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六节）
第26节 凌空一脚砸下来
（一）
由于睡觉气闷，我要求将楼面外墙的窗子打开。为这个事与缅甸商人，“小和尚”，争执过多次。他是佛教徒，入狱以后还定期持斋吃素，所以大家叫他小和尚。
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一位不知马桶为何物，探索之而大惊的缅商。宾馆服务员说你住宾馆太贵，不如住我家去吧。她家只有一个房间，她和孩子睡一张床，小和尚与服务员的丈夫睡一张床。半夜大家对着痰壶缸叮叮噹噹小便，关系亲密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有一天女人整理小和尚的箱子，发现一个未封口的大信封，里边是国民党给上海某甲的委任状！据小和尚说，朋友托他带一封信给上海某甲，他不知道信封里是什么。他们那里朋友互相信任，托带信不封口，带的人也不看。小和尚把信带去给某甲，但回老家去了，不在。小和尚打算把信带回去还给朋友。服务员看到这张委任状，不动声色，只要求小和尚帮她购一套房子。那时便宜，只要四万元。小和尚说银根紧，来上海也没赚到什么钱。准备走。服务员一家热情送别，叫一辆出租车往火车站开。半途，女人说要下车打个电话，一会儿到车站找他们。小和尚像个傻瓜那样陪女人的丈夫孩子在候车室坐着。没等到女主人，只好剪票进站。其实女主人在剪票口呢，她对GAB（国家安全部）一组人员指说：“就是他！”
小和尚被判十年。在监狱里改造态度良好，人也精干，当了劳役犯。后来当组长。打饭、提水、拖地面，侍候其他犯人“做劳役”（就是洗脚洗脸，有时会听成做老爷）。一般犯人是可以每月寄一封家信的。小和尚却不被许可。大约共方希望在缅甸的国方摸不着头脑，会再派一人给某甲送委任状，那样可以再逮一个人。这样一来，小和尚与家里就处于失联状态。直到小和尚快刑满了，他的父亲才终于追踪到提篮桥监狱，来探监。
晚上“关风”前，劳役犯会将外墙的窗子关好。我说气闷，要求小和尚不要关窗。小和尚对我没什么好印象，不理我这个茬。我再三抗争，最后只好让大窗上面的小气窗开着。
然而隔壁监房有一个香港老头也与我过不去。他睡的是2号位，头在瓮口。知道我瓮底，有这个讲究空气的毛病，便向队长说感冒了，年老怕风，要求将气窗也关掉。队长说照顾老年病人，叫关气窗。
与我同监房有一个江湖豪杰，叫沈文久，睡2号位。他看不过去，以讥讽的口吻对香港老头说：“老头子呀，真感冒了？一点也看不出来嘛！怎不吃药呢？”叫医务犯给老头子一大把感冒药，并且亲自侍候老头子把药吃下去。一边说：“哎呀是药三分毒，但是没办法啊，感冒不治不行啊！”老头子好像被沈文久施了魔法似的，只好憨憨地将好几种感冒药同时吞下去。
这位沈文久，大家叫他土匪，虎背熊腰，孔武有力。在外边是黑社会老二，很有豪侠气。他像阮籍那样能为青白眼。对一般犯人待之以白眼，独独待我以青眼。他也是缅甸来的，缅籍华人。他警告小和尚别太欺负周某人，否则回缅甸跟他算账。缅商知道此人杀人不眨眼，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向队长报告说沈某人为周某人说话。为此队长将沈文久调往别的监房，并规定他不许与我说话。
这个队长姓孙名云鹤，任反革命中队中队长，兼第1小组主管队长。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的。四旬人，短腿墩实。是个坚定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无论思想还是能力都堪称其任。有一次痛恨地说“你们不就是想多党轮流执政，一人一票吗？”而我这个人属于有癖有疵，有真气有灵气的一类，向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容。中学毕业那会儿共产主义小组鉴定我“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现在当了反革命到孙云鹤这里自然更加没好果子吃。没整死我算他仁慈。他把沈文久调开，可能故意挑选，调入一个叫做吴莫托的，取代沈的位置。他知道吴莫托对付我正合适。
（二）
吴莫托鹰钩鼻。眼睛特别小，而且两眼距离特别短。上海大学学德语的，毕业后给什么局长当秘书兼司机。或为钱，或为女人，跟局长关系搞砸了。出逃，泅渡到金门岛投敌，大表反共的决心。在背上刺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潜回大陆，被逮后声泪俱下控诉国民党，说毒打他，强行刺字。要求将刺字改成共产党万岁。监狱医院终于给他把反动标语抹掉。为此，获得云鹤队长认可，同时气味也相投，给他很高的“改造层次”，属“改造骨干”。减刑二年，宽待、倚重。
监狱里边也分阶级的。事务犯相当于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组长是分会主席。劳役犯是民兵。“劳动改造积极分子”相当于红五类。像我这样的，就是地富反坏右了。吴莫托原调去过九大队翻译组，在那里与人闹矛盾，给遣回来。暂时没有职务，层次相当于贫协名誉主席吧。
虽然“改造运气”不错，吴莫托的内心依然如一座精神地狱。他的名字其实就是空虚的近义词。吴莫托，无么托，没什么好寄托。因而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就看书。“关风”以后，楼面上日光灯熄灭，25W白炽灯亮起。灯光低低的从铁栅门洒进来，照见各种惨淡的人生。这灯光也恰好给1号位2号位看书。
真正读书的人心静，看完一页再翻下一页。可这个吴莫托心浮气躁，根本读不进书去，只是把看书来当镇静剂，分散痛楚。眼睛沉不下书页去，扫一两眼即翻页。枕边放一叠报刊杂志，翻翻这本翻翻那本，像翻烤大饼一般。心善者翻书尽量地轻，怕影响别人。可这个吴莫托是个流氓，只会怕不影响别人。
也许有人会说翻书能弄出多大声音？可你不知道，周兴瓮是有音响放大效应的。而我这个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每临近睡乡边界，就会被爆炸声拽回来。吴莫托翻书页的声音在我听去确如爆炸，在那安静的夜晚，在那有音响放大效应的瓮里。如是者十数。直至25点以后，吴终于将书放下，起来小便以后躺下准备睡觉了。然而他那内心是个自我煎熬的地狱，哪会睡得着？一会儿又起来小便。再过20分钟又起来小便。小便的时候得跨过我这个3号位的肚子来到马桶边。2号位上马桶是必须跨过3号位的。1号位则不必，马桶就在1号脚后边。
让人从肚子上方跨过去，心理感觉很不好。而且我知道吴莫托是个坏蛋，保不准他会故意朝我身体某个要害部位踩下去。所以我保持着警醒，一有动静觉察到吴莫托要上马桶，立即坐起来给他让路。等他归位了再躺下。他那样要折腾到凌晨三点以后，才终于入睡。这时我也可以放心睡了吧？然而我倒反而睡不着了。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忽然电铃声急骤响起，开始新一天的“改造”！
