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腾 醉 （文革演义）第八回

第8回  自比九头鸟不好惹  谋划秋后账定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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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方雨从墨润秋那里借到《燕山夜话》，回自己寝室就埋头读起来。还取出笔记本摘抄一些东西。这一切尽收入室友范建平眼底。范建平就去310室向张庆余报告此事，说郭方雨是邓拓的信徒。

第二天张庆余走入工作组地物系基点办公室，将郭方雨精读《燕山夜话》的事报告。基点长吴玉山一边往本子上记，一边说：“好！好！好！这是一个重要情况。全国人民都在批判三家村，居然有人还在崇拜邓拓，读他的《燕山夜话》，还做笔记！庆余同志，我正要跟你说。你坐下。昨天我去参加省委扩大会议。汪道远书记在会上提出一个计划叫做秋后算账。只有现在多付出汗水，多用心，秋后才会有满意的收成。”

庆余点头闪眼，热辣辣迎着老吴的讲解。两只拳头压在桌面上，青筋暴起，像绷紧的弓箭。

“昨晚我们校工作组研究了一下，”基点长说， “觉得我们现在收集整理材料的工作还做得不够细，决定设立一个专门系统来做这项工作。这项任务叫做秋色红计划。各系成立不公开的秋色红小分队，专门收集和整理各种人的思想动态，行为表现，言论笔墨。我想，地球物理系这方面的工作由你来做。也就是说，你来当秋色红小分队的头。”

“谢谢领导的信任！我一定全力以赴！”张庆余兴奋地说。

“你听我说，庆余同志。章省长昨天也在会上讲话了。省长说，要枪打出头鸟！——懂省长的意思没有？”

庆余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表示领会了。

老吴没传达得更详细，所以庆余不知道，省长昨天在会上还说了一句脍炙人口的话：“天上九头鸟，地下黄鹤佬。我就是黄鹤佬，我是不好惹的！”

2

确实是不好惹的。在“硬着头皮顶住”一段时间以后，工作组觉得“火候”到了，决定“及时组织反击”，将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

这天学校传达毛主席一条批示：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是报复。广播叫所有党团员都去听。郭方雨是团员，他就向礼堂走去。不料在门口迎接他的是几束如临大敌的目光。政治辅导员王爱东严肃地迎上来，说“你不能听！”接着就有政治部一个干事，还有张庆余，上来往外推他。郭方雨说：“怎么不能听呢？我不是团员吗？”

政治部干事说：“你是假团员！”

方雨觉得这话的侮辱性比骂他娘婊子还严重，便像汽油桶给点着一般，一拳打上去。却是砸在眼镜上，眼镜飞了，干事往后倒去。幸亏张庆余在后面扶住。庆余怒，上来推搡他，喝斥道：“你怎么打人呢？”方雨顺手又给张庆余一拳。

门口起了混乱，准备开会的布尔什维克们纷纷扑上来，将“郭瓦拉”制服，也给了他许多拳脚。保卫科的人来了，带着枪和绳子，把郭方雨捆绑得像一只棕子，带去扔在一个黑房间。就是李红英不久前关过的那个房间。

3

幸好，工作组没等过夜就让保卫科放了他。郭方雨出来，路上就听到喇叭在广播上午发生在礼堂门口的打人事件：“今天上午在我校礼堂门口就发生了先是报复，然后应该的事件。”他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属于坏人了。

尽管放了他，实际是由硬禁变为软禁。班上调整了寝室，315室只留下郭方雨和范建平，叫其他四个人搬出去；调进来金普坚、张庆余、李红遇、魏世忠充当看守，看住“郭瓦拉”。

然而被令搬出的四个人中有孙召达，他不干了。“干什么？干什么！”当班长魏世忠来宣布调整名单时，孙召达叫了起来，拒绝搬出。班长报告给政治辅导员。

“又出来一个刺头！”王爱东老师惊骇道。然而若要采取强制措施，又怕发生“误会”、“报复”、“应该”这一类事件，忙不过来。嘀咕了一阵，只好跟魏世忠说：“那么叫范建平搬出来吧。”

夜里，看守一方是要开着灯。然而孙召达不干，将灯拉灭。拉线开关就在他床头。一拉灭，庆余就爬起来开灯。他的床位是在南角落，而且是上铺。等到庆余爬上去躺下，召达伸手又一拉灭了灯。如是者三，庆余吃不消了，发火说：“上级有指示，要开着灯！”

“开灯我睡不着。上级还让不让人睡觉啊？”召达说，没等庆余爬回上铺，又一拉。

庆余返身又来开灯，说：“叫你搬到310，你又不肯！这不是故意捣蛋吗？”

