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六节）

第26节　　凌空一脚砸下来

 （一）

由于睡觉气闷，我要求将楼面外墙的窗子打开。为这个事与缅甸商人，“小和尚”，争执过多次。他是佛教徒，入狱以后还定期持斋吃素，所以大家叫他小和尚。

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一位不知马桶为何物，探索之而大惊的缅商。宾馆服务员说你住宾馆太贵，不如住我家去吧。她家只有一个房间，她和孩子睡一张床，小和尚与服务员的丈夫睡一张床。半夜大家对着痰壶缸叮叮噹噹小便，关系亲密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有一天女人整理小和尚的箱子，发现一个未封口的大信封，里边是国民党给上海某甲的委任状！据小和尚说，朋友托他带一封信给上海某甲，他不知道信封里是什么。他们那里朋友互相信任，托带信不封口，带的人也不看。小和尚把信带去给某甲，但回老家去了，不在。小和尚打算把信带回去还给朋友。服务员看到这张委任状，不动声色，只要求小和尚帮她购一套房子。那时便宜，只要四万元。小和尚说银根紧，来上海也没赚到什么钱。准备走。服务员一家热情送别，叫一辆出租车往火车站开。半途，女人说要下车打个电话，一会儿到车站找他们。小和尚像个傻瓜那样陪女人的丈夫孩子在候车室坐着。没等到女主人，只好剪票进站。其实女主人在剪票口呢，她对GAB（国家安全部）一组人员指说：“就是他！”

小和尚被判十年。在监狱里改造态度良好，人也精干，当了劳役犯。后来当组长。打饭、提水、拖地面，侍候其他犯人“做劳役”（就是洗脚洗脸，有时会听成做老爷）。一般犯人是可以每月寄一封家信的。小和尚却不被许可。大约共方希望在缅甸的国方摸不着头脑，会再派一人给某甲送委任状，那样可以再逮一个人。这样一来，小和尚与家里就处于失联状态。直到小和尚快刑满了，他的父亲才终于追踪到提篮桥监狱，来探监。

晚上“关风”前，劳役犯会将外墙的窗子关好。我说气闷，要求小和尚不要关窗。小和尚对我没什么好印象，不理我这个茬。我再三抗争，最后只好让大窗上面的小气窗开着。

然而隔壁监房有一个香港老头也与我过不去。他睡的是2号位，头在瓮口。知道我瓮底，有这个讲究空气的毛病，便向队长说感冒了，年老怕风，要求将气窗也关掉。队长说照顾老年病人，叫关气窗。

与我同监房有一个江湖豪杰，叫沈文久，睡2号位。他看不过去，以讥讽的口吻对香港老头说：“老头子呀，真感冒了？一点也看不出来嘛！怎不吃药呢？”叫医务犯给老头子一大把感冒药，并且亲自侍候老头子把药吃下去。一边说：“哎呀是药三分毒，但是没办法啊，感冒不治不行啊！”老头子好像被沈文久施了魔法似的，只好憨憨地将好几种感冒药同时吞下去。

这位沈文久，大家叫他土匪，虎背熊腰，孔武有力。在外边是黑社会老二，很有豪侠气。他像阮籍那样能为青白眼。对一般犯人待之以白眼，独独待我以青眼。他也是缅甸来的，缅籍华人。他警告小和尚别太欺负周某人，否则回缅甸跟他算账。缅商知道此人杀人不眨眼，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向队长报告说沈某人为周某人说话。为此队长将沈文久调往别的监房，并规定他不许与我说话。

这个队长姓孙名云鹤，任反革命中队中队长，兼第1小组主管队长。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的。四旬人，短腿墩实。是个坚定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无论思想还是能力都堪称其任。有一次痛恨地说“你们不就是想多党轮流执政，一人一票吗？”而我这个人属于有癖有疵，有真气有灵气的一类，向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容。中学毕业那会儿共产主义小组鉴定我“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现在当了反革命到孙云鹤这里自然更加没好果子吃。没整死我算他仁慈。他把沈文久调开，可能故意挑选，调入一个叫做吴莫托的，取代沈的位置。他知道吴莫托对付我正合适。

