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 上半身阉割的四犯
（一）
提篮桥里边犯人怎样吃官司，官司怎样吃犯人，通过上边琐琐碎碎的叙述，读者已经轧出些轮廓了。我想还要再描描，让无缘与监狱打交道的朋友有更具体的闻识。
监狱的管理策略是以囚治囚。从囚犯中提拔出奴才来，给一些赏赐和特权，让他们代行狱卒功能。于是就诞生了一个四犯阶层。四犯起初是劳役犯、医务犯、组长犯、事务犯四种职能犯人的总称，后来还有各种名目提拔出来为政府做事的奴才，也一律称为四犯了。因此四犯是一种身份象征，罪犯改造学中一个专业名词。这个条目是可以写博士论文的。也可以申请成为人类非物质遗产。
由于使用四犯，中国狱警与犯人的比例我估计是1：18。百度搜了一下，美国是1：4，甚至有1：1的。美国每个犯人的关押成本高过哈佛大学的学费。中国不但成本低，而且当狱警轻松，不像美国狱警那样绷紧神经。要是碰到危险情况，中国狱警还可以叫四犯冲锋在前。1998年楼下一个监房发生恐怖事件，一个犯人把同监房三个人杀了。天明发现这个情况，队长不敢进监房去制伏恐怖分子，而是叫四犯进去。
有一次监狱长大会上讲话，把四犯与太监相提并论。这个说溜了嘴的比拟其实是有道理的。四犯和太监都是奴才，都生活在高墙之内。都受阉割。太监下半身阉割，四犯上半身阉割。都受赏赐，都有一定的自由和特权。
四犯和太监都对主子毕恭毕敬。队长办公室那把椅子是六条腿自动化的。队长在什么地方略站一站，那把椅子会立即从办公室飞奔出来垫到他屁股底下。队长起身，椅子又自动走回办公室。四犯之间还会为争当第五六条椅子腿而吃暗醋。
我看到过一个管浴室的四犯，满脸甜笑跪下来给刚洗好澡的队长揩脚趾缝揩拖鞋。
四犯比之太监更容易作恶，因为四犯面对的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小监犯。就如一个恶棍打的是不许还手的人。这会使人性中恶的一面得到超常发挥。《图腾醉》写的三天不倒马桶，就是四犯对小监犯的随意处罚。真实发生过的事。叫人把屎尿憋三天，你想想！
中国历代当太监的虽然没留下肉身基因，其文化基因却是留下并传播了的。被割掉JB以后，或过继或收养，大都繁衍出自己的族裔，把在宫廷里熬炼出的人生格调和太监哲学耳提面命传授给名义上的子孙，甚至撰成“某氏家训”，“治家格言”之类。经过年深日久的融合，太监文化基因终于扩散到整个社会。许多人尽管祖上没有当过太监的，却也通过世俗浸润具有了太监人格。社会上那些无论在什么环境什么气候都举手赞成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就属于太监人格。太监人格有双面表现。一面是乖觉、驯顺，懂得配合，没有思想没有立场没有自己的语言，人云亦云不知所云；另一面却是虚张声势，小题大做，拿根鸡毛当令箭，暴戾凶恶。监狱里的“四犯”，大抵就是这种人格。
（二）
在我到反革命中队“改造”之前不久，发生过一件四犯打死人的事情。那时的劳动是拆纱。拆纱是与纺织相反的过程。纺织把纱变成布，拆纱把布变成纱。布是服装厂裁剪下来的边角料。有的料大而松，好拆。有的料小而僵，难拆。料是四犯称量发给各人的，有记账。发给多少斤的料，就得交多少斤的纱，以防有人将难拆的料丢弃。但论斤而不论毫克，称量精度上还是给某些狡狯者可乘之机。有一天，四犯在风井大木板底下发现一小包僵料，犹如发现一具弃婴尸体，大惊失色叫起来：“这是谁的？！”
监狱管理学有一句名言：“狱内无小事”。这句话大约出自哪一位狱长之口，大家当成真理就一直奉为圭臬了。代代相传，学而时习之。其实未必对，许多死人事故都起自于小事。倘无为而治，小事不大折腾，反而好。