人无食尚能活，无眠却是最难受的。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弄一只狗，给它食给它水，但不让它睡觉，它刚要睡就弄醒它，看它能坚持多久。结果将这只狗弄疯了，死了。我感觉自己就如那只被实验的狗，生不如死。
我在周记中详细写了吴莫托的毛病，自己的危境，要求云鹤队长干预这个情况，叫停吴莫托的夜读，将我或他调去别的监房，分开。监狱规定犯人每星期写“改造周记”，这倒是一个向队长表达意见的渠道。队长会批阅、签名。
云鹤队长阅读我的周记时，不难想象，表情是得意的笑。他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周记由组长发回来，我打开看看有什么批示。没有，只是“阅，孙，年月日”。走出来巡视楼面，经过我们监房时我看到他嘴角挂的是冷笑。脸上似乎写着提篮桥狱警的口头禅：“这又不是在你家里。要舒服回家去好了！”
每星期有一个改造节目是“生检会”，大约是生活检查会的简称。有时会听成生煎会。大家坐一块，各人说说改造心得，或意见，最后由队长讲评。我就对吴莫托的德行提出意见，说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睡觉。要求吴莫托不要看书，或不要太晚，翻书页时轻一些。
说完，全体组员静默。大家都看云鹤队长的脸色，都拎得清形势。知道吴莫托是改造骨干，贫协名誉主席，队长赏识的人；知道周某人黑五类，改造层次最低，给队长没好印象。
只有一个人发言 ，就是姜建国，人称“百万”。据他自己吹嘘，说在国外有百万美元的财产。后来又说是港币。没个准，所以大家叫他“百万”。百万说：“同监房华零成怎么没说话呢？人家怎么睡的？”
这的确是个问题。是呀，同监房的还有一个人，华零成，怎么不说话呢？
1949年华的父母带着另两个孩子去台湾时，零成2岁。大约长得憨头憨脑，鼻涕哭相的，不为父母所喜，就将他留给邻人收养了。养父母双份工资，没生孩子，所以“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都没饿着他。碰上文革，也没读什么书，上山下乡去。后来返城，被街道居委会安排早晚巡逻，与一群大爷大妈拿电筒到处照照。每天七毛钱，人称“七毛驴”。八十年代台湾姐姐回来寻到阿弟。于是去台湾认亲。家人都觉得亏欠他，竭力补偿。于是他有了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他是个没有思想没有特色的人，也没有经济拮据的问题，其实完全没必要来吃这场官司。居然吃了，这与他的气质有关。他是个小气而且粘糊糊的人，三棍子也打不出一个闷屁。整天盘算的是物质利益。嗜食大蒜头，每顿都嘎嘣、嘎嘣像吃苹果似的。我说你也给我一片大蒜吧，以便抵抗你这个大蒜臭味。他万分舍不得地抠了半天，终于给我一片。下一天再问他要，就不给了，好像那是喜马拉雅冬虫夏草，金贵得不得了。我只好叫家属给我也带些大蒜头来。不料这月接见时零成的老婆倒忘了带大蒜，癖嗜断档。于是向我借大蒜，说下个月还。我说还什么呀，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共产主义，有蒜同吃。但到了下个月 ，他老婆带入大蒜以后，却只还给我一片，就算两清了，恢复了私有制。这就是他的性格。
他买了不少的书。从一个人读什么书也可推知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凡不读历史不读小说而专门读心灵鸡汤类养生类的，就是像华零成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一般都不可能成为“意见分子”。而我到哪儿都容易成为“意见分子”。非意见分子不怕燥音，容易入睡。这就是华零成容得了吴莫托而我不能容的原因。他识时务，有修养，懂得配合。价值观以吃为中心。因而给队长印象不错，改造层次高，减刑不少。
“生检会”结束，云鹤队长最后讲评时只讲了些别的废话。至于我的意见，他好像没有听到，不予置评！
就在当天晚上，大约两点钟，吴莫托起来小便。躺下以后。我也躺下，被子裹住两个肩膀，推下去，让胸口敞着凉快。想，这一下可以太平了吧？静静的准备入睡。
不料吴莫托猛地一个鲤鱼打挺，凌空跃起，往下一砸，脚后跟重重地砸在我敞着凉快的胸口上！
这是恶狠狠的故意伤害。事前进行过可行性评估，动作经过设计。他知道坏境于他有利：自己这个贫协名誉主席对一个四类分子动手，是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再则，对方年老体弱窝窝囊囊，不会还手；还手也不怕。
我猛地坐起，问他做什么，神经病是不是？
他没有吱声，也不动。任我怎么抗议怎么质问，就是不予反应。好像服过安眠药那般。
我将吴莫托的故意伤害罪向云鹤队长写了汇报。但没有用，云鹤像吴莫托那样也装睡，不予反应。
下午，医务犯来楼面例行巡访。我说了昨晚“挨那家伙”砸胸口的事。医务犯是个和善的老先生，他早就对吴莫托的德性有所耳闻，眼里满是同情，静静地摇了一下头，给我一些药。
医务犯回到大队部中心组，将吴莫托砸我的事说了。大队部有一个“四犯”叫夏雪明，也是反革命官司，原关在反革命中队，后来被大队长调到大队部任事。浓眉大眼美髯，与沈文久一样也是豪杰型的人物，正直大气。沈文久和夏雪明在外面就认识，后来不知为什么事交恶了。但交恶的双方都对我好。此时夏雪明听医务犯讲了吴莫托的流氓动作，即上楼来找到吴，说：“你有本事跟我来搞。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算什么狗屁事啦？！”
夏雪明回去向大队长报告此事，大队长终于出面干预，将吴莫托调往别的监房。
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五节）
第25节 远东第一大监狱
（一）
铁窗生涯的情形，这个生活体验，我把它融进《图腾醉》中去了。一个女网友读《图》，半途在QQ发话问我：你是不是坐过牢啊？怎么对监狱写得纤毫毕现呢？是呀是呀，要是没坐过牢，是不可能写那么逼真的。电视剧《孽债》有一个犯人刑满出狱的镜头，叮叮咣咣带着行李，草席脸盆什么的。这太不真实。犯人出狱是连平常吃饭的碗也要踩扁丢弃的，嫌晦气啊，迷信啊！哪里会将席子脸盆带回家呢？他们说，出狱不能直接回家，而要到街上人多的地方转转，蹭掉晦气。出狱，你要拍的是他走出来的步态、神情，他眼睛里的东西。那才真实生动。而不是拍他带出什么行李。
外人只凭偶尔参观或仅凭想象是无法写监狱的。只有坐过牢的人才能够写监狱。
提篮桥监狱是清末由英国人承建的。9座监楼，每座5层。每层的中心线背靠背立着两排监房，将楼层自然而然地分隔成东部和西部。东部50个监房，西部50个。9座楼便4500个监房不是？所以号称远东第一大监狱。有些在里面关过的人提起这个称号颇有自豪的意味，好像清华毕业的那样。
监房1.35米宽2.50米深。四角成弧度挖掉一点点，3.3平方米不到。工程师的考虑是每个监房关一个人。国民党接管后改为双层床，可以关9000人了。共产党则把床撤掉，改为1.3*2.0的整体大木板放进去。大木板缩短0.5米是为了要留出铁栅门开闭的空间。这个空间叫小天井。便这样，铁栅门也只能开三分之一。
