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腾 醉 （文革演义）第四回

第4回  财不逢时凑为地主  鱼烧红木幸做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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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群众声援刚刚接近尾声，兼听园那边又有人扔政治炸弹：居然出现了一张直指国家主席的大字报！说刘少奇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云云。

写大字报的是校卫生所一个三十岁的女护士，叫李红英。那是投错胎而又不甘心屈从命运的一个人：出身在被革命的地主家庭，却革命热情燃烧！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和关键词。我们叙事的这个时代，主旋律是阶级斗争，关键词是成份。成份又叫家庭出身：你从什么家庭生出来，家庭在社会中属于什么阶级。理论认为社会是由富人和穷人构成的，也是由坏人和好人构成的；坏人以剥削别人而致富，好人以被人剥削而致穷。各种经济状况呈现出清晰的社会层面，这就是阶级。基本的哲学理念是：作为一个人，内部构造是不屑一提的，阶级属性才是至关重要的；阶级层次决定了人的善恶、正邪；人越是贫穷就越是好人。于是在“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品质怎样被认定，应当领受什么样的待遇，得看他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成份如何。按照林博源的阶级分色法，地主那一端是深黑色，富农黑色，富裕中农资本家小业主灰色，逐步过渡到中农、手工业者灰红，贫下中农、产业工人红，到革命干部这一端便是紫红色了。你要是出生在黑色家庭，那就糟了！相当于印度的第四种性，不可接触者。

也不是说一点气都不给透，还是给出路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出身不由人，道路自己走”。也就是说，你可以背叛家庭，走革命的路。

李红英正是出身在地主家庭，犹如一颗不幸的蒲公英种子飘落于一个墙旮旯，阳光照不到她。其实她几乎没享受过地主家庭的福。家很贫穷的。直到临近解放三年，她爹经营有方，才发了一点小财，买了几亩地，拆掉原先的茅屋造了一所砖屋。正好解放，凑着便当了地主！如果当初不去折腾，再穷几年，到了新社会便属于响当当的红色阶级不是？现在好，成为第四种姓！

斗地主那一年李红英十四岁。一者出于对父亲的怨恨：谁叫你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了错误的财！折腾个啥？倒给我带来了地主家庭成份！二者出于自保的本能，她明白若要有一个正常的前途，必须摆脱成份的阴影，坚决与父母划清界限。所以她从一个民兵手里夺过一支红缨枪冲上台就向五花大绑跪着的父亲刺去。当即被工作队解除武装。只好赤膊上阵，扇了父亲两记耳光，踹两脚，吐了一口唾沫在父亲脸上，揭发了一通父亲的反动言论。这个未成年少女坚决的革命态度赢得了社会的好感，墙旮旯那棵可怜的蒲公英多少还是晒到一点日花，正常地上学，直到护校毕业。

然而有所得必有所失。人有各自的心理支撑系统。基础性的支撑是在家庭这一块。如果缺失或放弃这一块，只向社会去寻求支撑，那么她这个心理构架便是倾斜的和岌岌可危的，犹如一座没有打地基的楼阁，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李红英不但放弃家庭支撑，而且伤害。伤害父母，伤天害理。这必为神所不喜。神就存在于她的体内世界的某个地方，默默注视着她，时时想引导她回归自然原点。父亲后来变得像一条萎靡的狗，可怜万状地望着女儿的眼神直到他去世后多年李红英都无法摆脱。这是潜意识里一处硬伤，也是灵魂内部一个向右的拉力。而她所处的外部环境则是一个革命加速器，加给她的是一个向左的拉力。两个力就把她拉伸成精神分裂状态了。她的倾斜的心灵不断被革命加速器甩动着，终于变成了一颗高能革命粒子，在一个特定的瞬间撞向国家主席刘少奇！李红英根据在这个社会生活的长期经验，知道一切以左为贵，越左越好。她研究了地球上这一特殊地域的政治生态，和高层近来的微妙动向，判断毛主席和刘主席之间可能有矛盾。那么，我这个时候大胆出一记左冲拳，也许能出奇制胜，改变自己的命运。

 发财须在位和时，戴德感恩诸子嗣。

若是错时又错位，子孙只认马克思！

2

第一时间看到李红英大字报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叫李红遇，地球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共青团小组长。下巴长一颗痣，恰恰与毛主席那颗痣同一相对位置，谁见到他都会留下辨识印象。