“我是315室的户口，干嘛搬310？”召达说。等到庆余爬回去躺下，又灭灯。

“我来！”李红遇阻住又要下床的张庆余，爬起来开灯。

李红遇拉亮了灯。回去刚躺下，孙召达又灭灯。红遇又爬起来开，召达又灭。如是者三。等到红遇黑暗中再爬起来去摸那根线时，召达伸手去阻挡，有意无意间就打在红遇脸上。

“你怎么打人呢？”红遇叫喊起来。这一喊，另三个左派立即从床上跳下来。召达蹦起应对，两只眼与八只眼互相怒视着。郭方雨见状，起坐审看形势。

孙召达往后伸手从枕头边拿起一件物事，是从老家带来的一支短鞭，赶驴子用的。世代相传，鞭柄已经磨得乌黑发亮。鞭梢也是真皮精制，透着灵劲。召达上大学居然带着它，是母亲的主意，说沾着祖宗手气，可以帮助他服异乡水土，逢凶化吉，云云。

庆余见状说：“你拿起武器了？你我都是红五类出身，不要误会。如果真打起来，到底是报复呢，还是应该呢，就说不清了！”

“不管误会报复还是应该，反正是要熄灯的！你看作息时间表，九点半熄灯是学校的作息制度！”召达说。

李红遇说：“我告诉你，孙召达，你这是故意捣蛋，破坏文化大革命！”

“哟，帽子比磨盘还大嘛！告诉你李红遇，别跟爷爷来这一套！”

“你是谁的爷爷？告诉你，孙召达，这里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不是资产阶级的天下。刚才居然打我一巴掌，那是阶级报复，现在我一定要打回来！”李红遇说着就贴脸举起双拳，脚跳着，像一个拳击选手那样准备开打。

在这个政治第一，阶级为重的社会里，对于那些“红五类”人来说，你骂他娘婊子不要紧，可要是对他的政治身份阶级出身有含糊之词，那就像在英国骂一个贵族瘪三那样，足以气得他跟你决斗。下午“假团员”一词让郭方雨忍不住挥拳，现在李红遇将孙召达似乎说成资产阶级，也使召达不能容忍。他手里的鞭子抖了一下，鞭梢就打在红遇脸上。这支鞭子召达从三岁玩起，在他手里宛若有神。近至贴身，远至七尺之内，想打哪个点就打哪个点。他可以将一个人嘴上的香烟的火打灭，而烟体不会掉下来，精确度达到微米。

红遇脸上热辣辣，羞怒并举，扑上去夺鞭子。其他三位左派也一拥而上，劈里啪啪开打。郭方雨见状，一跃而起，抓住魏世忠往后一摔，抓住金普坚也往后一摔。这时孙召达已经被李红遇张庆余压住，郭方雨上去拉开两个人。孙召达爬起来，挥鞭就打，红遇庆余身上结结实实很着了几下子。金普坚魏世忠冲上来打郭方雨。召达火起，一抬鞭就将电灯打灭了。

寝室陷入一片黑暗，一时调整不过来的眼睛也无法认准谁和谁，只好各自摆好马步不动。庆余喘气了一阵，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明天算账！我方先到走廊休整一下。”

四个左派出到走廊。庆余布置说：“现在夜深了，也不想去扰醒领导，维持现状吧。我们四个人分两班睡觉，每班一个半小时。世忠普坚你们先睡，到时间我会喊醒你们。醒着的一班，一个在床上听动静，一个在走廊巡视。一定要保证郭方雨每一分钟都处于监控之下！”

于是各自摸回床位睡觉，只留张庆余在走廊巡视。由于没有了电灯，争执的焦点没有了，太平了。躺了个把钟头，郭方雨还是睡不着。白天的事刺激性太大，满脑子在盘算着怎样找那个说他假团员的政治干事决斗。李红遇也没睡着，他是躺着值班，专门听动静。这差事其实比在走廊巡视吃力，因为在黑暗和静躺中硬将眼皮撑开不是容易的事。然而他尽心竭力不敢懈怠。听到郭方雨辗转反侧，呼吸粗重，他就考虑怎样将这写入明天的情况汇报中。郭方雨睡不着就起来小便。李红遇一跃而起跟着上厕所。张庆余在走廊走来走去，见状也跟着。郭方雨站上槽边撒尿。庆余红遇也立到槽边，一左一右将方雨夹在中间，三个人一起撒尿。