改成整体大木板关的人就多了。三个人，四个人。甚至听说有关五个人六个人的。
1.35米宽是个什么概念？它不够你把两手平举的。必须两掌上翘，像练鹤翔桩气功那样，才能够刚好两掌抵住两墙。或者你挨北墙根坐下来，脚一伸，脚底就抵在南墙上了。这样针尖大的地方，是怎样关下三个人、四个人，甚至五个人六个人的，你能想象吗？成年男子肩宽加上被子的厚度，一个人至少要占0.6米的宽度。三个人需1.8米。可监房只有1.35米宽呀，怎么整？当三条鱼放不进一个盒子时，将中间那条调个头试试。监狱管理者正是从食品包装工业获得灵感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实施细则》规定，“睡觉时1号位2号位头朝外睡两旁，3号位头朝里睡中间”。土话叫“头夹脚睡”。3号位的头被1号的脚和2号的脚夹住。
监房有门而无窗，整个看起来有点像周兴、来俊臣那只有名的瓮。来俊臣请周兴喝酒，说有犯人不肯招供怎办？周兴说，弄一个大瓮把他塞进去，边上生炭火 ，没有不招的。来俊臣叫下人准备炭瓮毕，起立说：“皇上（武则天）叫我审问你。请君入瓮吧！”将那只瓮放大若干倍，平摆，就是提篮桥的监房！
监房的右后角（以参观者的角度分左右）放一只马桶。马桶这物事别地方的人可能陌生，得解释一下，就是粪桶。一个缅甸商人投宿上海某宾馆，交一位服务员女朋友。到她家做客，见到角落一个鼓形物，很好奇，趁主人离开时探索了一下，大惊。那就是马桶。但市民的马桶做工精细密贴，上漆。监狱的马桶七翘八裂，会呼吸似的，还会渗漏。监房睡三个人的时候，3号位头朝里睡中间。这个3号位，头便是在马桶边。左侧睡鼻子尖碰着马桶，右侧睡鼻子尖碰着2号位的臭脚丫。
三个人的脸盆叠套在一起放马桶上边。三支牙刷三条毛巾湿乎乎堆在最上边的脸盆里。马桶过来，靠右侧墙堆放三只纸箱，肥皂箱之类，每人一个，放衣服杂物用的，称内务箱。早晨三个人的被子枕头堆叠起来，上置木板，再蒙以草席，使之看起来像一个竖立的长方体，称内务包，倚右墙而立，遮住内务箱、马桶和马桶上边的物事。这样，参观者从走廊看进去，印象也还比较清爽。晚上再把内务包拆开。三个纸箱搬过去堆在左后角，即2号位的脚后。脸盆系列搬过去放在纸箱上面。1号2号位各自将小天井垫平放枕头。
从电视上看，美国犯人一人一个监房。房内有小床抽水马桶洗漱池之属，还有小壁架。你将提篮桥监狱的3号位与美国的监房比较一下，可以建立起“官司浓度”这个概念了吧？加上治囚方式等其它各项评估，把美国的浓度设为1，则提篮桥监狱的官司浓度，经济犯大约是2，刑事犯3，政治犯4。睡3号位的政治犯周某人，浓度是7
（二）
监房门口距楼外墙3.5米，这块地方叫楼面。有东部楼面和西部楼面。沿众监房门口划一条走道叫内走道，沿楼墙边划一条走道叫外走道。两走道之间有2.0米的空间，工程师是这样设计的：分段，楼板留空，蒙以强力钢丝网，再围以铁栏杆，称为风井。风井的作用是改善监楼内的空气条件：废热空气沿风井徐徐上升，新鲜空气从窗口源源补入，在监楼内形成上上下下的空气环流。
但是，给犯人讲空气条件在“无产阶级”看来是多么荒谬可笑的事情！提篮桥队长（旧时代叫狱卒，国际通例叫狱警，新中国叫队长）的口头禅是：“这儿又不是你家。要舒服回家去好了！”到处挂的标语是：“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到这儿做什么来了？”天天讲的三大意识是：“罪犯意识、改造意识和监督意识！”
所以，监狱管理者对风井这玩意儿不卖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建筑理论脱离实际的产物。况且犯人要“学习”要劳动，哪儿去找地方，风井空在那里不是可惜吗？一直处心积虑要取消风井。先是制作大木板搁在井沿、钢丝网上面，后来锯掉铁栏杆，最后填以钢筋水泥。这项工程陆续进行了三十年。我入狱的时候工程接近尾声。
这一来就闷气了。睡1号位2号位的人，头朝外，倒还问题不大。最苦的是3号位，头在监房底部，瓮底，马桶旁边。
我被关入的是第七大队第五中队，专门关反革命犯的中队。我这个人到哪儿都资格浅。监狱讲“改造层次”，你想想就知道我的改造层次不会高。因此，3号位总是我睡的。瓮底部，马桶边，是我的鼻子的安身之所。除了挤和臭之外，瓮底氧气不足。二氧化碳沉积的那一层恰好是人的脸部所在的高度。半夜我会感到气闷而噩梦惊醒。
以上说的是一般的情况。后来反革命中队被搬到底层。监狱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利用无限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无限的人民币来，在楼与楼之间的空地上盖起工厂。工厂的顶棚与监楼的外墙粘接。这样一来就把底层弄成不透气不透光的真正的地狱，官司浓度又增加一个点。
元代大画家诗人倪云林孤高好洁。庭前树叫仆人每天擦洗，以至于树木吃不消而枯死。有清秘阁，人不能入。名医道士葛仙翁趁为倪母治病的机会求登阁观，倪不能拒。葛入阁，泥靴唾吐随意。云林恶之，遂废此阁，终身不再登。张士诚弟士信闻倪名，使人带绢请作画。倪裂其绢，怒曰，吾岂王门画师呀？游湖遇张士信，信执之鞭打数十。人问挨打时为何不叫喊，倪曰一叫喊就俗气了。拘狱中，倪要求送饭的狱卒将饭盘高举到眉毛以上。卒问为啥，旁曰怕你唾沫污染呢。卒怒，将倪锁在马桶旁。倪痛苦至极，自此得上“脾泄之症”。
实际上，八百年后的周某人是另一个倪云林，好洁孤高怪癖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倪更加“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把他逮进提篮桥监狱睡3号位，是比将倪云林锁马桶旁更加大快人心的！云林不过关三五天，周某人却是十三年零四个月！
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四节）
第24节 落入陷阱
（一）
写到这里我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停笔三天。极其沮丧，极其内疚。我应该像日本人那样切腹自杀，唯其那样才能表达痛心疾首的自责。
不是自责在“大节”上犯了错。不存在大节的问题。如果我是共产党员，投向对岸那是叛党。如果台湾是另一个国家，投向对岸那是叛国。我只是在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在国内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做出选择，寻求帮助。
我之痛心疾首，是因为下了地狱也没有对母亲做出有实效的帮助。我吃大亏了，尽显我的窝囊和笨拙。此外，这过程也说明我对母亲不够挚爱，不够热切。这可能与小时候被她打得太厉害有关，造成了感情上的淡漠。总之，我今天为自己未能帮到母亲而深深自责。