“这女人好大胆，居然贴刘主席的大字报！”红遇惊讶得张口结舌，立即奔回寝室去向室友张庆余报告此事。

李红遇这个人与李红英，名字中间倒有两个字相同，命运却截然相反。红遇祖上巨富，到了爷爷那一代开始走下坡，最后败在父亲手里。父亲吃喝嫖赌抽鸦片什么都来，到了临近解放的那一年家里只剩下两把红木椅子了。一天，有渔夫上门叫卖甲鱼。李父极想吃这道久别的美味，然而没钱，就用一把椅子换了两只甲鱼。渔夫继续沿街叫卖。有人看中他带着的这把红木椅子，想买，可惜是单只的，不配对。渔夫说，这好办，那人家里还有一把。返回李家，商议再要另一把椅子。李父顿足说：哎，你来迟了一步，我已经把它劈来烧甲鱼了！渔夫不信，李父说你进来看。果然，伴随着一股香味，红木正在燃烧呢！所以到了革命成功那年李家什么富裕的痕迹也找不到，便成了革命依靠对象，评定成份为贫农。凭着这极好的家庭出身，李红遇事事占便。所以他对父亲备极尊崇，认为他是李家中兴的功臣。正是：

    鱼烧红木味浓香，看似败家实中兴。

    不遗浮财累后世，颓唐反是智多人！

3

张庆余听了报告，说了一句“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就奔出去看李红英的大字报去了。李红遇也跟着再去看。

张庆余是地球物理系学生党支部书记。两只眼睛之间的距离特别短，配上一只高耸的鼻子，看上去像一只鹰隼。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红顶老隼。他出身于农村殷实之家，家庭成份却是革命干部。其实革命干部是他舅舅黄大汉，与张庆余是两家子。庆余的妈妈的兄弟黄大汉解放前一年参加革命，腰间别过红绸子驳壳枪，是个游击队员，解放时就当了区长。照理革命干部是黄家的事，张家应当有自己的成份，富裕中农甚至富农地主什么的，却弄了个革命干部，不知怎么回事。庆余沾了舅舅的光，自己又争气，打从十七岁时就入了党。那时候社会上共产党员如稀有金属，中学生党员更是凤毛麟角。高中快毕业那一年，连他的同学们的政治鉴定都是他写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陈世仁把这个攸关学生前途命运的大事也交给张庆余去做了。庆余就利用手中的如椽巨笔毙了不少同学。那个年代上大学主要不是看分数，而是看政治鉴定。只要给你写上“缺乏劳动人民思想感情”之类一句微词，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于是许多远比庆余学习好的同学，都成了他笔下的牺牲品，至今还在乡下面朝黑土背朝天。庆余深感权势的好处，也深感政权维护的重要。他特别崇拜毛主席的两句话，一句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另一句是“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他时时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觉性，两只鹰眼严峻地观察着周围的人和事，神情有些像是二战电影中在火车站盘查犹太人的盖世太保。正是：

    带故沾亲革命边，自身争气益风光。

    感情利益均在党，造就庆余红煞枪！

                 4

张庆余、李红遇他们住的是310室，窗口朝北，扫四旧时曾被里边的住户决议命名为西柏坡室，写了贴在门上。隔着走廊，斜对面是315室，窗口朝南，被里边的住户命名为井冈山室，也写了贴在门上。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个寝室分别成了地球物理系保守派与造反派的中心，值得说一说。当然，我们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派别还没有产生，成立派组织是后来的事。但此时介绍这两个寝室的人物，可先看到分派的雏形。

井冈山室（315）住着的一个学生叫郭方雨，他也特别革命，但路数与张庆余不同。庆余来自农村，郭方雨生在城市。郭的祖父拉黄包车，就是老爷小姐车上坐着，他祖父穿草鞋在前头拉着走。骆驼祥子的那一种。父亲继承祖父的衣钵，也从事客运业务，只是装备有了改进，两轮车变成了三轮车，手拉腿跑变成了脚蹬着走，草鞋变成了布鞋。去乡下寻了个雇农的女儿做老婆。挺会生，劈里啪啦生下五六个。却只存活了三个。三个也没全留住。太穷了，把一个女儿送人，只留下方雨和他的一个姐姐。送走女儿的时候妈妈伤心至极，差点寻短见。解放以后父亲当了公共汽车司机，母亲也安排了工作，进街道小五金厂做工。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政府还帮助他们将送走的女儿寻回来。因此郭方雨对共产党的感恩戴德是发自脑细胞深处的，与张庆余的发自权势利益有所不同。

郭方雨家庭既属于最底层的无产者，打一懂事起受到的又是纯净的革命教育，加上他那两肋插刀的侠义性格，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热血的革命青年了。他最崇拜的人物第一是毛泽东，第二是格瓦拉。为了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彻底解放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他愿意像格瓦拉那样手胼足胝，赴汤蹈火。由于喜谈格瓦拉，又长得孔武有力，浓眉黑髭，同学们有时便叫他“郭瓦拉”。

