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三十节)

第30节   有理有节的抗争者

 (一)

中队有一个组长叫做周彦。他的人生哲学,一是在社会上要混得好,不管往哪方向混;二,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即使成为乞丐也要当乞丐头,不可默默无闻地排在丐帮当中。只要出人头地,不与其它乞丐站一排,就是人生的成功。因此周彦被提拔出来当犯人组长高兴得不得了,走路都喜洋洋兴冲冲的,仿佛参加了共青团,今后有望参加共产党。又似乎监狱是个上市公司,他有1%的股份。

周彦六岁就提刀杀人。跟姑姑到乡下插队的地方,看到有一个男人来与姑姑睡觉,就提一把菜刀想将熟睡的男人砍了。幸被姑姑发觉,未遂。13岁就对父亲不卖账,抄起一根棒子与父亲对打。中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学的是“妓院管理专业”,当打手。其间据他自己吹嘘,偷过嫖客一个很肥的皮夹子(钱包)。被国民党策反参加台湾的什么组织。回大陆发展成员,被逮,判无期徒刑。他的强人气质到哪里都受重用,不久便被提拔出来当组长。此时是温和的改革开放时代,反革命犯放出去的多关进来的少。反革命中队人丁减少,为了维持中队规模,开始接纳刑事犯。形成刑事犯小组,编为中队第2组。第1组第3组仍然是反革命。周彦便被调去当第2组的组长,专管刑事犯。别看那些贼骨头在外边凶恶无道,进来了在周彦的管理下却俯首帖耳。被周彦叫出来个别谈话时,周彦坐在交椅上,双脚将椅子撑起来成45度,嘴里含着一支牙签,对他们进行“教育”。如队长法。这些在外边无恶不作的凶徒,此时在周彦面前都躬着腰,而且终于蹲了下去。

每天傍晚周彦都要对他的小组进行“讲评”。陈词滥调,唾沫横飞,高声尖气。夹杂着一串串的语言拐杖“我们大家伙”“然后”“那个那个”。绕过来绕过去,没完没了。听得坐在相邻位置的第1组新来的反革命犯顾根生不胜厌烦。

顾根生,上海人,因为每年六月初的敏感日子总要写一篇祭文而事发被国安局逮捕,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入狱。之前在安全局看守所关押,判罪后转入提篮桥监狱安排在了反革命中队一组。虽然时间不长,但眼见“四犯”们在狱警的纵容和暗使下,对所谓的反革命犯犯人为所欲为、动辄得咎、肆意迫害的行径非常愤怒,早就有心凭一己之力与他们抗争,以获取最基本的犯人人权和尊严。他曾私下里与几个敢怒不敢言的小监犯透露他的计划:以写控诉信方式设法在家属接见时带出去交予国际人权机构,揭露监狱警察利用犯人管理政治犯的非法行径和侵犯犯人人权的大量恶劣事例,必要时进行绝食斗争。

因为顾根生住家离提篮桥监狱不太远,平常多次经过这座名监狱的门口,却从不知道一墙之隔的大墙之内每天所发生的不为人知的罪恶故事,他根本不了解监狱犯人是怎样吃官司,官司又怎样吃犯人的。进来了才知道存在一个四犯阶层,犯人管犯人。这在顾的价值观中是不能接受的。在他的认知里,既然你是政府抓进来的,就应该至少与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怎么可以做政府的狗腿子,凶恶地欺负难友呢?太监早已退出历史,怎么现在许多人还具有太监人格呢?因此听着周彦那没完没了、唾沫星横飞的讲评,顾那张浓眉方颐的脸显得越来越愤怒,呼吸也似越发沉重。我在邻桌默默地观察着,真担心他憋不住,想象着他突然跑过去给周彦一拳,口中骂道“你这个没有了脊梁骨的狗腿子语言令人讨厌知道吗!”

