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四节)

第24节  落入陷阱

 (一)

写到这里我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停笔三天。极其沮丧,极其内疚。我应该像日本人那样切腹自杀,唯其那样才能表达痛心疾首的自责。

不是自责在“大节”上犯了错。不存在大节的问题。如果我是共产党员,投向对岸那是叛党。如果台湾是另一个国家,投向对岸那是叛国。我只是在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在国内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做出选择,寻求帮助。

我之痛心疾首,是因为下了地狱也没有对母亲做出有实效的帮助。我吃大亏了,尽显我的窝囊和笨拙。此外,这过程也说明我对母亲不够挚爱,不够热切。这可能与小时候被她打得太厉害有关,造成了感情上的淡漠。总之,我今天为自己未能帮到母亲而深深自责。

1949年中国分成两块以后,战火纷飞的内战变成了隔着海峡的冷战。冷战包含着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就是策反对岸的人为此岸服务。叫谍战可能不很适当。谍战是一桩十分严肃的事情,必须有严密的构思和训练。东岸却一点也不严肃,没有构思和训练。他们把这个攸关人命的事情当成玩笑来开。例如说,他们通过电台对大陆人广播说,你只要写一封信寄到海外的这个地址那个地址与我们挂钩,就算是参加我们的组织。有些对统治心怀不满的人果然就写信了。结果,这些信都逃不过西岸的检查。都被抓起来判刑。一封信你猜判多少?——15年!我在提篮桥监狱见到三个老头子,就是因为这事给抓进来的,都是15年。

可以这样来描述:东岸草草率率地设了许多陷阱,引诱西岸的不满分子落入其中,然后由西岸专政机关予以扑杀。两岸统治者联合行动,对心怀不满的大陆人进行谋害,造成为数不少的受害者!

我算是不容易落入陷阱的一个人。“受党的长期教育”,基本觉悟还是有的。即使挨了棒子,被通知下一辈子再上大学吧,也没动摇对共产党的信仰。此外,我是个散淡的人,不喜欢参与世间的斗争。思考可以,冷眼观察可以,评论可以,参与行动则NO。十年前第一次赴泰探亲,东岸那样招募我,开出的条件相当优惠,我都没有动心。至于收听“敌台”写挂钩信之类,更加不会干。

然而这一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向陷阱走去!根本不知道这个陷阱有多深,是怎么个情形。

原来,东岸已无大志。过去想反攻大陆,“光复”中华,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还认真些。听说招募得手后,郑重其事,举行仪式、青天白日旗下宣誓。等等。可到了1989这个时候,深知光复之难;即使光复,面对大陆这个已经非常陌生的有点奇怪的大摊子,也不知怎样管理,畏难之矣;因此只想混混,维持现状,最好独立出去。随着总体思想的变化,“看不见的战线”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只是由于惯性,一时停不下来。就像一个人骑自行车,起初目标明确,骑行有劲,后来心乱意懒,就吊儿朗当了。

他们负责这项工作的一班人素质不高。只是谋个职业,瞅空得个便宜贪污点钱,混混。根本没想到自己做的是攸关别人生命的事情。过去他们把大陆人当同胞,把招募到的人当同志。现在,只是把大陆人当成陆巴子,把招募到的人当临时工、穷鬼,或者买来的猪仔。

有古语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可是东岸负责做这项工作的人用人必疑。据说有被招募者返回大陆以后不与他们联系了,失联了。是被抓起来还是本人生悔,不知道。从此,他们规定,人返回大陆以后,必须寄一封密写信到台湾指定的地址,合同才生效。此后,必须维持每月(还是两月?我记不大清了)一封 信,才算。

这真是令人发指!他们不会不知道,多一封信就多一次暴露的机会。而这些信,基本上都是没有必要的嘛,只是为了证实你还没脱钩。他们没对被招募者进行任何训练,只教用白醋在信纸的背面密写内容,正面平常墨水写公开寒暄语。他们说,只须异地投寄,就百分之百安全。比如说,你住在上海东边,只要到上海西边投寄,共产党就查不到你。

这简直是小孩子哄小孩子。别说上海西边投寄,便是西藏投寄,共产党也能查到你。你那个白醋密写法,只要牵一条狗来,就能嗅出端倪了。现代仪器比狗灵敏得多。可东岸这些专业人员,他们似乎还停留在十九世纪学龄前儿童的水平上,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或许,知道是知道的,只是把别人的性命太不当一回事。

此外,东岸招募人的时候开出的薪酬和津贴大都没有兑现。你买人家的命,却不付钱,这算怎么一回事啊?我有几位相同案由的狱友,陈景胜等,在香港成立“两岸受害者协会”,就类似于农民工讨薪。结果有没讨到,不得而知。一个叫周国騤的,受派遣进入大陆,前后坐了38年的牢。晚年出狱,曾到台北街头拉横幅静坐,也是讨薪。

