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看似无意的子弹，实则有心的憎恶

1966年初夏，两年基础课上完，准备应付期末考试。不料来了文化大革命，停课，连期末考试也取消。《图腾醉》正是从这里写起的。小说许多地方都是原汁原味的白描。
革命闹了一年半，尘埃落定。保守派吃瘪。造反派掌权，1968年初开始复课。复了一个半学期，工宣队進校，再次不让上课。造反派吃瘪。保守派改头换面重新占上风。
1968年9月12日，我与两个同学去爬珞珈山，照相。回来，内蒙古籍的同班姚杰作贺说：“周老兄你命大啊！今天上午要是待在寝室，你就没办法竖着出来了！”指着门上的弹孔，“喏，子弹从这進去。快开门，看弹着点在什么地方。”
子弹精准地穿过我的座位，射入紧贴座位而放的小皮箱！两张并肩靠着的硬木方凳，近门的一张我坐，另一张小皮箱坐。如果像平日坐那里，子弹将从髋骨左侧打進去，击碎膀胱、输精管和肠子。即使能活下来也掉進十八层地狱了！
后来在我的人生中，每当逢到艰难的境地，或心情沮丧时，有时候就想：要是1968年9月12日 被子弹打中，那会怎么样？相比较之下，现在你就想通些吧！
开枪的是湖北佬余建平。小码身材，僵直面孔。他和两个人住对面寝室，都是老三司（保守派）的人。1967年720事件后，军队居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群众”進入武库抢枪，不知怎么回事。于是有大量枪枝流落到社会上。据说武汉市被流弹击中的达两百人之多。余建平是对着墙壁打枪玩，没打准。子弹破他门而出，穿我门而入。
是无心之举吗？是过失差点致人死亡罪吗？未必！看似无心的行动与平日的意向之间有一种虚无缥缈的联系。好像占卜者手里的蓍草与现实的事物之间有某种玄幻的关联那样。
余建平一袭正宗革命者的风骨，对革命圈子以外的人嫉恨如仇。有过敏体质似的。作为同班，竟没正眼看过我一眼，也没正面说过一句话。
不只余建平。老三司的人都与我薰莸不同器。他们背后这样说我：“谁晓得那是个什么人！”
潮州人家中如果对某个孩子觉得很怪，有时会说：“谁晓得那是什么鬼来出世的！”什么鬼魂来投胎的！老三司人与这个说法异曲同工。
我自己也不晓得什么鬼魂来投胎的。总之，来到这个世界上像个异类，很不为某一类人所容。好像我是莸，臭草。他们是薰，香草。不能放一起。或我是冰，他们是火，不能同炉。中学时那个共产主义小组和大学时那个保守派三司，与我之间都隔着一堵无形的界墙。
几乎所到之处都能感觉到某一类人对我的不待见。《图腾醉》中所写的那个将一幅工笔古画撕碎投入火堆的鲁小根，矮小丑陋。与我分配到同一个工作单位，勘测设计事务所。勘测所的党委书记王千山特别喜欢他，见到他时眼睛也笑鼻子也笑。而对我则完全是拒于千里之外的嘴脸。
王千山湖南人，村旮旯参加革命打到城市里来的。一口改不了的山里话。怎么也说不出日本这个词，硬说成月饼。月饼人亨略中国。月饼人要来哄问。
这等等不待见我的人，将对我的反感和厌恶集中交到余建平手里，由他向我开枪！如果说这一枪完全是无意之举，冥冥之中不一定说得过去。心志与看似无意的行动之间有一种周易八卦般的关联。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余建平的弹道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第14节　　薰莸不同器