（二）

吴莫托鹰钩鼻。眼睛特别小，而且两眼距离特别短。上海大学学德语的，毕业后给什么局长当秘书兼司机。或为钱，或为女人，跟局长关系搞砸了。出逃，泅渡到金门岛投敌，大表反共的决心。在背上刺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潜回大陆，被逮后声泪俱下控诉国民党，说毒打他，强行刺字。要求将刺字改成共产党万岁。监狱医院终于给他把反动标语抹掉。为此，获得云鹤队长认可，同时气味也相投，给他很高的“改造层次”，属“改造骨干”。减刑二年，宽待、倚重。

监狱里边也分阶级的。事务犯相当于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组长是分会主席。劳役犯是民兵。“劳动改造积极分子”相当于红五类。像我这样的，就是地富反坏右了。吴莫托原调去过九大队翻译组，在那里与人闹矛盾，给遣回来。暂时没有职务，层次相当于贫协名誉主席吧。

虽然“改造运气”不错，吴莫托的内心依然如一座精神地狱。他的名字其实就是空虚的近义词。吴莫托，无么托，没什么好寄托。因而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就看书。“关风”以后，楼面上日光灯熄灭，25W白炽灯亮起。灯光低低的从铁栅门洒进来，照见各种惨淡的人生。这灯光也恰好给1号位2号位看书。

真正读书的人心静，看完一页再翻下一页。可这个吴莫托心浮气躁，根本读不进书去，只是把看书来当镇静剂，分散痛楚。眼睛沉不下书页去，扫一两眼即翻页。枕边放一叠报刊杂志，翻翻这本翻翻那本，像翻烤大饼一般。心善者翻书尽量地轻，怕影响别人。可这个吴莫托是个流氓，只会怕不影响别人。

也许有人会说翻书能弄出多大声音？可你不知道，周兴瓮是有音响放大效应的。而我这个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每临近睡乡边界，就会被爆炸声拽回来。吴莫托翻书页的声音在我听去确如爆炸，在那安静的夜晚，在那有音响放大效应的瓮里。如是者十数。直至25点以后，吴终于将书放下，起来小便以后躺下准备睡觉了。然而他那内心是个自我煎熬的地狱，哪会睡得着？一会儿又起来小便。再过20分钟又起来小便。小便的时候得跨过我这个3号位的肚子来到马桶边。2号位上马桶是必须跨过3号位的。1号位则不必，马桶就在1号脚后边。

让人从肚子上方跨过去，心理感觉很不好。而且我知道吴莫托是个坏蛋，保不准他会故意朝我身体某个要害部位踩下去。所以我保持着警醒，一有动静觉察到吴莫托要上马桶，立即坐起来给他让路。等他归位了再躺下。他那样要折腾到凌晨三点以后，才终于入睡。这时我也可以放心睡了吧？然而我倒反而睡不着了。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忽然电铃声急骤响起，开始新一天的“改造”！

人无食尚能活，无眠却是最难受的。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弄一只狗，给它食给它水，但不让它睡觉，它刚要睡就弄醒它，看它能坚持多久。结果将这只狗弄疯了，死了。我感觉自己就如那只被实验的狗，生不如死。

我在周记中详细写了吴莫托的毛病，自己的危境，要求云鹤队长干预这个情况，叫停吴莫托的夜读，将我或他调去别的监房，分开。监狱规定犯人每星期写“改造周记”，这倒是一个向队长表达意见的渠道。队长会批阅、签名。

云鹤队长阅读我的周记时，不难想象，表情是得意的笑。他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周记由组长发回来，我打开看看有什么批示。没有，只是“阅，孙，年月日”。走出来巡视楼面，经过我们监房时我看到他嘴角挂的是冷笑。脸上似乎写着提篮桥狱警的口头禅：“这又不是在你家里。要舒服回家去好了！”

每星期有一个改造节目是“生检会”，大约是生活检查会的简称。有时会听成生煎会。大家坐一块，各人说说改造心得，或意见，最后由队长讲评。我就对吴莫托的德行提出意见，说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睡觉。要求吴莫托不要看书，或不要太晚，翻书页时轻一些。