1949年中国分成两块以后，战火纷飞的内战变成了隔着海峡的冷战。冷战包含着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就是策反对岸的人为此岸服务。叫谍战可能不很适当。谍战是一桩十分严肃的事情，必须有严密的构思和训练。东岸却一点也不严肃，没有构思和训练。他们把这个攸关人命的事情当成玩笑来开。例如说，他们通过电台对大陆人广播说，你只要写一封信寄到海外的这个地址那个地址与我们挂钩，就算是参加我们的组织。有些对统治心怀不满的人果然就写信了。结果，这些信都逃不过西岸的检查。都被抓起来判刑。一封信你猜判多少？——15年！我在提篮桥监狱见到三个老头子，就是因为这事给抓进来的，都是15年。
可以这样来描述：东岸草草率率地设了许多陷阱，引诱西岸的不满分子落入其中，然后由西岸专政机关予以扑杀。两岸统治者联合行动，对心怀不满的大陆人进行谋害，造成为数不少的受害者！
我算是不容易落入陷阱的一个人。“受党的长期教育”，基本觉悟还是有的。即使挨了棒子，被通知下一辈子再上大学吧，也没动摇对共产党的信仰。此外，我是个散淡的人，不喜欢参与世间的斗争。思考可以，冷眼观察可以，评论可以，参与行动则NO。十年前第一次赴泰探亲，东岸那样招募我，开出的条件相当优惠，我都没有动心。至于收听“敌台”写挂钩信之类，更加不会干。
然而这一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向陷阱走去！根本不知道这个陷阱有多深，是怎么个情形。
原来，东岸已无大志。过去想反攻大陆，“光复”中华，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还认真些。听说招募得手后，郑重其事，举行仪式、青天白日旗下宣誓。等等。可到了1989这个时候，深知光复之难；即使光复，面对大陆这个已经非常陌生的有点奇怪的大摊子，也不知怎样管理，畏难之矣；因此只想混混，维持现状，最好独立出去。随着总体思想的变化，“看不见的战线”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只是由于惯性，一时停不下来。就像一个人骑自行车，起初目标明确，骑行有劲，后来心乱意懒，就吊儿朗当了。
他们负责这项工作的一班人素质不高。只是谋个职业，瞅空得个便宜贪污点钱，混混。根本没想到自己做的是攸关别人生命的事情。过去他们把大陆人当同胞，把招募到的人当同志。现在，只是把大陆人当成陆巴子，把招募到的人当临时工、穷鬼，或者买来的猪仔。
有古语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可是东岸负责做这项工作的人用人必疑。据说有被招募者返回大陆以后不与他们联系了，失联了。是被抓起来还是本人生悔，不知道。从此，他们规定，人返回大陆以后，必须寄一封密写信到台湾指定的地址，合同才生效。此后，必须维持每月（还是两月？我记不大清了）一封 信，才算。
这真是令人发指！他们不会不知道，多一封信就多一次暴露的机会。而这些信，基本上都是没有必要的嘛，只是为了证实你还没脱钩。他们没对被招募者进行任何训练，只教用白醋在信纸的背面密写内容，正面平常墨水写公开寒暄语。他们说，只须异地投寄，就百分之百安全。比如说，你住在上海东边，只要到上海西边投寄，共产党就查不到你。
这简直是小孩子哄小孩子。别说上海西边投寄，便是西藏投寄，共产党也能查到你。你那个白醋密写法，只要牵一条狗来，就能嗅出端倪了。现代仪器比狗灵敏得多。可东岸这些专业人员，他们似乎还停留在十九世纪学龄前儿童的水平上，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或许，知道是知道的，只是把别人的性命太不当一回事。
此外，东岸招募人的时候开出的薪酬和津贴大都没有兑现。你买人家的命，却不付钱，这算怎么一回事啊？我有几位相同案由的狱友，陈景胜等，在香港成立“两岸受害者协会”，就类似于农民工讨薪。结果有没讨到，不得而知。一个叫周国騤的，受派遣进入大陆，前后坐了38年的牢。晚年出狱，曾到台北街头拉横幅静坐，也是讨薪。
这些人都是在册的，不管老板怎么不讲信用，多少还是可以得到一些补偿。最亏的是那些写信挂钩而还没有挂上就被共产党判15年徒刑的，他们根本就没地方去讨薪。设若今后有一天东岸政府想竖立起人道形象，应该对隐蔽战线上的受害者，不管是在册的还是不在册的，予以充分的赔偿。
（二）
写得很没劲。每天只打一段两段，在凯迪原创上贴出。我似乎得了老年忧郁症，寂寞哀伤，没滋没味。犹如一个煤块燃尽的炉子，缺乏热量。而最近贴出的内容，被屏蔽了，戴口罩了。屏蔽就更加没劲。犹如一个人挑着担子皱眉咧嘴极不情愿地走在泥泞路上，前面却遇到设卡检查，过不去了。这一来当然更加没劲。本来就气喘吁吁，戴口罩更加透不出气。只想扔下担子，啥也不管地往回走。
然而还是要写下去。我的这个人生历程有点特殊，又恰好有写作能力，是值得凝聚出一部纪实作品的。世人大都过得幸福而平凡，经历无可道者。即或有可道者，却不一定写得出。我这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历史、政治、社会、人性，甚至两岸隐蔽战线和铁窗大墙。写出来正可以给闲观者添趣，给研究者展眼。正如一具西汉古尸，可以给后人研究出好多东西。七八十年来吃掉的米和番薯不少（我们潮州如果要指某人傻，就说他是“食番薯的”），喝掉的酒也不少，现在以一部《图腾醉》，再加一部《自述》，或可略表对于天地人类的回报之心。
屏蔽这个专业实在不怎么高明。如果我写的是低俗无聊甚至色情淫荡的东西倒是不一定会被屏蔽。恰恰《图腾醉》这么一部以艺术手法表现历史的作品，除了凯迪放行而外，其它所有门道都屏蔽了。《自述》也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个别章节屏蔽不是凯迪的错，它也是不得以而为之。然而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少屏蔽或不屏蔽比较有利于人种的进化。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且说我参加了台湾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却没对其中的猫腻有所防范。一切按他们要求的做。想，人家毕竟是专业这个的，懂行，而且决无耍人之理。
说起来真是耻辱。隔行如隔山。我一个学工科的，一个在封闭教育中成长出来的愚民，怎么可能与有高度专业水平的大陆安全部门作对呢？那就像一个小孩被拳王泰森玩弄于股掌之上。晋时数人言险，一人说百岁老翁攀枯枝，一说井上辘轳卧婴儿，第三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参加台湾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是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更加危险而可笑的。
（三）
我很快就被共产党逮住，判14年有期徒刑！在提篮桥监狱关了13年三个月 。就是说，减刑两次。第一次半年，第二次减了三个月“余刑”。
