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三十三节）

第33节　　铁窗下的小黑社会

（一）

监狱的事情可写的还很多。但这个题材我已经厌倦了。有些内容已在小说《图腾醉》中有所表现。当初写《图》的时候并没打算写《自述》，因此在铁窗生活这一部分两作品有些重叠了。现在，尽快结束吧。只补写一点我在监狱里受到的欺侮，以便让某一部分读者更加“大快人心”。

前面述过的吴莫托、林应标、小和尚也算是欺侮。但那时是在反革命同志之间，痛感有些不一样。反革命中队基本上还属于人类社会。随着反革命犯减少刑事犯增多，人文环境发生变化。变成基本上不是人类社会，而是狼鼠虫蛇的社会了。这个社会名义上由一个姓周的队长主管。但那是个无用的人，就如不上朝的阿斗。实际的统治者是妓院管理硕士周彦。周彦手下是一帮鸡鸣狗盗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反革命犯只剩七八个。于是，一个过于能干的组长，配上一个废物队长，管理着这样一个社会，你想想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周队长四旬人，体貌姿态呈流线型。就连头上不多的毛发也紧贴头皮梳成阻力最小的样式。生活极其节俭，一般是买两个馒头一碗菜汤过午。有一回说及某中队长因贪污腐败而落马的事件，周队长笑得合不拢嘴。画外音是：“你们看，还是我安份守纪的好吧？”再对比这些身陷囚牢的各式各样人生，周队长心中的幸福感举世无双。他认为做人就是要知足常乐，无为而混，朝着阻力最小的方向行进。当了反革命中队第一小组的主管队长，既不主也不管，一切都交给周彦去打理。学历倒是不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但实际上除了对毛主席无限崇拜之外什么也不懂。可能是推荐的“工农兵学员”。

有一回我感冒，喷嚏打得像小爆炸，眼泪鼻涕连连，头皮凉飕飕的很难受。向周队长请求许戴三天帽子。从前犯人是可以戴帽子的。后来监狱无事忙，搞所谓规范化，立了数百条“规范”。包括内务箱内什么物品怎样摆放，小天井鞋尖朝里，都有详细条款。过几天又说鞋尖朝外。这些其实都是四犯的主意。四犯高墙内关得久了，心理像太监一样也变得琐琐碎碎。监狱管理者虽然每天都回家过正常生活，但在四犯的包围下也不免染上太监气，成天想折腾什么规范。叫四犯拟条款。四犯为了表现自己，就挖空心思地想事。数百条款就这样形成正式文件。其中就包括不许戴帽子。

我以“犯人也有健康权”力争，终于让周队长答应让我戴三天帽子。我进监房取帽子戴上，头上散发的热气开始笼住，感觉好多了。周队长继续往前走，经过周彦的办公宝座时却被叫住。周彦说你许周笃文戴三天帽子了？三天以后可能要求延长。以后谁有个头疼脑热都要求戴三天帽子，那还搞什么规范化？周队长立住，居然像犯人听队长“教育”那样肃然恭听。而且居然返身收回许我戴帽子三天的成命。我再抗争也没用，只好将刚刚戴暖和的帽子摘下来。这件事很说明小组的政治结构和生态环境。

（二）

周彦本身是个小偷强徒，手下集附一批凶恶的打手。既然主管周队长啥也不管，小组在周彦的统治下顺理成章地便变成一个小黑社会。周彦坐在台上讲评，将华零成叫上来问话。华零成垂手胁肩地站在那里。鱼贩子黄贵存居然没来由地就上去打华零成两巴掌。华零成没抗议，周彦也没置一词。这个环境气氛你想想！

反革命犯中有一个人叫高晓亮，花岗岩脑袋里边装满反动思想，因而是重点监管对象。鱼贩子经常给他找岔。将他做好的十顶一扎的帽子藏起来。高晓亮慌了，到处找。有时偷的是针或剪刀，这更加要命。监狱里针剪是凶器，决不能丢的。鱼贩子说，我知道在哪儿。要我说，拿一个真空包装来换。真空包装就是牛肉鸡鸭之类。高晓亮的父母省吃俭用接见进来的食品就这样屡屡被敲诈进黄贵存的鲇鱼大腹之中。我曾经在周记中向周队长反映鱼贩子的不良行为，周队长只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嘴馋啊”。

那个喊鲁土木单照猪以至于造成死人事件的卢正清，没事就跑过去检查高晓亮做的帽子。这原不关他什么鸟，他连四犯都不是。但这人太百无聊赖了，心思整天像蚊子般飞来飞去。也不想想都是反革命同志嘛大家友好点，只想给高晓亮找难受。检查着，终于有所发现，兴高采烈大喊：“漏一针！”好像检到一个金元宝。继续一顶顶地检查，又喊起来：“再一个漏针！”八十顶帽子28800个线眼被他检查完，总结道：“共五个漏针！漏一针罚做帽子五顶，抄58条五遍。共罚做25顶，抄58条25遍！”

