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十五、十六节）

第15节　　毕业合照中缺一个人

 到了1969年夏天我和同年们就应该毕业了。每年夏天都有大批学生毕业，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没上课也算毕业，就像麦子没施肥没耕耘甚至没播种就可以收割那样，中国奇迹。造成的后果，对于小学生来说是长大以后尽写错别字。但照常升入中学。对于中学生来说则有点不合算，因为经过徒有其名的“上学”，变成了“知识青年”，必须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有大学生倒是不怕，不会毕业即失业。尽管专业课没上，国家还是每人一个铁饭碗准备在那里。

但由于文革的影响，这些铁饭碗有的还没准备好。所以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毕业分配都拖延一年。1969年夏原该是我们走出校门的时候，却还得在工宣队的领导下继续“斗私批修”。

苏联人这一年想出了个馊主意，向美国人征求意见道：让我们苏联来发射原子弹，把中国的原子弹基地打掉如何？美国怒冲冲地回答：不许！并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中国。于是中国做出了已无必要的准备：将大学生撤退到乡下去，躲避或许还会来袭的，而且打不准的氢弹；虽然据说目标是原子弹基地，万一打到了大城市呢？

这样，我们武汉测绘学院（现在属武汉大学）就撤到了湖北省崇阳县。学院在那里有一个实习场，山上数排白房子。我们天文大地系和航测系住实习场，其它系住数里外的镇上。这期间仍然是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学习政治，念毛主席语录，读报纸，搞运动。

运动这一回叫“一打三反”。在党的长期教育下所有的人都很正宗，没有什么可打的了，也没有什么可反的了。正宗里边找不那么正宗的，于是就找到我，批判我一阵，出了一期批判专栏。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材料，大约是因为我这个人看起来总有不同于大众的气质，属于“缺乏劳动人民思想感情”这一类。老三司那些人把我一言一行都汇报给工宣队，工宣队说我话中有话。他们就批判这个“话中有话”。

终于在1970年夏进行毕业分配。分配前教师们给准备了毕业证书，知道以后也许用得着。找来了照相机，除了拍毕业照之外，还给全班合影，以留念。我由于刚刚被班里出墙报专栏批判了一阵，气不顺，便不肯与工宣队以及老三司的人合影，躲开了。所以那张全班福没有我。

我和一些同学分配到上海铁路局。我们学院原属国家测绘总局，与铁路完全不搭界。这时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秩序，测绘总局自身难保，铁道部就把我们抢到了手。

在实习场上的汽车。送别的时候，一些不认识的教师对我特别热情，用眼睛表达着特殊的关切与祝福。我想，大约是那期批判专栏替我扬了名，“话中有话”引起他们的共鸣。

系领导送到崇阳火车站。于是在那里上火车直达上海。铁路局把我们安排到上海铁道工程营当工人。该营在南京施工。于是我们带着铺盖行李奔赴南京，住芦蓆棚，工地上浇硫磺锚锢、组装轨排、铺轨、抡大锤打道钉。

第16节　　抓一个女人结婚

 （一）

这些大学毕业光棍们早已过了男大当婚的年龄。特别是我，三十而未娶，将老矣！在南京工地芦蓆棚，下雨天不出工的时候，同学竹床对着竹床，听雨，聊天。话题只有一个：讨媳妇。很不乐观。姚文元的宏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将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位列第九。臭老九。社会上最牛气的一句话是“我大老粗”！谁只要说得出这句话，就如改革开放时代说“我钱不多，也就七八百万吧”，令人敬佩不已。我们非但没资格称自己大老粗，还忝列贱民末座，在无文化者为大的价值体系中完全没有地位。这是讨媳妇第一难。第二难是，除了48元月工资，只有芦蓆棚里一卷铺盖和一口破箱子。既无房又无车，连自行车都没有。第三难，人地生疏，而社会又没有婚姻介绍所，报纸不登征婚广告，也无任何交友平台。

长期教育宣传熏陶之下，我们熬炼成了完全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政治上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