这13.25年刚好是一个强奸杀人犯的实际刑期。在一次减刑大会上，法官宣布减刑名单以后，狱长讲话时提到这个案例。那是个邪恶凶残无人性的畜生，作案手段闻之毛骨悚然。但认罪态度良好，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入狱以后遵守监规服从改造，是以连连减刑。死缓只坐了13年多就出去了。狱长以此鼓励大家：只要积极改造，前途还是大大地有的嘛！
我也是认罪态度良好遵守监规服从改造呀，怎么给我减刑就那么吝啬呢？就如冯梦龙讲到的那个“汉世老人”，入内取十钱准备施给乞丐，却一路走一路舍不得，“辄减之”，到了门口手里只剩下三钱了。结果，我的实刑就等于是强奸了一个姑娘并将她杀了。
提篮桥大佬的理论是：人家虽然凶暴无人性，侵害的客体却是个人，只有极少数运气不好的女人会碰到。你政治犯侵害的客体却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至于人性，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不是？
咦，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犯，入狱的都是刑事犯吗？怎么此时又说到政治犯并区别对待了呢？
一个最讲政治的国家却没有政治犯，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不但有政治犯，还有经济犯，就是贪官或贪员。经济犯待遇最好，管理最宽松，减刑最容易。他们外有“人脉”，内有队长照顾，噼哩啪啦减刑，一般刑期过半就可以走路。而这些贪人，放出去以后墙旮旯都还埋着一个金坛子呢。
真正的刑事犯，即那些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盗窃的畜生，待遇也是远在政治犯之上的。劳动时上厕所，刑事犯可以独往独返，唯政治犯须两人同行互相监督。刑事犯两年一次减刑，一减就是一年两个月至两年半。
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二、二十三节）
第22节 初祖公后裔会
（一）
溪南乡两万多人，是由八百年前一个老祖宗繁衍下来的。我们称初祖公。传说初祖公是元朝时候福建省一个大财主的尾子。大财主下乡收租，有一户人家想将女儿嫁给他。却不知他“尚能饭否”。晚上在他的客房放一只装满草木灰的尿桶，早晨考察灰的状态，从中推测小便的情形。结论是还行。于是就有了我们的初祖。但初祖的兄弟们不干了。初祖逃离虐待谋害，到广东榕江畔，开荒创业，辟出一块新天地。站稳脚跟之后，居然跑回福建去想将父亲的遗骨偷到广东来安葬。其事不密，被追打，结果只挖到一根手指骨。于是我们乡有一个初祖坟，里面埋着初祖的全身和他的父亲的一根手指骨。初祖坟占地面积很大，是一片大草坪。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子孙将“先富起来”的部分子孙“先斗起来”，斗争大会就是在这片草坪上进行的。上千人的场面，地方居然还挺宽绰，周围还有很多空处让我们小孩子追逐玩！土改以后这片草坪连同坟墓已经不见。现在如果要斗地主，也没地方了。
但初祖的子孙有一两千人移居泰国，不少人发了财。于是集资在曼谷买了一块地，建初祖祠。成立周氏溪南乡初祖公后裔会。
我要汉石带我到初祖祠，去跪拜这位可敬的开拓者，八百年前的祖先。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自他以下的列祖列宗……没有我的曾祖父、祖父、没有那位老番客（此人应该不属于这个族裔了，连骨头带灵魂卖给泰国土著了）、也没有我。且没有曼谷这么多姓周的老板。一切都始自于那桶草木灰反映的初祖的父亲的雄健状态。
（二）
拜了初祖，我要汉石带我去拜会初祖公后裔会的会长。想能否请后裔会出来说一句话，帮助从我父亲遗产中拿出一点来，解决我弟死后老幼无依的问题。
会长是个中年企业家。前头说过，泰国华侨在家事国事上的思想观念似乎是以年龄分界的。老年华侨都批评我父亲在遗产上的极端做法，说人之将死其言也不善，连对孙子都不念及。中年人大多不予置评，有少数表达意见者则旗帜鲜明地赞成我父亲的“正义行动”，强烈谴责我母亲的不逊态度。那么看来，如果是老年人当会长，我的想望也许会被同情，受理。现在却是中年人掌权，不大妙。
说来好笑，我居然还写了一份“陈情表”。按照大陆现代语系，应该叫“申请报告”。工整的仿宋体，煞有介事。仿宋体我是专业水准的，大学基础课中训练过。一式两份，一份在拜初祖公时默念焚化了，一份准备交给会长。
“……。长年寡居，女人之难。奉老携幼，留守之功。九人家务，牛马之劳。对周家贡献不可谓不大。而今被巨富的周家弃如敝屣，以老年之肩，挑担沿街叫卖，暂糊其口。且居非己屋，随着年增力衰，眼看将流落街头……”
半文半白，也不管这些钱多文少的番客能否看得懂。文章越是写得好，越是之乎者也，仿宋体越是工整，就越是显得此事可笑。我只会写文章而不会说话，不会谋划。没有谈话预想，没有谈判策略，只写一纸空文，就趑趄而向前了。
汉石帮我将来意说明。会长把“陈情表”接过来瞥一眼，往旁边丢，牙缝倒吸一口气，说“哎呀这个事……喝茶，请喝茶！”良久，目光视地，“说起来我与你母还是远亲。我的祖母也是深坑乡人，也姓林，同一个老祖。不过……”
“不过”以后没有展开话题，而是说：“汉石老叔，今晚我们和华伟叔去天上人间吃饭，唱卡拉OK！”
意思很明白。第一点，他不同情我母亲。也与前头旗帜鲜明地表示过观点的中年人一样，支持我父亲的“正义行动”。
整个舆论环境对我母亲很不利。泰国法律没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泰国华侨（主要是中年人）看事物的目光不看大节而专看鸡毛蒜皮。他们不看番客将女人像旧家具那样丢在老家年复一年地风化，此事的残酷和亏欠；不看番客将年老父母丢在老家长年未能尽孝，幸好有发妻代他晨昏奉侍，此事的温馨和该谢；不看女人在老家几十年日夜辛劳，此事的不易；还有幼小子女的成长全靠发妻一人拉扯，此事父责的亏欠。他们不看历史只看现在，不看远只看近，不看大只看小。只看女人到泰国以后，是否与番婆磕磕碰碰。如果磕碰，历史的、远处的表现就一笔勾销了！也不看一个七十老妪挑着一担炊饼沿街叫卖的可怜相，不看覆巢之下一窝幼鸟的无助；认为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老番客的做法并无不妥；存在即是合理。
其实这些所谓同乡会后裔会的成立，目的并非是为了做什么事。主持公道调解纷争之类更不是他们的职能。成立这些会，主要是为了给自己加个头衔。钱有了，还要找一份荣耀，一份归属感不是？这些会社一年中的主要活动，大约就是吃一顿，喝一杯。
两天后汉石去找一个老板谈业务，我也随行。那老板的原籍是我们邻乡的，榕江上游对岸。姓林，与我母亲同姓。年龄较大，属于中年晚期老年早期之间。颇有正义感。谈话中，林老板听到我母亲的处境，大为不平。说：“一个女人在老家守那么多年，来到这里应该被当成祖宗对待才是呀！这个事找汉章，找炳可，我来跟他们谈！”