余建平将我的皮箱打了两个洞（箱盖和箱体都洞穿了），差点要了我的命，却没道歉一声！姚杰说：“即使你只是不小心拿什么硬物将人家皮箱划一道痕，也得打声招呼呀！何况这种差点要人家命的事情！”
姚杰是老二司，造反派。造反派对我比较和善。他们革命的成色没那么足，属于正常人类，凡人。正宗革命者其实属于偏执型人格。
这些偏执人的特点一是排他，二是从上。他们豪情满怀地走在狭窄的正路上，厌恶即使只是稍为偏离的人。他们唯上是从。刘少奇在位时放个屁也是香的，失位以后他们成天喊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只要是上面的意旨，只要是大喇叭宣传的，全盘信服。从前是死心塌地跟刘少奇，现在是死心塌地跟工宣队。这有点像那些四条腿随处拉屎尿的“人类最好的朋友”。“朋友”对主人无比忠诚。要是主人将它卖给另外一个人，它立即跟新主人走，也无比忠诚。
工宣队進校，再度停课，成天把师生圈在一起闲扯毛泽东语录两报一刊社论。我说，这么多年轻人成天吃饱饭没事干，教师不教学生不学，不对的吧？国家长此下去行吗？老三司人任振华说：“全国都这样嘛，有什么不对？”只要全国都这样就是对的，这种愚昧的判断方式正如未庄人：“至于错在阿Q自然不必说。其所以者何？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
任振华很快将我的话汇报给工宣队。老三司的人就是擅长告密。我的一言一行都在工宣队的掌握之中。工宣队说周某人“话中有话”。说周某人的“花花肠子已经到了很不正常的程度”。又说：“以为还是从前那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呀？”
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進驻高等学校领导“斗批改”，并将“永远领导学校”，这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体现了毛主席最核心的思想：拉平主义。不但拉平财富，而且拉平智力；无文化者为大；知识越多越不好；社会不患贫而患不均，国家不患落后而患自由。
如果没有《图腾醉》，人们只能概念性地去猜想工宣队進驻高等学校是怎么个情形，犹如隔着雾海远远地看一座岛屿。不知道工宣队進驻以后干了些什么，大学师生们如何应对，有什么想法，怎样度过时间。我把这个过程写得很具体。诸如此类，这部小说的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顺便说明一下，《图腾醉》中给了余建平一个悲惨的结局：被别一颗流弹打中颈椎，医院躺几个月死去。实际上这小子平安着呢。那个悲惨的故事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制图系的，与我们住同一栋宿舍楼。“去吧，反正不要命了”这句话说过的。游泳路上被学院职工子弟的玩弹击中颈椎，脖子以下完全不听使唤，在医院躺几个月死去。我将他的事安在余建平身上，是小说情节集约化的需要。

第12节　　蚊子的进攻

 （一）

出发前，有同村朋友笃才和笃信两人来问我借房子住。我有房三间，妹妹和她的闺密住两套间。我住一间，这一离家，就空出来了。笃才笃信想借这间下房住。我行色匆匆没多考虑，就随口答应了。我走后，二人扛来了床板，想搬进去。堂兄划详即予阻拦。也没说理由，反正不答应。笃才笃信不争而退。

事情本可到此为止。但划详去找了非正式族长老麻叔，就是奚落我难道要在中线砌起一堵墙来么的那个老家伙。两人一商量，由老麻叔执笔，联名给我父亲写了一封控告信，说我把房子借给田利派。农村中是按照族裔分宗派的。同一个老曾祖的人属一个派，叫“嘎地人”，自己人的意思。周笃才的曾祖的父亲叫周田利。田利的子孙曾比较强势，与我们房族有历史恩怨。也不是什么大纠纷，有隔阂而已。我居然把房子借给田利的子孙，算我宗族立场模糊。信中对我回乡后的总体表现进行评语，句式居然与学校共产主义小组给我的评语不谋而类：“缺乏宗族感情”！对我的生活作风颇有微词，说全无男女之大防，不知自爱，云云。

我给父亲去了信，报告被大学录取之事，请求给予经济支持。这封信与控告信是接踵而至的。儿子的报喜信有没让他感到高兴，我不得而知。控告信却非常有效，如同在中国被人指控对毛主席不忠那样，立场问题。总之父亲不理我。既没来信祝贺高考跳龙门，并附上贺款若干。也没说有信一封告你种种，诘问是否属实，房子真的借给阶级敌人了？现在究竟哪个人住着？你给我划清宗族界线再商量。如此这般一说，我该解释的解释，该纠正的纠正，也就没事。

偏潮州人是个沉默的民族。潮州地区有语言而无文字，文字都是借用的汉字。文字与语言不能契合，出现了有语无字或有字无语的情况。就是说，潮州话说得出的意思汉字写不出，或汉字写得出的句子潮州话无法读通。久而久之就影响了语言的发展，使得潮州人语汇贫乏表达不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以少言寡语为主。

既然父亲对之以缄默，我也缄默对之。只是每月去一封信例常问候。问候而已，别无多言。原应问一下外国人供儿子上学通常要花多少钱，（其实不用问，这个番客将他与泰国女人生的儿子送去台湾读书，花费极大），间接表达做父亲的有义务供儿子上学这个道理。原应说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从四季如春的广东来到冬雪夏火的武汉，装备上是不是应该有所添置？你的儿子现在只有毛背心一件白布鞋一双，没有蚊帐，如何应对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蚊子？这些问题都应该提出来。我却呆滞木讷，像个智障儿童。似乎那不是自己的正牌父亲，或甚至只算远房亲戚，说话须客气点。怕个鸟呢？最好说得他烦了，也许会跳起来：你在老家做的好事，以为我不知道？那样我也可以知道原委，有解释的余地。却两头缄默，把个本可直来直去的父子关系弄得像京戏抬袖窥眼喇叭吹拂那样莫明其妙！