说完，全体组员静默。大家都看云鹤队长的脸色，都拎得清形势。知道吴莫托是改造骨干，贫协名誉主席，队长赏识的人；知道周某人黑五类，改造层次最低，给队长没好印象。

只有一个人发言 ，就是姜建国，人称“百万”。据他自己吹嘘，说在国外有百万美元的财产。后来又说是港币。没个准，所以大家叫他“百万”。百万说：“同监房华零成怎么没说话呢？人家怎么睡的？”

这的确是个问题。是呀，同监房的还有一个人，华零成，怎么不说话呢？

1949年华的父母带着另两个孩子去台湾时，零成2岁。大约长得憨头憨脑，鼻涕哭相的，不为父母所喜，就将他留给邻人收养了。养父母双份工资，没生孩子，所以“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都没饿着他。碰上文革，也没读什么书，上山下乡去。后来返城，被街道居委会安排早晚巡逻，与一群大爷大妈拿电筒到处照照。每天七毛钱，人称“七毛驴”。八十年代台湾姐姐回来寻到阿弟。于是去台湾认亲。家人都觉得亏欠他，竭力补偿。于是他有了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他是个没有思想没有特色的人，也没有经济拮据的问题，其实完全没必要来吃这场官司。居然吃了，这与他的气质有关。他是个小气而且粘糊糊的人，三棍子也打不出一个闷屁。整天盘算的是物质利益。嗜食大蒜头，每顿都嘎嘣、嘎嘣像吃苹果似的。我说你也给我一片大蒜吧，以便抵抗你这个大蒜臭味。他万分舍不得地抠了半天，终于给我一片。下一天再问他要，就不给了，好像那是喜马拉雅冬虫夏草，金贵得不得了。我只好叫家属给我也带些大蒜头来。不料这月接见时零成的老婆倒忘了带大蒜，癖嗜断档。于是向我借大蒜，说下个月还。我说还什么呀，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共产主义，有蒜同吃。但到了下个月 ，他老婆带入大蒜以后，却只还给我一片，就算两清了，恢复了私有制。这就是他的性格。

他买了不少的书。从一个人读什么书也可推知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凡不读历史不读小说而专门读心灵鸡汤类养生类的，就是像华零成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一般都不可能成为“意见分子”。而我到哪儿都容易成为“意见分子”。非意见分子不怕燥音，容易入睡。这就是华零成容得了吴莫托而我不能容的原因。他识时务，有修养，懂得配合。价值观以吃为中心。因而给队长印象不错，改造层次高，减刑不少。

“生检会”结束，云鹤队长最后讲评时只讲了些别的废话。至于我的意见，他好像没有听到，不予置评！

就在当天晚上，大约两点钟，吴莫托起来小便。躺下以后。我也躺下，被子裹住两个肩膀，推下去，让胸口敞着凉快。想，这一下可以太平了吧？静静的准备入睡。

不料吴莫托猛地一个鲤鱼打挺，凌空跃起，往下一砸，脚后跟重重地砸在我敞着凉快的胸口上！

这是恶狠狠的故意伤害。事前进行过可行性评估，动作经过设计。他知道坏境于他有利：自己这个贫协名誉主席对一个四类分子动手，是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再则，对方年老体弱窝窝囊囊，不会还手；还手也不怕。

我猛地坐起，问他做什么，神经病是不是？

他没有吱声，也不动。任我怎么抗议怎么质问，就是不予反应。好像服过安眠药那般。

我将吴莫托的故意伤害罪向云鹤队长写了汇报。但没有用，云鹤像吴莫托那样也装睡，不予反应。

下午，医务犯来楼面例行巡访。我说了昨晚“挨那家伙”砸胸口的事。医务犯是个和善的老先生，他早就对吴莫托的德性有所耳闻，眼里满是同情，静静地摇了一下头，给我一些药。

医务犯回到大队部中心组，将吴莫托砸我的事说了。大队部有一个“四犯”叫夏雪明，也是反革命官司，原关在反革命中队，后来被大队长调到大队部任事。浓眉大眼美髯，与沈文久一样也是豪杰型的人物，正直大气。沈文久和夏雪明在外面就认识，后来不知为什么事交恶了。但交恶的双方都对我好。此时夏雪明听医务犯讲了吴莫托的流氓动作，即上楼来找到吴，说：“你有本事跟我来搞。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算什么狗屁事啦？！”

夏雪明回去向大队长报告此事，大队长终于出面干预，将吴莫托调往别的监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