汉章就是我昨天拜访过的后裔会会长。林老板当即拿起电话打给他。却不在。又打给炳可，他是副会长。接通了。林老板提出问题以后，主要是听对方说。炳可说了好大一会儿。林老板现出茫然的神情，最后把话筒递给我，说：“炳可要跟你谈。”
我接过话筒，向副会长问好。阐述了我家的困境，此来的意图。他打断说：“这些我都知道。情况已经如此，我们也无能为力。这样吧，笃文叔，你要是回上海的飞机票银子不够，我们可以商量。”
飞机票真的银子不够。但我不会去与他们“商量”。
不过我没意识到，此时我已经逐渐接近悬崖边缘了！你想想，我赴泰去应付弟亡母老侄幼的家庭危局，却其实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的招。想出了几招，却又虚浮没用，甚至可笑。倘结果什么都没辙，连回上海的飞机票都成问题，我不要跳崖么？
第23节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一）
我这个笨蛋，曼谷一事无成。找财迷庶弟也没找，知道不用找了。找黑社会也没找，被汉石一句话打掉念头了。人生地不熟的，哪里去找黑社会？只好回到喃邦。
我去拜访堂哥，请教怎么办。大哥说，法律上是没办法了。
二哥和伯母的意思是，让我把母亲带回上海。
那么五个小孩怎么办？
“他们有母亲！”伯母说。弟妇离婚后还住在本城。
我就开始劝说母亲跟我去上海。母亲不肯，说放不下五个孙子。又说，要是能将孙子一起带走，也许可以考虑。
我沉默了。依我在上海的工资收入和住房条件，由四口人一下子增加到十口人，是在稀粥里边多多加水也不够的。
“有朋友特地从曼谷带话劝我，切不可以跟你回上海。”母亲又说。
喃邦也有新认识的朋友劝我，不可以将母亲带回上海。我知道这都是世情之谈。潮语有一句话叫“水浅鱼儿相碰”。我阅读过的故事和现实中看到的悲剧都说明即使母子关系也不是铁打的。关键在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亲情这个上层建筑也可能会倾斜、坍塌。
扯远了，言归正传。总而言之，对于跟我去上海之事，母亲不起劲，我也不敢硬是主张。怕到了上海以后，如果不能适应，要回泰国也回不来了，那时怎么办？
（二）
母亲有无比坚韧的生存意志，任何景况都要咬牙活下去。现住的房子将要到期，另一次“白食”是交不起了。她就去另寻一间小棚屋，交了定金，准备租下来，搬离原来的房子。交完定金回来，不免感伤，一下子躺倒在床上，泪水直流。
旧屋暖暖生故情，环壁默默似相怜。
如今孤穷欲别去，怎不泪涌湿床巾！
“妈，你带我去看那房子吧。”我说。
房子是在菜市场边上，方便摆个菜摊吆喝个西瓜什么的。母亲挑选此地也是为生意计。只有一个小小的房间，3乘4米的样子。一条小阴沟从门前流过。空气中一股臭鱼烂菜梗的味道。房间的前部屋瓦下搭了半个阁楼，瓦阁之间不到1米。可以找个梯子钻上去睡觉，却是非但不能立起来，连坐恐怕也是困难的。后边小门连着一个封闭的小天井，2平方米不到。也就是说，小天井无门无窗可通外界，三面围墙圈起那么一条地方可供洗泼之用。
屋顶没有隔热层。在泰国那么个阳光似烤的国度，住在这么个房子里怎么活哟！
我忍住盈眶的泪水说：“妈，这地方怎么能住？我们不租了，你去把定金要回来。我叫朋友帮助你！”
第二天我即赴曼谷，并决定从那里回上海。
曼谷仍然投宿汉石的公司。我与汉石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帮我跟台湾方面的人联系一下吧！”
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一节）
第21节 地狱门口的朋友
（一）
我拜访了喃邦的华侨同乡会，想看看他们能否在我父亲的遗产问题上出来说一句话。会长知道来意似的，我还没开口，他就说：“譬如一只牛，已经下池塘了你要将它拉上来就难了！”
我去曼谷，看看能否想别的办法。投宿在族叔周汉石的公司里。汉石辈份比我大，年龄却比我小；祖籍同村人，隔一条巷子；他父亲与我父亲也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出国谋生，不同的是他父亲还带上结发妻子；到泰国后生下汉石。汉石在国民党的学校接受的教育。1949年国军被人民解放军打跑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往西南退到泰缅边境的。也就是说，在泰国北部边境有一块难民村，是中国国民党的租借地。那里有中文学校。一些华侨便把孩子送到那里学中文。这时国民党人反思失败的教训，开始向共产党学习“法宝”，也搞“统一战线”、“思想教育”、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什么的。因此，少年汉石被培养成了极右分子，反共。多次去台湾参加双十国庆。差不多同时我接受的是共产党封闭式的极端教育，成了极左分子。左得甚至挨了棒子被通知“下一辈子再上大学吧”思想中都不敢对共产党浮现半个不字。这样，与汉石之间，一个极右一个极左，见面应该是有一番冲突、激辩的。还好的是，有一个时间差。与他见面认识已经是1979年我第一次赴泰探亲时，漫长的岁月使我变得不那么极左了，甚至有点中间偏右了。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他高大俊朗，友善大气，是个好人。他有政治热情，不免也想将极右思想向我渗透。他说国民党在8年的卫国战争中打得精疲力竭才败给在山中种大烟养精蓄锐的“共匪”。这些反动观点让我听了很是吃惊。他所说的卫国战争就是我们的抗日战争。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等到日本投降才下山摘桃子。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知识。却被他完全说反了。但这时我也学会了韬光养晦，不争论。不料他有更大的期望。想说服我参加台湾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为反共事业出力。这个可是我不能逾越的界线。我的思想尽管已经从极左滑到中间偏右，却远没有达到反共的地步。而且，那时我在马斯洛第一需求层次上已经满足，饱暖没问题。自然而然就上升到第二层次：安全需求。尽管台湾方面出动了一个小组来说服我，请吃饭，给红包，我还是坚持不答应。把红包交给送我回家的司机带回去，并在下一次见面时与他们的头核对司机有没将红包上交。回答是没有。那是1979年。探亲回国以后我与汉石有一两次礼节性通信，后来就没闻问了。十年后的1989年，才给他去信说因为家事我将再次旅泰。此时他已经在曼谷开公司当老板。
汉石热情接待了我。我说家门不幸弟弟英年早逝。他说不必悲伤，世上事该来的只好让它来，没办法。我叹说如今剩下老的老小的小无依无靠怎么办。他说十年前你不听我的话。那时要是加入台湾的组织，你现在就不是一无所有了。我说那个事情是不能干的，干了，也可能真正地一无所有了。现在好歹还有一份上海的工资不是？他说上海那份工资算什么呀？昨晚饭店吃饭，我多点一个菜你都不让，看你那副穷酸样，一股大陆味！
（二）
