担子皱眉咧嘴极不情愿地走在泥泞路上，前面却遇到设卡检查，过不去了。这一来当然更加没劲。本来就气喘吁吁，戴口罩更加透不出气。只想扔下担子，啥也不管地往回走。

然而还是要写下去。我的这个人生历程有点特殊，又恰好有写作能力，是值得凝聚出一部纪实作品的。世人大都过得幸福而平凡，经历无可道者。即或有可道者，却不一定写得出。我这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历史、政治、社会、人性，甚至两岸隐蔽战线和铁窗大墙。写出来正可以给闲观者添趣，给研究者展眼。正如一具西汉古尸，可以给后人研究出好多东西。七八十年来吃掉的米和番薯不少（我们潮州如果要指某人傻，就说他是“食番薯的”），喝掉的酒也不少，现在以一部《图腾醉》，再加一部《自述》，或可略表对于天地人类的回报之心。

屏蔽这个专业实在不怎么高明。如果我写的是低俗无聊甚至色情淫荡的东西倒是不一定会被屏蔽。恰恰《图腾醉》这么一部以艺术手法表现历史的作品，除了凯迪放行而外，其它所有门道都屏蔽了。《自述》也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个别章节屏蔽不是凯迪的错，它也是不得以而为之。然而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少屏蔽或不屏蔽比较有利于人种的进化。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且说我参加了台湾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却没对其中的猫腻有所防范。一切按他们要求的做。想，人家毕竟是专业这个的，懂行，而且决无耍人之理。

说起来真是耻辱。隔行如隔山。我一个学工科的，一个在封闭教育中成长出来的愚民，怎么可能与有高度专业水平的大陆安全部门作对呢？那就像一个小孩被拳王泰森玩弄于股掌之上。晋时数人言险，一人说百岁老翁攀枯枝，一说井上辘轳卧婴儿，第三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参加台湾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是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更加危险而可笑的。

（三）

我很快就被共产党逮住，判14年有期徒刑！在提篮桥监狱关了13年三个月 。就是说，减刑两次。第一次半年，第二次减了三个月“余刑”。

这13.25年刚好是一个强奸杀人犯的实际刑期。在一次减刑大会上，法官宣布减刑名单以后，狱长讲话时提到这个案例。那是个邪恶凶残无人性的畜生，作案手段闻之毛骨悚然。但认罪态度良好，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入狱以后遵守监规服从改造，是以连连减刑。死缓只坐了13年多就出去了。狱长以此鼓励大家：只要积极改造，前途还是大大地有的嘛！

我也是认罪态度良好遵守监规服从改造呀，怎么给我减刑就那么吝啬呢？就如冯梦龙讲到的那个“汉世老人”，入内取十钱准备施给乞丐，却一路走一路舍不得，“辄减之”，到了门口手里只剩下三钱了。结果，我的实刑就等于是强奸了一个姑娘并将她杀了。

提篮桥大佬的理论是：人家虽然凶暴无人性，侵害的客体却是个人，只有极少数运气不好的女人会碰到。你政治犯侵害的客体却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至于人性，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不是？

咦，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犯，入狱的都是刑事犯吗？怎么此时又说到政治犯并区别对待了呢？

一个最讲政治的国家却没有政治犯，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不但有政治犯，还有经济犯，就是贪官或贪员。经济犯待遇最好，管理最宽松，减刑最容易。他们外有“人脉”，内有队长照顾，噼哩啪啦减刑，一般刑期过半就可以走路。而这些贪人，放出去以后墙旮旯都还埋着一个金坛子呢。

真正的刑事犯，即那些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盗窃的畜生，待遇也是远在政治犯之上的。劳动时上厕所，刑事犯可以独往独返，唯政治犯须两人同行互相监督。刑事犯两年一次减刑，一减就是一年两个月至两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