“郭瓦拉”原该在文革前就大学毕业的，如果他革命热情不那么发烧的话。1958年有一个叫做邢燕子的城市姑娘初中毕业后决定不升高中了，而选择了下乡“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后又有一个叫董加耕的品学兼优的共产党员高中毕业后放弃升大学的机会，回乡下战天斗地。报上宣扬了他们的事迹和理想。尤其董加耕的豪言壮语“身居茅厦，口读马列。脚踏污泥，眼放世界”十分引起郭方雨的共鸣。他认为革命青年就应当这样，离开安逸，选择艰苦，革命不辍。所以到了高中快毕业那一年决定不考大学了，也下乡当农民去。决心书直递到市政府。市委书记说，好啊！又搜集一些在城市闲呆的青年开欢送会，送到齐县去了。

当了一年农民，忽然有一天公社党委找郭方雨谈话，说上级决定在历届上山下乡的中学毕业生中推荐一批人上大学深造，以培养革命事业有文化的接班人；问他愿不愿意走。郭方雨经过一年的农村生活体验，心思已经比较复杂，忘记自己在日记中写下的“人贵有志，志贵不移”的誓言，决定往回走了。在政府的推荐下，只考了两门功课：语文和政治，居然便上了鸿蒙大学读地球物理专业！

学校政工系统对这个董加耕式的红根学生寄予很大期望。然而不久就失望了：这不是他们所要求的进步模子。根据群众汇报，郭方雨在与同学闲聊中有一些不当言论，说什么农村里边捣蛋作怪的不是四类分子，而是贫下中农。“四类分子哪敢捣蛋？不捣蛋还跟他没完呢，哪敢？”“蛮不讲理的倒往往是出身最好的人！”这就不对了，跟党的阶级理论对不上号。又说，就他所见，农村干部有许多都革命意志衰退，只要有酒，哪管什么革命！有一回他去大队找一位干部谈事，推门进去，一桌子人大白天正在划拳喝酒呢！都醉得差不多了，要拉他同喝，说：“你这傻小子哟，城市不呆，偏跑到我们乡下苦地方来！”有的说“乡下也有漂亮姑娘”什么的。

郭方雨的革命过于纯粹，这就注定了他不是个受现实社会欢迎的人物。实际上农村干部之所以推荐他上大学，也是送瘟神的本意。他太长剌了，“四清”运动中站在工作队一边，帮助整那些农村干部。工作队走后，干部们与他的关系别别扭扭，派他干最苦最累的活。叫他别割麦子了，改为拔麦子。拔是很吃力的事，搞得他吃不消。郭方雨的入党申请更是没希望通过。所以碰到有上大学的机会决定走。农村干部为了确保他走，还送给他一份非常好的政治鉴定：阶级感情深厚，立场坚定，刻苦耐劳什么的。

年级的政治辅导员是一个刚从人民大学毕业的女老师，叫王爱东。她研究了学生档案，挑出郭方雨作为重点培养的政治人才。然而令她失望的群众汇报陆续上来。除了不当闲聊，还有一个与谁亲近的问题。郭方雨与张庆余这样的共产党员不怎么谈得来，倒是与一些出身不怎么好的人拍肩搭背。一个是墨润秋，此人出身于富裕中农家庭，虽不算黑色阶级，但档案中有一个括号，注明是抱养的，来历不明。王爱东初次见到墨润秋就有一种逆光的感觉。这个身材高大的男学生神情中有一种冷眼看世界的味道，没有一般青年那种纯真的眼神。“何处抱养的呢？最好能查查他的根，他的生身父母。肯定不会是劳动人民下的种！”王老师想道。据说郭方雨居然与他成了哥们。还有一个竹溪英石，此人有海外关系，父母亲属都在海外，平时表现属小资产阶级情调那种，有一面小镜子一把小梳子，洗衣服次数比别人多。据说郭方雨对他也不错。

王爱东与郭方雨谈话，希望他注意“阶级路线的问题”。郭方雨却不买账，问：“墨润秋怎么啦？竹溪英石又怎么的啦？”

郭方雨读书还特别用功。他精力充沛，睡六个钟头就够。通常四点钟醒来，就悄悄到楼顶去，借着朦胧的晨光念书。这也不符合革命青年的标准。党的要求是“又红又专”，突出政治，红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前提下，再去钻研业务。可郭方雨走的是白专道路！

有一回郭方雨看到校党委书记马金拎着支气枪早晨到树林子里打鸟，就跟同学说：“这党委书记也够好当的咯，打打鸟就行啦！”同学把这也汇报上去了，而且说郭想当党委书记，准备篡党夺权。“郭瓦拉”不但成不了革命依靠对象，反倒成了问题人物。这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