在娶媳妇这件事上，标准可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性的需求和繁殖的需求。只要是个女人，有女人的设备，能生孩子，就行。中等层次：过日子的需求。有正常的智商，不要是个憨女。会做家务，会持家。高等层次：幸福的需求。女人有美丽有气质有文化，夫妻间有爱。

显然我们没条件追求高的层次。甚至连最低的标准也做不到。几个同学不定期举行的娶媳妇研讨会，最后认同的最佳论点居然是：随便抓个女人算了！这个论点成了我们“解决个人问题”的总方针。

雨声中，回首往事更加感伤不已。初恋女友雍兰由于我在前途上的挫折，关系顺理成章地冷了下来。加以城市摩登女郎的介入并给雍兰写了信，我犯的错误给她知道，她表示厌恶，使我很没面子。那一年我漏网混入武汉测绘学院，雍兰考上长沙大学。旧情死灰似乎有所复燃，曾经给我写信希望在岳麓山见到我。收到信的时机不大对，我正忙于应付蚊子的大规模进攻，接着倒于霍乱疫苗，无力它顾，终于让这重修旧好的最后机会变成了一缕青烟。

1965年春认识了邻校一位快毕业的女生，是个高干女儿，叫淑敏。她说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痛苦的几天，那几天中自己跟自己进行了天翻地覆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不顾年级、阶级地位、政治地位的反超高，跟我。我却不大赞成，说反超高不合适。这是表面上的客气。实际有一个事让我心里不爽：她有婚史、打过胎，已经不是处女。好像我自己是个处男似的。所以那个晚上我说了许多客气话，希望她找门当户对的，时间上差不多同时毕业的。而且说，为了不干扰她的正确方向，明天起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吧。她只好同意。但依依不捨，吻了又吻。她的吻有特别的魅力，甜得我喘不过气。两个人沿江边走，她要送我上公共汽车。到了车站我却说，你一个人走回去我不放心，让我送你到你家门口。于是往回走，到她家门口她却不肯进去。两人又沿江边往公共汽车站走，不时停下来坐坐，吻别。她说，反正明天起不见面了，多待一会儿吧。于是那个晚上，我们几乎是到了天亮才分开的。

我松了一口气。似乎了结某件事。然而她受不了真的从此不见面，写信要求再见一面。我也思想斗争着，终于复了信，约某晚七点钟在某路车某站等。她喜极而泣，且再次来信敲定时间地点，生怕有差池。

我按时按站下车。树丛里飞出一只彩色的蝴蝶，正是她，那个从盘丝洞里修炼出来的妖精！她挽住我的胳膊，走向美丽如画的东湖边。至于是否最后一面，我没有说。从此，清波旁，杨柳岸，明月夜，古松岗，一夜一夜地留下了我们的足迹。那是一段无比芬芳馥郁的爱情。她美艳如花风韵如饴。尤其那女妖般的吻千古难遇。此吻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她认了个“姨妈”，我们时常去探望她老人家。

至于今后有什么计划，两个人都不提。似乎达成一种默契：不问能否天长地久，只陶醉于现在拥有。

一直拥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她终于回归到属于她的阶层。这件事该检讨的是我的处女情结。不但影响了生活的总体走向，而且伤了她的自尊。

班上几个自由散漫的学生要上北京串联，问我去不去。我想去的，却只有一条穿得出去的裤子，而且这条裤子刚刚洗，湿漉漉。遂决定晚些时候走，等裤子干了走。但送他们上火车，顺便到火车站看看情况。夏日炎炎，回来的路上口渴，买了一瓶桔子汽水喝。那时代没什么食品安全标准，桔子汽水不知什么髒作坊连同苍蝇卵一起灌装出来的。暑气加上苍蝇卵，我就病倒了。上吐下泻，体温及黄疸指数急剧升高，校医务室把我送到湖滨医院住院。