顾根生所在的第1组组长是唐雪良。顾根生入狱服刑时,反革命犯小组的劳动已经有之前的拆纱,改做针织帽了。那天,大伙都低着头围坐在各自的小桌前忙碌地赶做某一种型号的帽子。这是监狱方专为反革命政治犯揽来的活计,狱方的目的自然是不能让反革命犯人白吃白住,不着心思的舒服服刑,因此,不给压力不每天找茬使其整天在胆颤心惊、动辄得咎中度日,又怎能担得起我共产党监狱的威严和震慑?所谓改造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让你怕,让你生不如死毫无尊严的苟且地活在由他们营造的恐怖严酷的监管氛围中。

唐雪良挨个检查着每一个人手中的活计,说是检查,其实就是故意找茬,他们四犯几乎每天在队长下班前都会聚在队长办公室布置要整的对象,然后由队长确定方法方案落实实施的人员和被整治对象的打击尺度。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在监狱里始终没有一刻放松和停止,尤其是对待所谓的政治犯更是手段多样花样百出。

唐雪良来到了顾根生的面前,检查了他做的帽子,唐里里外外的翻看着,认为顾打结的方法不对,没按工序要求做,要求顾根生返工并加罚一倍的工作量。

顾根生知道他是来故意找茬有意挑衅的。因这些日子来,四犯们在队长的指使下,不断地对反革命犯排着队地打击,利诱或逼迫其他人无中生有的写揭发材料栽赃陷害。今天斗争打击这个,明天再拉拢被打击的对象继续去打击斗争另一个。一个循环下来,人人被斗被揭发被仇恨,互不信任、互视对方为仇寇。由此,监狱才会放心,阶级敌人的亡我之心不死的企图才不会得逞,对政治犯的分化瓦解工作才算做到位。所以,提篮桥监狱对政治犯的管理就是让他们一刻不安生的互斗,在互斗中改造,在改造中互斗,那些能在中共残酷的牢狱生涯中坚守人格和信念、宁死也不诬陷他人的勇士真可谓凤毛麟角。

顾根生知道,经过这几轮的互斗互批、背靠背的写检举揭发材料,之前与他人共谋的联名写控告信和为争取政治犯人权的绝食抗争的设想早已为狱方所掌握。今天就是冲着他来的,他好像也早已准备好,就等着这天的到来,他知道,该他与他们斗了。

作为反革命中队的监管者—王四川中队长,得到这样的检举揭发材料,一定是既痛恨又兴奋的,痛恨的是:他无法想象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之下还会有如此大逆不道的犯人,竟敢密谋搞反革命活动,竟敢控告他及手下的四犯犯反人类罪。如要上纲上线,那就是抗拒改造,继续与人民政权为敌,不对此进行严厉的打击和镇压怎么向党交代?向人民交代?兴奋的是:在他的强有力的领导和布置下,及时粉碎了这一反革命的阴谋勾当,将他们消灭在了萌芽状态,这对于他来说是记功晋升的大好事,也是对手下的这帮四犯们这些日子来的辛苦又有了立功减刑的好机会。经过了几天的密谋,他们已经有了详细缜密的计划来坐实顾根生的犯罪计划,只等他的供词以定罪了。

唐雪良兄弟二人犯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哥哥被枪毙,他被判无期徒刑。判决那天宣读判决书时,大小便当场失禁,弄得法庭一股屎臭味,久久不散。

他好像感谢政府的不杀之恩,感激涕零,改造的劲头也特别大,后又被提拔当组长,因而对迫害其他的反革命犯显得尤为起劲。

顾根生把做好的帽子归拢,收拾好工具,理也不理唐雪良的叫嚷,拿起身边的书看了起来。顾的这个态度着实挑战了唐作为组长的权威,令唐完全没有回过神。愣了好一阵,这才缓过气来,脸上先红后白,恼羞成怒、声嘶力竭手指着监房叫了起来:你昏头了,给我进去。顾根生没理踩他,兀自不动。

历来组长有一个习惯做法:当有组员不卖账时先令他进监房去,关起来再说。哪知这个做法对别人可以,对顾根生则不然。顾认为组长也是犯人,是没有权力随便将哪个犯人关禁闭的。其次,顾根生目睹了最近以来由监狱伙同四犯发起的整治反革命犯的互斗行动使得人人得咎、个个屈辱,每个人都必须挖空心思地杜撰其他人所谓的违纪或犯罪的不服改造、拉帮结派与政府搞斗争的黑材料以自保,稍有不从、不配合或不积极主动,就立即减少伙食、关禁闭,直到过关为止的桩桩场景,激发了他士可死不可辱的悲壮之情。他圆睁两眼向唐雪良发问:“你要关我禁闭?”那口气好像是说“你有没有搞错,你不过是个犯人有何权力生杀予夺?”