他有事外出时都邀我同行。这一回是去饭店参加一个融资餐会。这是华侨中一种互助融资形式。需要临时调动一笔资金的人召集起若干关系户，大家凑成这笔钱交给他。然后再逐月抽签偿还。这个活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要在饭店吃一顿。汉石把我也叫上，去蹭饭。
他的车什么牌子不知道。我对轿车全无知识。在大陆生活，我的阶层离轿车很远。在我的眼里，轿车就是轿车，什么牌子都一样。现在坐在他的车里副驾座上，听着轻音乐，闻着香风，平稳舒适。一边就交谈起来。
“国内几个月前那件大新闻，怎么没听你提起呀？”他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啥。便答道：“不忍提起！说到它心里不好受！”
“有没参加静坐绝食什么的？”
“没有。我是个懒惰的人，也是个饿不起的人。”
说着到了饭店。一大圆桌人已经坐好。汉石介绍了我。入座，开始吃。汉石继续刚才车上的谈话，问我：“那么你对政治关心不关心哪？对那件事怎么看，支持还是反对？”
“我很震惊。那样做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说。
汉石向大家说明与我这个大陆人之间谈的是什么事，趁机宣传他的反动观点。大部分人对此反应冷淡，只埋头吃，并没有人出言同情汉石的看法。只两个人有反应，却是激烈赞成咔嚓的。说总得有人掌盘，是不是？对掌盘大人说三道四，就得咔嚓。对国内青年人表达了厌恶的看法，说他们没礼貌，之类。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觉察到对我这个刚从大陆出来的平民也透着不友善态度。
他们说完，汉石要我也表达一下看法。我笑着说：“诸位的爱国情怀我很理解。如果我是一个在此地成家立业的番客，也可能抱着与你们一样的态度。祖国与我们华侨的关系，正如月亮与地球人的关系。月亮给地球人亮光，祖国给华侨脸上争光。地球人爱月亮，不希望月亮遇到麻烦。华侨爱祖国，不希望祖国遇到麻烦。道理是一样的。然而，住在月球上的人，觉得那里气候不好，太热太干燥，希望改造月球。我们也要给以理解。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凉爽，月球气候烤不到我们，就反对月球人的诉求，是不是？”
大家听了我的发言，都没有话，只闷闷地吃。潮州人的餐桌气氛没有北方人活跃。我工作常出差安徽，那里善豪饮喜划拳。“哥俩好啊，喝一斗啊！”“该吃吃啊，该喝喝呀，啥事别往心里搁呀！”吵得很，热闹得很。在上海的餐桌上，劝酒是劝的，但比较斯文。话题也比较多样。潮州人聚会则既不祝酒，也不碰杯，各自闷吃。如果有什么话题，那就是一个：好不好吃。
潮州话对于菜的评价只有两个词：好食，还是不好食。不像北方话对菜色的评说词可多了：肥而不腻，嫩滑，爽脆，香糯，皮焦肉嫩，入味，咸浸浸，入口即化，等等。
回到公司已是子夜。汉石养成夜猫子的习惯，还不睡，拿出威士忌兑冰水冰块，与我对饮聊天。有一搭没一搭说着喝着。我愁肠百结，说家里这个局面怎么办。他看了看我，说“要是回到十年前那件台湾的事，你会不会考虑？那时你衣食足家庭安说不动你，现在弟死母孤孩幼，考虑问题的角度会不同吧，我想。要是愿意考虑，我可以为你联系。”
我还没答话，他即拿起电话拨了出去。那一头是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驻曼谷的人员，不知什么级别。只听汉石开言道：“张公子好！我这儿有一个从上海出来探亲的亲戚。要不要见见？”
对方答话，汉石听了一阵。放下电话讲：“这位张公子是我的朋友，台湾方面负责大陆工作的人。张公子说，过去要找一个愿意加入的人很难。现在形势变化了，甚至有主动找上门来的。可以感觉到那一边在失去人心。你叫你的亲戚，考虑成熟我们再联系。”
我说：“你打电话倒是蛮快的嘛。其实我已经说过了，这个事是不能考虑的。”
他看了我一眼，说：“那就没办法了。喝酒，喝酒！”提起酒瓶往两个杯子倒酒，加冰水冰块。
我端起杯子喝，望着他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黑社会，让他们出来主持公道，把我父亲的遗产重新分配一下？”
“他们不会管这个事的！”他说。
我坐着沙发大仰八叉，万分颓丧地喝着。已经醉了。外面喝，回来喝，已经喝了不少。居然骂起来：“老，老东西，不孝不仁，不——不义，居然将财产全都给了番婆番仔！”
“不孝？”汉石理会不过来。
“我母亲几十年，奉侍他的父母，居然，一点都，不感谢。这不是，不孝么？红楼贾府中侍奉过老太太老太爷的丫头都，受特别的，尊重呢！我母亲为他扶育子，子女，都不、不谢一声，这不是不义么？为他守寡18年，一点都没歉意，这不是不仁么？”
“什么孝仁义，这里的人都很现实，不讲这些了！”汉石说，“其实听说大陆人经过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也扫荡尽，也不怎么讲孝仁义了，是不是？好啦，我看你喝多了，睡觉吧！”
第二天晚上汉石又叫我同去参加一个婚礼。是我的曾堂弟结婚，堂叔为儿子在一个大饭店设的宴席。远近亲戚都来了，香车金灯，珠光宝气，济济一堂。与上海现在的婚礼差不多吧，不同的是没摆桌子大嚼，而是采取自助餐形式，各人端一个酒杯站站聊聊。一个堂姑发现我的庶弟，那个财迷，也来了，就将他拉过来见我。那小子却是如同被拉去屠宰场一般，往后斜着。我说，来来来，我们谈谈。我这一次来曼谷计划之一正是找他谈呢。那财迷听到我要谈谈，转身拔腿就走。我赶忙追过去。财迷却比兔子还快，下楼出门，钻进汽车，一溜烟跑了。
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十九、二十节）
第19节 一摊无人认领的失物
饭后，我背上挎包，去拜访父亲的2号，那个继承了全部遗产的女人。想与她建立某种友善的关系，从慈善事业的角度，能不能劝她拿出点钱来，收拾由于我弟的死亡造成的老小无依的局面。
房子临街，四开间，很大。三层楼。底层的前部有三开间的地面出租给人停车，每月五千泰铢。我的天，就光是这份租金，如果父亲生前能够留一分善念，也够救我弟一家于困厄之中啊！
留有一开间的地面自用，2号在那里摆了一组办公桌。见我来拜访，女仆（或是秘书？）进去通报。
2号在另一种场合展现的是热情知礼的面孔。近年主义开放，广东的亲戚本家多有赴泰探亲旅游者，例如我两个姑母等等。2号见之，必殷勤接待，礼数极其周到。赢得大家交口称赞。我的曾堂姐（共一个曾祖的）对我说，2号那女人挺好的，你去了好好跟她谈，必能得到她的同情。
其实，那是2号的统战策略。你想想，独吞了遗产，舆论上须要减小压力不是？亲戚本家来，能不殷勤客气吗？
但是，有统战必有斗争，统战是为了更有力地斗争。有热情必有无情，热情是为了在必要时更加无情。知礼必有无礼，知礼是为了能在另一种场合更加无礼。有善必有恶，善是为了更方便行恶。正如对富农客气必然对地主不客气，客气是为了分阶段不客气那样，这是无师自通的本事。
我没有看破这种统战策略，以为2号必也以礼待我。我站在那里等着。一面浏览墙上的照片。2号是个矮胖的而且没有脖子的女人，眉眼嘴角都向东南方西南方严重下斜，一脸闷闷的横肉，小眼睛凶而不乐。她的两个子女，也即我的同父弟妹，也其貌不扬。个子不高，干瘦无肉，尖嘴猴腮。我把目光移向中央，父亲的遗像，与他对视。