其实并无漏一针罚什么的规定。通常是叫返工罢了。卢正清随兴喊出的这个处罚居然生效。周彦听他的，周队长听周彦的。高晓亮又做又抄的，忙得屁滚尿流。

一天做帽子时，我的位置在吊扇垂直线下边，吹得难受。就向周彦要求让我换个离电扇比较开的地方。“年纪大了，风吃不消。”

“年纪大又怎么啦？一大把年纪还不是活在狗身上了！”周彦说。

“你不可以侮辱我的人格！”我说。

卢正清走过来，说道：“什么侮辱你的人格？”抬手就朝我的脸掴过来。我的眼镜消减了袭击动量，飞开碎在地上。所以脸没伤着。但人往后仰跌在料筐上。要是没有料筐，脑震荡可能有的。

我检起破眼镜，跟卢正清说：“至少得赔偿眼镜吧？”

周彦叫人传话给我：“如果要赔偿眼镜，那就不要减刑！”

我服刑多少年都没减过刑。那一年似乎不好意思，准备也给我减一点点。所以周彦有此话。

那一天周队长休假。第二天上班听了汇报，周队长将我传去“教育”。说的话居然和周彦一模一样：“如果要赔偿眼镜，那就不要减刑！”

（三）

饭前劳役犯会提来一桶水让大家把碗匙“烫一烫”。那水温其实不烫，洗手刚好。没有机会接触水的囚犯们趁“烫碗”的机会便把手浸进去洗一洗。我为了不吃进别人的洗手水，总是比较注意及时地去“烫碗”。劳役犯小江苏这天就故意挡我，不让我“烫碗”。我说你挡我做啥？小争执起来。刚好是在组长办公房门口，周彦就把我叫进去“教育”。

周彦交椅撑成45度，口里叼着一支牙签。我挨到他对面一把空椅子上准备坐下。周彦不许我坐，喝道：“去站好！”

我只好立到墙根，听妓院管理硕士“教育”。监狱这个地方最好是顺从点。若不，四犯有时是会打死人的，如张心田挨的那样。若打死，多以心脏病结论。而且我没有张心田年纪轻。

小江苏来到门口窥探，笑着走过去跟鱼贩子黄贵存说“老鳖养的老实得很”。鱼贩子也笑了，说：“让我进去掴他一家伙！”

我立在墙根听周彦“教育”。鱼贩子走进来，到我跟前训斥说：“站好！”扇了我一巴掌，又抬膝盖朝我的大腿骨猛磕两记。

周彦“教育”完，说“出去吧。”我开始朝外迈步。大腿骨已经让鱼贩子撞伤了，一拐一拐的。周彦问怎么回事，说：“你可别装模作样啊。装模作样对你没好处！”

我走出来，去“后阳台”小便。周队长坐在一个高台上值班，问我腿一拐一拐的怎么回事。我说被黄贵存打伤了。周队长听了也没吱一声。

小便完回来，周彦又将我叫进去“教育”，说“你怎么把挨打的事告诉队长了。吃官司的规矩不懂吗？”

（四）

刑事犯中也有关心于政治的。例如一个叫做戴志庆的，是本拉登的粉丝。从早到晚讲拉登，所以大家叫他拉登。对911袭击事件着了迷，成天讲“911是最经典的！”“我想不通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哪里去了，怎么就让美国人把伊拉克给占领了呢？”之类。反美立场比毛主席还要坚定。我弄不清他的仇美思想哪里来，只一回听他说曾向美国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被拒绝，不会是因此事引起的吧？

盗窃罪捉进来的，判无期徒型。与周彦一样也是强人气质，因而被擢拔出来当四犯。不久周彦升去当中队事务犯。戴志庆就顶了周彦这个缺，当第一小组组长。此人之偏激极端可比拉登，猥琐狭心甚于妾妇。不久反革命中队调到了六号楼底层，那里在“后阳台”辟建了一个厕所连洗脸间。戴志庆竟立下规矩：政治犯去后阳台必须两人同行。特地制作了一本表格，叫管后阳台的人将政治犯光顾的情况详细记录：大便还是小便，多少分钟，同行者谁谁。诸如此类，成天无事找事，简直是扭拔症患者。

一天晚上，各人坐在自己的小桌子旁享受进监房之前的自由活动时间。我铺一张旧报纸在地上，对着旧报纸吃桃子。吃完把旧报纸连同皮核卷起丢入垃圾箱。突然戴志庆走过来说你吃桃子弄脏地面了。我说铺了旧报纸的，没有弄脏地面。他指着旁边一处湿的地方说那不是？我说那是别人杯子溢漏的水，不信你摸摸粘不粘。第二天小组会戴志庆又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说我吃桃子弄脏地面。我说没那回事，旧报纸铺地的。