4

第二天张庆余把夜里的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基点长老吴掌握斗争大方向，撇开夜里电灯冲突的枝节不问，决定直接开郭方雨的批判大会。全系师生集中到小礼堂，孔青东讲开场套话。工作组吴玉山重点讲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一定要把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第三个讲话的是地物系三年级政治辅导员王爱东，她提了郭方雨几条罪状，叫同学们发言批判。四个学生同时立起来争着发言。王爱东老师指定四年级的女生蒙曼先说。

蒙曼把想得起来的时尚帽子都给郭方雨扣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她说他不但是个假团员，而且是个假革命，高中毕业时东施效颦学董加耕就是捞政治资本去的，想吃小亏占大便宜。“既然下乡了，怎么又回来呢？学董加耕又为什么不学到底呢？说是贫下中农推荐的，我很怀疑这中间是否行贿走了后门。”说他不但团员是假的，连家庭出身是否真属于无产阶级也值得怀疑。也许他的爷爷不是拉车而是坐在车上由别人拉着跑。又说他是个资产阶级恐怖分子，居然挥拳打布尔什维克，赤裸裸的阶级报复。直把郭方雨说得怒火中烧。再看看她那不爱红妆爱武装的短散发型，棺材一样邦邦硬的面孔，凶巴巴的讨伐声音，真是可恨透了。“什么时候逮住机会我得把这小婊子收拾一顿！”他想道。

批判会开了两个钟头。郭方雨回寝室拿了碗向食堂走去。冤家路窄，就碰到蒙曼打了饭从食堂出来。郭方雨仇恨的目光向“小婊子”扫射过去。不料蒙曼的面孔并没批判会上看去那么令人憎恶，反而显得温和柔美。洁白整齐的牙齿配上厚厚的红唇，在略带黝黑的大脸盘中十分显眼。更想不到的是，居然撩眼投给郭方雨一抹顽皮的笑，好像在琵琶的高音区划了一拨！

“怎么回事，这女的是在演戏？”郭方雨诧异道。

5

是的，蒙曼是在演戏。社会环境和生活经历迫使她不得不演戏。不只她在演戏，所有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扮演舞台角色。特定的社会形态下人们都将演戏当作一种生存策略。

蒙曼的档案中，家庭成份虽然是贫农，却加了个括号（父亲美军遣返俘虏，叔叔投敌叛国在台湾）。

朝鲜战争时，八岁小姑娘蒙曼参加儿童秧歌队，扭呀唱呀欢送志愿军上前线，其中就有她的父亲和叔叔。家屋摇摇欲坠的木门上贴了“参军光荣”四个大红字，蒙曼心中充满自豪。然而抵达朝鲜没多久，兄弟俩就给美军捉过去了。战俘管理所给了他们两个选择：遣返大陆，或是去台湾。蒙曼的爸爸决定回来，叔叔则选择去台湾。此时木门上只参军两个字依稀可辨，光荣两字早已剥落。

就为了这个括号，蒙曼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起初以为被俘不过是战场不利身不由己，回来光荣还是存留一些的。经过成长道路上的一再挫折，才知道括号的严重性不亚于地主家庭出身。于是有了悟性，采取了李红英式的生存策略。有一回居然在屋前举办家庭批判会，批判投降美帝国主义的父亲，声讨“叛国投敌”的叔叔。村邻都来看，像看文艺演出一般。

看完以后，一个老头问蒙曼：“闺女啊，我老汉不闻时事，落后了。你叔叔去了台湾怎么是叛国呢？台湾已经不是中国了吗？”蒙曼语塞，说：“大伯，您说得对，下次我把台词改一改。”

演戏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从此演戏成了蒙曼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其演技的要领是：左要极，话要狠，声要尖，帽要大。郭方雨不了解她的套路，所以恨得咬牙切齿。然而蒙曼属于那种台上逼真地演戏，台下真实地生活的人，不像那种分不清台上台下，一生都在胡里胡涂地演戏胡里胡涂地生活的人。她内心的深处其实是反体制反主义的，任何逆流人物都会得到她暗暗同情。加以郭方雨的模样看上去像个硬汉子，所以在食堂前相遇不由自主就投给他一抹顽皮的笑，似乎对上午刻薄的发言表示一下歉意。正是：

    人生如戏莫当真，太过当真会打人。

    台上当真台下笑，莫如蒙曼懂人生！

批郭方雨的大字报贴满了地物大楼的走廊。大小批判会开了五次。他的材料被整成四条罪状一大纸袋，与其他七个反动学生的材料一道，报送到省委去了。等待省委批下来就要具体处理。

欲知后事演绎，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