唐雪良还没见过如此不驯顺的犯人,于是猛扑过来,要将顾推进监房去。但顾根生像一座铁塔,推不动。

事务犯冯进听得走廊里喧闹声,赶紧从事务室出来,见如此这般,急忙跑过来帮着推拽。猛力使劲还是不行。此时周彦在2组远远地看见,这本不关他的事,但他们之前已经制定好了整治顾根生的方案,见此情景自然应该出手相助,连忙跑过来帮助推。二推一拽,还是很吃力。周彦远远对他的组员振臂高呼:“你们都过来!”二组的那些平日擅长打架的刑事犯见有表现的机会,狼群般赶过来,一阵拳打脚踢死拉硬拽终于将顾根生弄进了监房。

此时队长尚未上班。

一般情况而言,队长上班之后,组长会向他报告每晚至第二天早上所发生的什么事,如某某因不服管教被关进监房了等等。队长的做法一般是听而不作为,让已被关进监房的人晾在那里。即使他“要求队长教育”也不予理睬。等到傍晚列队讲评时才对今早发生的事站在组长的立场讲一下,宣布处理决定:或继续关禁闭,或并处其他惩罚。

这时的第1组的主管队长是不久前从犯罪心理研究所下到监管一线来实践的胡队长,与一般狱警的水平有些不同。

第二天早上,胡队长上班,他听了事务犯冯进和唐雪良的汇报,即传顾根生来问话,并叫顾去将帽料拿来,打结给他看。他觉得顾根生的说法有道理,先打哪一绺后打哪一绺的效果是一样的。于是决定将顾根生放出来,到楼面继续劳动。

这一下就捅了四犯的马蜂窝了。按照惯例,当小监犯与四犯发生争执时,队长总是站在四犯一边的。这和共产党员站稳阶级立场一样重要。现在,胡队长显然犯了立场错误。唐雪良怒气冲冲地走进事务犯办公室,对冯进说:“他妈的,这以后叫我们怎么工作?定好的打击计划如何执行?”冯进说:“他妈的,这种吃干饭的队长听他的呀?等王中来了再说!”

王中是新任的反革命中队中队长王四川。早先那个孙云鹤中队长升去当副大队长了。王中上班以后听了冯进唐雪良汇报,虽气愤不过却也不好干预胡队长对此事的处理,只能暂且压下,但就此开始心中与胡队长存下严重隔阂,直至发展为队长之间的矛盾。这是旁话,此不赘言。

(二)

且说顾根生其人,与中国社会的太监格调总不能协调。社会人是要控住脑不思考,管住口不离槽,懂配合逐利早。进了监狱更是要无条件改造。顾根生自有他的格调,凡事总有自己的看法和原则。认为不思考懂配合管住口是动物的营生。因而不久又发生冲突,其实这次的冲突也是之前冲突的累积的总爆发,更是王中与冯进唐雪良处心积虑要对顾根生寻衅报复的必然之果。

一天傍晚吃过晚饭,大队四犯到各中队抽查“58条”。就是司法部颁布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共58条款。要求每个犯人都会背诵。背诵这玩意儿在学校是小菜一碟,但对于监狱犯人来说难度不小。因而监狱是当成打铁业来做的,每天叮叮铛铛地敲。这天,大队四犯又出动来敲打了。这次的规模好像从来没有过,以往都是三、四个四犯,最多也就五、六个,然后小监犯被挨个抽查背诵。这次可不一样,进来了十多个四犯,个个凶神恶煞般向顾根生坐的桌子围过来,所有人一见此情形大气不敢出。唯有顾根生若无其事,他知道,今天又是冲着他来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高等太监过来,说“你,背诵第34条?”根生听而不闻,脸朝窗外看风景。一个高等太监就去扳他肩膀。顾根生反应极其剧烈猛地推开了他的手。

“叫你背诵58条!”