老父亲啊，儿我一生走的臭棋，对不住您老人家。然而您如此处理你的遗产，究竟是为什么呢？你看你的这2号门，番人血统，他们的模样，那堆闷肉，那两个尖嘴猴腮，就值得您倾注一生挣来的物质成果？而我们这边，属于你的祖国的血统，连那些漂亮可爱的小孩子，你的孙子孙女，就没一个值得你垂顾的？人生有没有意义，有没价值，人究竟以什么形式存在，你想过这些吗？你这分明是对自己也歹毒无情啊！你把自己的骨头连同灵魂一道卖给泰国土著，值吗？
我也曾怀疑遗嘱是否你真实意思的表示，是不是2号采取某种诡计使您立下那样的遗嘱的。现在我确定完全不是。你是个强势的人，据我了解，2号不大有话语权。在你临终而还清醒期间，我弟日夜奉侍在你榻边。如果你对遗嘱有修改意见，完全有表达的机会和能力啊！
2号终于从二进中门走出来。我迎着喊了声阿姨。她没有应答，也没有正眼朝我看一记，管自在她的老板摇椅上坐下。这时我才明白，我不在她的统战名单之中，她不会像对待其它亲戚本家那样待我以礼。
我从挎包里掏出礼物，上海特产，献上去，放在桌上她的面前，说千里鹅毛，物轻意重，聊表孝敬。在她对面的空椅子坐下来。她听得懂潮州话的。所有嫁给番客的外国女人久而久之都通中国话。有的国语，有的番客原籍土语。只是诸如千里鹅毛这类比较高级的中国语言不懂。但大概的意思明确无误。反应也明确无误：她把礼物推回到我面前，说“我有。我什么都有！”
这时从门里走出一个瘦薄无胸的“太平公主”，她是我的同父异母妹妹。见过的，十年前我第一次赴泰探亲时见过。那天我与父亲在客厅说话，她从楼上下来。我起立想与她招呼。然而她不理我。父亲也不介绍一下“这是大哥”。晃一下尖尖的屁股走了。我与一位华侨老叔说起这个细节时，老叔说：“那是臭种，怎么会跟你讲礼数呢？”
“太平公主”这时应该属于大龄剩女。她走出来，与她母亲说了句什么话。2号随即起身，带着女儿走回门里去了。再也没出来。我想，还会出来的吧，接见没完成啊，虽然不是统战对象也要有礼有节啊。不料就是不出来，让我在那里像一个傻瓜那样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后只好走了，留下从上海带来的土特产放在桌上，像一摊无人认领的失物。
第20节 老番客的极品财迷儿子
每写完一节心里都不是滋味。停好久才能决定要不要写下去。就如一个在泥泞路上长途跋涉的行者，投宿驿站躺下就不想走了。再走还是泥泞。在我来说，写自述就是回去把人生的路重新走一遍。纸上走比实际走的时候更加没劲，更加泥泞不堪，更加厌恶。从中我看到了人世的丑恶和自己的窝囊。
但还是写下去吧。这个自述可能也是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我写自述，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真实的人生，坐化成一部档案。考古学家们可以从一具木乃伊研究出千年前人的生活状况。同样，后人也可以从我这部自述中研究出这个伟大时代的社会风貌、人情人性。尤其是，这部档案是与《图腾醉》一起捧出的。一定要鼓起勇气把它写完成。
人的秉赋来自何方，这是一个闹不清的问题。我那个同父异母弟秉赋就与我完全不一样。他是个财迷，一分钱也不肯放松。生活中就两个字：掘进。能够掘进1.1厘米，决不肯只掘1.0厘米就罢手。而我是个马大哈，一切都马马虎虎。穷瘪三的口袋，大阔少的气派。上海路边停自行车，看车的大爷大妈收费0.5元，我总是掏出1.0元说“不用找了。”
父亲在曼谷一家化妆品公司有股份，年底分红可得万把泰币。堂二哥金海去跟公司董事长说：老PB做得太不像话，现在那边死了挣苦力钱的儿子，剩下老的老幼的幼生活没着落；你们将今年的股红交给我吧，我拿去给老幼救济一下。董事长召集会议商量了一下，有一定的同情心，遂将这笔钱按二哥的意见处理了。
那个财迷庶弟得知此事，一夜睡不着觉，天没亮就跑堂二哥家敲门讨伐。堂大哥二哥一起向他讲道理，劝他发发善心什么的，说：“我们也要顾及外人的议论！”
“人家怎样议论我是不管的！”财迷男说，坚持要追回这笔钱。
结果是，这个财迷男去找了周门当下年纪最大最有权威的人——伯母，也即两位堂哥的母亲——说倘不归还这笔钱，就要走法律程序，云云。
于是，伯母下令堂哥，去将这笔已经交给我母亲的钱要回来。伯母告诫她的儿子说：“别人家的事，管那么多做啥？”
这笔钱已经被我母亲和孩子们买食物花掉734铢。那个财迷男还是不答应，硬是要堂哥把这734铢补足！
财迷男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这个问题颇费研究。我与他都是同一个父亲，怎么差别会这样大呢？如果我一直在父亲身边成长，耳提面命，会不会也这样？显然不会。尽管是同一个父亲，灵魂却是不一样的。若与他换位一下，我不但不会去将食物从老幼孤寡嘴里抠出来，还会通情达理地在一定程度上去纠正父亲的错误。
不但财迷男颇费研究，老番客也颇费研究。为什么不念及1号十八年守干寡侍候他的父母的辛劳呢？贾府对待侍候过老太太老太爷的丫鬟下人也是分外尊重格外照顾的呀！中国的文化传统你一点影响都不留？为什么你对儿孙对自己都那么凶狠，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哪管别人怎么说呢！
其实，连同我自己都颇费研究。这是根本无法研究的一家人！
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最基础的是生理需求。如果饿肚子，其它事情当然就谈不到。再上一层是安全需求。第三层次是社交需求。第四是尊重需求。你怎样看自己，有没自尊；别人怎样看待你，有没有众尊。第五是自我实现，甚至自我超越的需求。
正常的人应当是顺序渐进地按照五个层次往上攀登。显然我不是正常人，第一层次的需求还没有着落就盯着第五层次，这才导致了1958年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走了那步臭棋。以后还有许多小的臭棋也是与需求层次的混乱相关的。
我那位财迷庶弟也不是正常人。按说他打从生下来，第一、第二层次的需求就无忧了。然而他只能永远停留在低层次上，从来没有向上挪移的想法。对他来说，人生就是钱，钱就是人生。
老番客也不是正常人。能培育出一个极品财迷儿子，并对之倾注以全部希望，其它任何较高层次的需求都不加考虑，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生么？不错，他挣了许多财产。倘能立在较高处宽大地看待世界人生，对一个不幸的女人能存理解之心，对小孩子们存仁爱之心，在遗产分配上不走极端，则他在死的时候不但有自尊而且死后有众尊，就算是一个完美的人生。现在好，被世人说成人之将死其言也不善。又被大儿子，“中国文学第五大名著”《图腾醉》的作者我，在自述中连爸爸都不愿意叫一声而称老番客。做人做到这地步算什么人生呢？人的存在不只在他活着的时候算存在，其实死后也是存在的，并非一切归于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