一个叫做邢贵三的（很抱歉，非真名，只记得有个贵字）说：“没铺报纸，我看见的！”

“邢贵三，你的座位离我那么远，隔着那么多小桌子，根本不可能看到我铺没铺报纸。作伪证！”

这个邢贵三，上海人。形体歪七歪八的，头颅像个变形的橄榄球，身子像根拉长了的香蕉。总之不对称。走路也是摆不平的样子，带着电影舞台上国民党宪兵的造型，梗着脖子。去日本“留学”，也就是打工。参加了台湾什么组织。一个日本朋友因有它就，将经营的夜总会半卖半送给他。于是邢贵三当起了老板。有钱了，不需再与台湾瓜葛，退出。退出也被逮，回国探亲判了6年徒刑。一口大板牙黑黑的，永远退不去的烟垢。在外面抽烟每天五包，火柴却省，一支接一支。说话满口的脏字和废字，“戳那，叫叫叫什么啦……戳那！”继承了流氓社会“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生存智慧，到哪儿都拉帮结派。进了监狱，与拉登的粉丝戴志庆气味相投，几个人形成核心。所以小组会上为组长作伪证。

那时中队长刚换成一个姓费的狱警。我怕一开始就给费中留下不好的印象，在周记中为自己辩白道“他邢贵三的座位离我那么远，隔着那么多小桌子，根本不可能看到我铺没铺报纸。作伪证！”

照规定组长是不可以看组员周记的。那么，你队长就应该亲自收发周记呀。亲自一本本收上来，批阅完亲自一本本发还才是。没哪一个队长这样做，都偷懒，由组长代劳。于是，戴拉登就看我的周记了，并且将我的周记给他的帮派兄弟邢贵三看了。

俗话说，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这一下不得了啦。我坐在那里看书报，邢贵三拿一把蝇拍假装找苍蝇，轰隆一声猛地往我的书旁拍一记。或者一颗石子冷不防从后边飞过来。我放在洗脸间的毛巾肥皂会不翼而飞。不得不将重新购置的肥皂盒藏到监房地板下，可邢贵三照样有办法使之消失。大冷天我会灌一可乐瓶开水放被卷里，一以睡觉时暖脚，二以解渴。有一回被人悄悄拧松盖头，水湿被卷。有一段时间监房约定不摆马桶了，各人备一个塑料瓶小便，早晨再去倒掉。我的塑料瓶居然被人钻了针眼，早晨看一片狼藉。他（或他们）把一切想象不出的下三滥都使出来了。

2002年9月18日，我吃完中饭去洗碗。两桶水摆在那里，一桶是放洗洁精的，另一桶清水。邢贵三先在那里已经洗毕。看见我来了，故意不离开。我在旁边耐心地等着。他就是不走，在那里捞过来捞过去，故意挡我。我说“他，你洗完就走吧！”那个“他”字，是国骂的第一个字，我及时刹住。没将“妈的”续上。邢贵三说我骂他了，发作起来：“你骂谁？戳那！”舀起一碗脏水就往我身上浇。我怒极，将手里的空碗朝他砸过去。没砸着。邢贵三又舀起一碗脏水朝我浇过来，把我浇得湿淋淋。事务犯周彦跑过来，令将两人各关进监房。

戴志庆将我推进监房，令面壁。他自己拿一只凳子门外坐着看。我湿淋淋的发冷，立起来从枕头套里想拿出衣裳来换。戴志庆恶狠狠的冲进来，喝令“别动”！将我推搡倒地，拳打脚踢，衣服枕头往地上扔。

午后费中队长上班，传我和邢贵三去问话。邢贵三说楼面上的人都愿意为他作证，是姓周的先拿碗砸他邢贵三的。

楼面上，除了反革命小组，还有其它中队的。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属于文人的只我一个。臭老九向来不为人所喜。此时在周彦戴拉登邢贵三小黑帮的统治下，我更是处于人尽可欺的地位。小组里一个判无期徒刑的杀人犯，浑身上下长满牛皮癣，原是个种西瓜的农民。连他也看得懂形势，凑势欺负我，有一回吃完饭居然把碗底酱油菜汤往我后背浇！

在这种人文环境下，即使邢贵三戴拉登将我打死，也没人会为我说话。而是会作伪证，说是我先碰瓷的，他们是防卫有些过当。

这个费中队长是个看上去非常精干的警察。照理他应该有直觉的判断：一方是孤独无助老实巴交的六旬文人，一方是得道多助年轻力壮的帮派分子，平常一付无赖腔调；谁欺负谁不用问就知道的。

费中队长的处理结果却是把我关进严管队！

严管队恰好也在底层，与我们小组相邻。邢贵三非常得意地踱到严管队门口，往里边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