这些人都是在册的,不管老板怎么不讲信用,多少还是可以得到一些补偿。最亏的是那些写信挂钩而还没有挂上就被共产党判15年徒刑的,他们根本就没地方去讨薪。设若今后有一天东岸政府想竖立起人道形象,应该对隐蔽战线上的受害者,不管是在册的还是不在册的,予以充分的赔偿。

(二)

写得很没劲。每天只打一段两段,在凯迪原创上贴出。我似乎得了老年忧郁症,寂寞哀伤,没滋没味。犹如一个煤块燃尽的炉子,缺乏热量。而最近贴出的内容,被屏蔽了,戴口罩了。屏蔽就更加没劲。犹如一个人挑着担子皱眉咧嘴极不情愿地走在泥泞路上,前面却遇到设卡检查,过不去了。这一来当然更加没劲。本来就气喘吁吁,戴口罩更加透不出气。只想扔下担子,啥也不管地往回走。

然而还是要写下去。我的这个人生历程有点特殊,又恰好有写作能力,是值得凝聚出一部纪实作品的。世人大都过得幸福而平凡,经历无可道者。即或有可道者,却不一定写得出。我这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历史、政治、社会、人性,甚至两岸隐蔽战线和铁窗大墙。写出来正可以给闲观者添趣,给研究者展眼。正如一具西汉古尸,可以给后人研究出好多东西。七八十年来吃掉的米和番薯不少(我们潮州如果要指某人傻,就说他是“食番薯的”),喝掉的酒也不少,现在以一部《图腾醉》,再加一部《自述》,或可略表对于天地人类的回报之心。

屏蔽这个专业实在不怎么高明。如果我写的是低俗无聊甚至色情淫荡的东西倒是不一定会被屏蔽。恰恰《图腾醉》这么一部以艺术手法表现历史的作品,除了凯迪放行而外,其它所有门道都屏蔽了。《自述》也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个别章节屏蔽不是凯迪的错,它也是不得以而为之。然而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少屏蔽或不屏蔽比较有利于人种的进化。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且说我参加了台湾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却没对其中的猫腻有所防范。一切按他们要求的做。想,人家毕竟是专业这个的,懂行,而且决无耍人之理。

说起来真是耻辱。隔行如隔山。我一个学工科的,一个在封闭教育中成长出来的愚民,怎么可能与有高度专业水平的大陆安全部门作对呢?那就像一个小孩被拳王泰森玩弄于股掌之上。晋时数人言险,一人说百岁老翁攀枯枝,一说井上辘轳卧婴儿,第三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参加台湾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是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更加危险而可笑的。

(三)

我很快就被共产党逮住,判14年有期徒刑!在提篮桥监狱关了13年三个月 。就是说,减刑两次。第一次半年,第二次减了三个月“余刑”。

这13.25年刚好是一个强奸杀人犯的实际刑期。在一次减刑大会上,法官宣布减刑名单以后,狱长讲话时提到这个案例。那是个邪恶凶残无人性的畜生,作案手段闻之毛骨悚然。但认罪态度良好,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入狱以后遵守监规服从改造,是以连连减刑。死缓只坐了13年多就出去了。狱长以此鼓励大家:只要积极改造,前途还是大大地有的嘛!

我也是认罪态度良好遵守监规服从改造呀,怎么给我减刑就那么吝啬呢?就如冯梦龙讲到的那个“汉世老人”,入内取十钱准备施给乞丐,却一路走一路舍不得,“辄减之”,到了门口手里只剩下三钱了。结果,我的实刑就等于是强奸了一个姑娘并将她杀了。

提篮桥大佬的理论是:人家虽然凶暴无人性,侵害的客体却是个人,只有极少数运气不好的女人会碰到。你政治犯侵害的客体却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至于人性,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不是?

咦,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犯,入狱的都是刑事犯吗?怎么此时又说到政治犯并区别对待了呢?

一个最讲政治的国家却没有政治犯,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不但有政治犯,还有经济犯,就是贪官或贪员。经济犯待遇最好,管理最宽松,减刑最容易。他们外有“人脉”,内有队长照顾,噼哩啪啦减刑,一般刑期过半就可以走路。而这些贪人,放出去以后墙旮旯都还埋着一个金坛子呢。

真正的刑事犯,即那些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盗窃的畜生,待遇也是远在政治犯之上的。劳动时上厕所,刑事犯可以独往独返,唯政治犯须两人同行互相监督。刑事犯两年一次减刑,一减就是一年两个月至两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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