医院环境和设备都很好。房间住三个人，有卫生间，还有护士工作间。对门是女病房，也住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从天津南开大学来武汉串联的女学生，叫鲁萝，下火车就病倒了，住进来。她的邻床是一个六岁小女孩。她带小女孩在屋外草地上采花的时候，我在树下长椅上坐着。小女孩忽然擎着一朵花跑过来，说：“叔叔，给你花！”喜得我赶忙立起致谢。鲁萝跟了过来，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医院重新给我验血，一切指标正常，黄疸指数没有了。但医生不放我走，留住我做进一步的检查，胆囊造影什么的。于是在医院继续待一段时间。这就成了我和鲁萝进一步结识的机会。她说：“这一次来武汉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你！”北方姑娘壮硕妩媚的风韵很吸引我。爱上了。她先出院的，两天后来接我出院。第二天即一起下东湖游泳。游览名胜古迹。待了十几天，她回天津。恰好我们学院包火车组织在校学生上北京串联，国庆接受毛主席检阅。我给她去了信，说到京后给她信告诉住址，请她来北京一会。她高兴极了，算定我到达北京时间以及通知信到达的时间，不断地跑传达室看有没有信，急切得如同林黛玉在等待去怡红院传书的紫鹃，坐不住。终于，接到我信了。她即时动身赶到北京相会。

后来，她又在武汉与天津之间往返多次。爱是超导的，没有电阻的，距离和舟车辛劳都不算什么。

这次爱的结局非常灰暗。灰暗得我羞于启齿。

原因主要产生在阶级壁垒、政治第一的大背景上。那个时代女人看男人的眼光，首先投向的是他的衣着。如果你穿一套军服，不管新旧，有没领章，都会赢得女人的第一眼好印象。中山装也凑合，但要配合一脸革命气概。如能让人看上去属于革命阶级，你在追求女人的路上就成功了一半。其次，女人的眼光投向男人的政治背景，家庭成份。如果是党员或团员，家庭红五类，就什么都妥了。

就是说，女人头上是戴着一层政治滤网的，如同西方贵妇戴面纱一样。她们通过这层滤网看男人。所以，我在大多数姑娘面前黯然失色。没有革命气概，也就是“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再知道我有海外关系，那就更加完了。虽然有时我能感觉到她们从滤网里射出来的贪欲的目光，我身上的某种气息吸引了她们，如同一个修行未深的尼姑透过面纱看一盘盐煮虾那样，但终究不敢靠近我。

只有个别姑娘不管那一套，没有政治滤网，不顾一切地爱。例如鲁萝。但终究敌不过世俗的反对。她家的人知道我的情况，就如鲁萝爱上的是个非人类物种。反应类于青霉素过敏，跳了起来。发动亲友团对她轮番做思想工作，说我们亲戚朋友都世代工人，一片红，现在居然要掺进来不纯的血液么？终于，鲁萝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做深刻检讨。

深刻检讨倒也罢了，问题是，你好好说呀！真不是玩意儿，结束的方式极其恶心。如今自述到这一段的时候，实在羞于启齿。

鲁萝事件结束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女朋友。真正的光棍学生，直熬到毕业分配。我一生的主旋律是饥饿。饿饭，饿女人。饿得任何一头老母猪在我看去都是双眼皮的。

（二）

南京抡大锤干了一年，次年夏天调回上海。我被安排到堪测设计所。后调到工务处，做线路大修设计工作。住在市中心一座旧旅馆改用的职工宿舍里。终于相对稳定了，可以考虑“解决个人问题”了。

当然要在上海女人中间解决。鲁萝最恨的就是上海女人，有夙仇似的。时常在我面前贬损上海女人，讲她们说话声音“像被夹住了的耗子，又尖又急”。说她们“最俗气、最浅薄，而又最高傲”。远远的看见一伙女人在那里走，鲁萝会指说：“那些一定是上海女人。你看走路的样子，像螃蟹一般横行，像猴子一般摇摆！”

不知她现在怎样。我真想告诉鲁萝的在天津之灵：某人现在将要投入上海女人的怀抱了！

然而，要投入上海女人怀抱并不容易。芦蓆棚的娶媳妇研讨会只提到三难，其实还有第四难第五难。第四难是：城市年轻姑娘绝大多数上山下乡去了，被贫下中农近水楼台先得月去了。留在城市的屈指可数，物以稀为贵。