“你们是犯人,有什么资格叫我背诵?”

这下还了得,简直捅了马蜂窝。

唐雪良、冯进跑过来喝斥道:“他妈的,把他关进监房去!”刑事犯们群狼般七手八脚地将顾根生又打又踢好不容易地将他关进了监房。

第二天一早,队长上班。高等太监赶紧向大队长汇报。大队长一生所见皆顺民、良囚,因而对“居然有这样的犯人,而且还是多次不服管教的刺头”非常恼火,声嘶力竭地喊“严管!严管!关死他,关死他!”

由于是大队长下达的命令,严管队对此也特别看重。他们排成二路纵队,一二一、一二一吹着哨子开到反革命中队,来到关押顾根生的监房门口,散开成螃蟹阵。顾根生从容走出,在令人闻之色变的严管打手们的簇拥下,以“带镣长街行”的气概昂首向严管队走去。

每个大队都有一个严管队,严管队一般由十几个刑事犯的犯人组成,个个心狠手辣。惩戒菜单就我听说过的有:1老虎凳,将人与一把特制的椅子捆在一起,椅子中间挖一个洞排泄屎尿,连续多天甚至几个星期就捆绑在上面。2踩飞毯,四个人踩住四肢,两个人打。3满汉全席,将犯人的头强行按进马桶,满脸满嘴的屎尿。4狗食,背铐,将饭菜倾地上,趴地上舔食干净,如舔食不干净就毒打……

顾根生被关入严管队,不知招待他的会是哪道菜。以他的个性一定是拚死反抗的。而拚死反抗的结果是凶多吉少的。如果被打死,监狱医院会出具一份心脏病突发死亡或任何其他足以能够证明自然死亡的证明书是顺理成章、小菜一碟的事。若打不死,大队长盛怒之下极有可能编织罪名给他加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大队长在中队长王四川陪同下搜查了顾根生的监房,从他的内务包箱翻出几封准备在家属探监让家人带出去投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控诉中国监狱狱警迫害政治犯人权以及他早有准备事先写好的绝命书信。

“这就够加刑的条件了!寻衅滋事罪!”大队长说。接着,王四川又从“内务箱”里找到几张好像是顾根生亲友聚会的宴席照片。他像是发现了什么,眼睛盯着照片赶紧递给大队长。大队长接过来一看,是顾根生的父母坐在民主党派出身的某现任副市长的合影照!

“啊?”大队长一惊,点起香烟,抽了几口说:“你立即去严管队让他们停止用刑。同时问问他,他与这位副市长什么关系。”

大队长和严管队长见到这种置生死于度外、有理有节对抗暴行的政治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遂不敢继续用刑,赶紧将这些照片以及搜出的顾根生写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控诉中国提篮桥监狱狱警迫害犯人人权的信件和顾根生的绝命书上交监狱长。

监狱方不得不出面与这位桀骜不逊、宁死不惧的严管犯——顾根生见面谈判。顾根生要求监狱切实履行监狱法有关条款,保障犯人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并要求约束警察公权力严厉管束四犯们的非法行为,严禁以犯人管理犯人代行警察权等。监狱方则要求顾收敛自己的行为,不得再在反革命中队挑起事端,不得打抱不平,认清自己的角色,出狱后不得鸣冤叫屈向境外国际组织投寄反映中国监狱的现实情况。并威胁,一旦出狱有以上行为发生,将以反革命累犯惯犯逮捕,从重从严判刑。同时监狱方也满足了他的部分要求。

考虑到顾根生的伤情,狱方答应在监狱医院给他治疗,并保证一俟脸部肿胀消退,即返回反革命中队原小组直到刑期终结出狱。

一个月后,顾根生被严管队打得满脸和全身淤血肿胀基本无碍观瞻时被解除了严管重又回到了反革命中队一组。

顾根生事件后,至少到他刑满释放这段日子里,四犯们的嚣张气焰有了一定的收敛,反革命犯的日子也确实好过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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