罗克思贴党委大字报的时候，郭方雨是打心底里感到高兴的。并且逆群众潮流而动，当林博源带头，万众讨伐罗克思的时候，他郭方雨却写了大字报对罗克思表示声援。这中间，不但因为马金打鸟、作风看上去松松垮垮引起他的反感，而且他的脑子里有着更深的意识根源。当郭方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种反领导反威权的倾向就在他的潜意识中产生了。

那时他读小学，一个女老师特别喜欢他，对他非常好。那老师姓柳，风韵上真是弱柳扶风；长得像彩色印刷贴画《嫦娥奔月》中的嫦娥，蛋形脸乌黑长发身材高挑非常好看。每当他走进学校，迎接他的总是柳老师热情的微笑，这微笑给了他成长道路上有力的鼓励。可是忽然间柳老师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变成坏人了！据说是因为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提了些意见。这一下课也不准教了，被罚去打杂、扫厕所，本来就低得可怜的工资又降了两级。美丽而脆弱的女人经不起打击，疯了。有一回方雨偷偷跑去看望柳老师，疯女人感动得抱住他大哭。这件事给了郭方雨幼小的心灵很大的冲击，也给他的人生上了一堂大课，使他懂得领导是非常厉害的不好惹的，懂得党是不可能犯错误的不好随便提意见的，懂得做人是要夹紧尾巴的。但这只是上意识层面的东西，潜意识层面的影响却是：“这些领导怎他妈的那样凶狠啊？”“真的老虎屁股摸不得？”

这些潜意识层面的东西被上意识层面的明智认识压住，没机会露头。现在，文化大革命来了，隐隐约约八面来风，开始唤醒他造反作乱的潜意识，他将大步走上叱咤风云的历史舞台。

郭方雨贴出声援罗克思的大字报，自然就成了鸿蒙大学革命群众另一个讨伐对象。由于他只是个学生，腰杆子还没罗克思的胳膊粗，群众对他的讨伐就更加凶狠。张庆余和310室几个人写大字报，将郭方雨叫做“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爬虫”，开列他平时种种不当言论，揭发他“企图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系党总支书记孔青东将政治辅导员王爱东老师叫来，要她整理郭方雨的材料，准备全系开会批斗他。恰在此时，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了，罗克思成了鸿蒙大学的英雄，带挈着郭方雨也扬眉吐气。

翻身苦力感恩深，革命全无杂念心。

前进道途多阻力，至清反不受欢迎！

5

与郭方雨床对着床的是孙召达。方雨也在第一时间看到李红英的大字报。回到寝室，见召达坐着发闷，便说：“怎不出去走走？兼听园有一张新大字报。”

召达听了，好像服了一剂抗抑郁药。对于停课又没什么娱乐的文革学生来说，唯一能提起精神的就是大字报了。所以召达下床穿了破布鞋就往外走。布鞋是前年暑假回家时母亲为他做的，虽然黑布鞋面已经破旧，一个脚趾往外探头探脑了，鞋底却是一针针纳出来的加厚的。土气是土气了些，但毕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脚下鞋。

身上穿的也是农村制作的土布褂子，黑色。林博源尽管把自己弄得十分艰苦朴素，然而比起孙召达的艰苦朴素来，还是不地道。召达的艰苦朴素是土生土长的，纯粹的，从骨子里往外冒的。林博源的艰苦朴素则是城市里革命时代的产物。两者的不同，犹如吉林野山人参与黄鹤市种植人参的差别。孙召达世代贫农，共产党让他们翻身得解放，因此召达生来就有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谁要是说共产党只有九分好，还有一分需要改进，召达就会跟他急。然而自从进城读了大学，召达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如他原来想的那样理想。孙家翻身是翻身了，解放是解放了，可是贫穷的状况并无根本性改变。来到大学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地方，召达更是感到巨大的失落。衣冠楚楚的老夫子们就不要说了，便是这些同样还没工资收入的同学，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也显见比他高出一截。失落感不光是物质上的，精神层面上同样如此。像张庆余们的精神内核和做派就与他大不一样。人家就是混得好。而他孙召达，不知怎么搞的，就事事不如人家。因此他是郁郁不得志。

他拖着两只落伍的旧布鞋，迈着没有别人直挺的腿——可能小时候营养不是那么好，有点罗圈腿——啪答啪答，啪答啪答来到兼听园。

此时场面比罗克思贴大字报时还乱。他冲锋陷阵似的才挤到大字报跟前，看到标题是《刘少奇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有所背离》，署名是校卫生所李红英。

评弹：  疯子骄子傻子，时也运也命也。

               左的右的中的，利也性也情也。

 

欲知后事演绎，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