第五难更加厉害：没有上海户口！

我们在上海工作，拿上海的工资，却没有上海户口！每个月得跑南京领粮油票之类。上海户口控制得很严。按政策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上海是可以直接报入户口的，但我们这一批学生的户口名额被某一帮人盯上了。他们或他们的亲朋或上级的亲朋，有些人需要报入上海户口，却苦于户口政策不能如愿。灵机一动，就对来报到的我们说：你们把户口迁移证都交上来，我们汇总一道去报入。我们傻乎乎的就交上去了。于是，权力关系网开始运作，将这批分配到上海的八九十个大学生的户口去报在南京，而将他们的亲朋或关系户的户口顶替报入上海。这是一个复杂的操作过程，关系网也须是中等规模的才能办得成。

这一来就极大地损害了我们这些等着娶媳妇的人的利益。要知道上海三大宝：户口、姑娘、煤气灶。还有第四宝：洗衣皀。外地有的每季度才供应1/4块肥皀，也就是每年一块。上海则每月半块。供应上的优势不只体现在要票的，也体现在不要票的。例如，星期天常有一辆酒灌车开来，你可以拿着热水瓶、水壶、搪瓷杯去排队买冰镇啤酒，8分钱一杯。上海的服务是无微不至的。香烟可以拆零卖。假如你刚入门还没上瘾，只是偶尔想抽一支，那么商店就为你提供这种服务。

不只是物质方面实惠，上海户口在心理上也是一种优势，就如现在的美国绿卡。持有绿卡的人回国来感觉高人一等，主持人介绍他时也会给加上一个头衔：美籍华人。上海人有一份骄傲：阿拉沪籍华人！伊拉外地人，乡窝人，中国土著！已经类似于种族歧视。你要上海姑娘嫁给一个没有上海户口的人，即使他有上海的工作上海的工资，也人家不会干的。一提到男方没上海户口，女人拔腿就逃。

不定期举行的娶媳妇研讨会由南京的芦蓆棚转移到了上海旧旅馆。终于研讨出一个策略：先不提户口的事。失败经验一交流，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些书呆子太傻了，为什么先把自己的阴暗面亮出去呢？就如商人卖货，不讲商品的优点而先讲商品的缺点，哪会成交？非但阴暗面不能主动说，如若碰到过于精明的女人问起户口，你应该王顾左右而言他，岔开去。

“那么，女人以后知道你没上海户口怎么办呢？不可能总瞒住的呀！”

“以为后图！”主讲人回答道。

“好！等到生米煮成熟饭，她要跑也跑不了啦！”大家笑起来。

“正确！并且要尽快点火煮起来。一有米就下锅，一下锅就点火，兵贵神速！”

大家应用了研讨成果，纷纷取得成绩。一般女人想当然：你既然是大学毕业分配在上海工作，当然有上海户口的啦，这是用不着问的啦！因此一般不问户口这个项目。 个别问起的，被王顾左右而言他闪过了。

这些终于发觉受骗，几乎跳起来，懊悔不已的女人，想要退出时已经晚了。有的生米煮成熟饭，有的木已成舟，有的虽然没有煮熟没有成舟，却已经有了感情，甚至有些爱上了。

不过，这些女人并没有吃亏，几年后写《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把知识分子入另册的姚文元被关进秦城监狱，老九们的地位由贱民行列退出，归入正能量，而且排到大老粗前面，境遇有所改善，户口分裂的问题也解决了。

“有些爱上了”的是极个别人，大多数人都没爱。既然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都灰溜溜，定位在“随便抓个女人算了”这个起点上；既然没有任何交友婚介平台，仅靠寥若晨星的熟人牵线介绍，选择非常有限；既然情况那么困难，连户口都没有，同学们的婚姻质量可想而知，都只能满足最低层次的需要：一个女人，一个房间，一个安静的夜。有的娶到的女人愚而憨，连日子都过不好。至于女人的气质、情调、灵气，等等这些属于较高层次的东西，都不用谈了。甚至有的同学找到的女人，连外表都是不完整的，就如一只虫咬结疤的老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