此时发现一小包僵料，上上下下都当成大事件。犹如四人帮时代发现一条反动标语那样，不得了。着令严查。但颇有难度。如果真是弃婴，尚可推断死亡时间，查DNA。一包纱料你拿它没办法，破不了案。这时一个聪明的四犯想出了背靠背选举法。将犯人挨个叫来填选票：你选择哪个人作为最大嫌疑人？规定四犯不在候选人名单中。统计的结果，一个叫做张心田（化名）的人得票略为胜出。队长虽然知道根据这个来定罪有点不靠谱，还是决定给张心田一点处罚：罚纱二十斤，抄“58条”二十遍。
张心田崇明人，三十而囚。好唱戏，喜热闹。捕前在铁路机务段工作。他的事情有点戏剧性。据他说，是在89年6月一次有名的烧火车案中去看热闹，被当成纵火嫌疑人捉进来的。警察说他看火车燃烧时兴高采烈。判6年。这已经让他感觉非常冤枉。哪知大官司里边又套小官司，无端被罚纱罚抄！这一次他决定要抗争到底，不能再被冤枉了。于是在楼面大声喊叫：“坚决不拆纱，坚决不抄条！”四犯上去将他捆翻，拖进监房。令面壁。也就是面对监房后墙，坐地上。队长给他上了背铐。背铐本来就是不舒服的姿势。四犯又将他的铐子高高提起，使整个人弯成之字形。之字上边那个点是张心田的头，横划是手臂，斜划是上半身，底下一捺是腿脚。但这样将铐子提着四犯也吃力，就想找一根绳子来代劳。要是有绳子扎住手铐，把绳子另一头扎在什么高处，就OK了不是？高处倒是有的，张心田背后是铁栅门，门上部的横杆不是高处么？但监狱地方，绳子属于凶器，不许随便有。四犯便挖空心思到处找绳子或绳子的替代品。终于在劳动仓库的纱料包里边发现一块拃把宽的长布条。平常要找这么一块长布条是不容易的。那天服装厂刚好送来几大蛇皮袋的边角料，里边就刚好有这么一条长布。专为张心田准备似的，老张的运气真是坏到家了。四犯非常高兴地将布条一端扎铐子，高高提起，另一端去绕过铁栅门横杆扎紧。将张心田固定在一个受不了的造型上。此时张心田该算是到了人生的谷底了吧？尚不，还没到。四犯又轮番进去打！怎样打法不知道，总之传出来一阵阵的嚎叫声。
这样经历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张心田一直哀嚎。四犯嫌吵，又进去打。打着打着，没声音了。事务犯说他装死。仔细一看，不是装死，是真的死了！这才在值班队长带领下手忙脚乱送医院。此时是晚上11点多。队长要求医生作心脏病突发的结论。医生看手有铐印，体有伤痕，不肯。报告给监狱。监狱长连夜打电话将七大队长叫来，大发雷霆训斥。天明又亲自到反革命中队调查，问话。
这些四犯怎下手那么狠呢？都是反革命同志嘛。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雷锋叔叔说的。至少不能将同志往死里打，是不是？
我想了一下，所谓反革命犯其实可以分为有思想的和没思想的两类。没思想的一类人，是生活将他们碰撞进反革命队伍来了。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革命反革命，有奶便是娘。既然监狱给他们奶吃，当然就为监狱所用了。他们觉得监狱是道德正义的一方，而像张心田这样不服从管理的，是邪恶的一方。所以四犯从道德高度对一个不许还手的张心田下手，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这些无思想的反革命四犯，如果早生几十年，机遇也可能会将他们碰撞进革命队伍中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