于是我就那样忍受着。靠十几元助学金买饭票。一双拖鞋一双白布鞋。一件毛背心穿在里边，由学校补助一件棉衣穿在外边，那样拖过冬天。冻得脚趾肿痛，捡了双别人不要的破黑布鞋穿。

一位共同曾祖的堂兄弟笃富在长沙上学，他的叔叔也在泰国。笃富写了一封替我求情的信，托叔叔转交给我父亲。我父亲给他回了信，这才知道一切皆来之有因。

不久，我给父亲去信说明房子纠纷并不存在，笃才笃信当时就撤了，争执都没一句；况且二人并非全是田利派，罪可以减等；天下本无事，有人控告之，意在离间我父子关系，心理实属猥琐阴暗。等等。

父亲看了我的申诉，写信给笃富贤侄，说大儿子想翻案，叫贤侄帮他调查事情真相，云云。

我的天！原就未曾知案立案审案定案，何翻之有？这些事情说起来像是笑话，却是生活的真实，不是艺术的真实。我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与所有亲人都没搞好关系。其实父亲是爱我的，第一个儿子，挺漂亮天真活泼的一个男孩，焉能不爱？带着儿子路上走时，常有人拦住看，赞叹道“这双眼睛哪！”眼睛是儿子不同寻常的亮点。离家过番以后，父亲将我的相片长期放皮夹子的封面。后来，许多时候，我都能感受到父亲对我的关切。可是由于地理的分离、生活的纷乱，终至父子关系没处理好。

写自述对于我是一件苦事。不像老革命家写起回忆录来尽是伟大光荣和正确。我一点也不正确。全是错误。也不像现代青年人虽然还没到写回忆录的年龄，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写点什么都露着甜蜜和光鲜。我却人生路上尽是泥泞。雨纷纷，欲断魂，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没一村。自述起来还得向读者展示自己的愚蠢、低情商、莫明其妙、神经病，以及内心的煎熬、自责、惭愧，等等。

一切都始自于那步臭棋，1958年没去澳门红灯区吃咸肉大餐，而选择了留在国内读书。人家生子望聪明我为聪明误了身。要是读书难难于挑担子，要是头脑重实际少轻佻，选择了出国，人生、家庭就会是另一样。臭棋的后果是全局性的，为人子不像子，弄得父亲无比失望，母亲以穷苦终其一生；为人兄不像兄，弟弟不能得到我的助力，最后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妹妹独自留在家乡我对之也少有关心；最后，为人父不像父，孤家寡人，晚景凄凉，不堪回首。

（二）

父亲终于在过公历年时给我寄来了50元港币，当时的汇率折合23元人民币。过农历年时寄100元港币。之后，便不大有续。个中原因，除了父亲的冷情，以及生活的纷乱之外，可能也与父亲对中国国情的误解有关。他以为中国政府给人民发粮票是一大好，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75年他回国一游时，我才知道他有这个误解。解释道，粮票只是一种购买许可证，光粮票是领不到粮食的，还必须出人民币按价购买。他听了才啊一声：“啊，是这样！”

我说：“此外还有肉票油票豆腐票针头线脑票。大人以为政府发这些票，人民生活就全都无忧了是不是？要是那样，您老人家不如回来养老吧，不要去泰国了！”

他听了沉默无语。

那么，由这类误解，他会不会以为在社会主义中国，人只要上了大学，一切费用全由政府包了，他做父亲的只须在年节给家乡亲戚寄节礼时给儿子也捎一份就行了呢？

混着就到了五月下旬。武汉的蚊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夜间如神兵天降大批出现。而此时我还没有蚊帐，且身无分文，只好赤膊上阵抵挡蚊子的进攻。整夜噼里啪啦打得满手是血，结果弄得自己也无法睡觉。白天疲备不堪，连续八天。到了第九天，恰好在澳门等待签证的我母亲从牙缝里省下50元港币寄来给我，这才去买了蚊帐。并不是知道我急需蚊帐才寄给我的，是一般的挂念和爱，刚好派上用场。然而已经有点晚。八天中身体已经被蚊子骚扰得满目疮痍府库亏空。恰恰在此时，学校医务室给学生注射霍乱疫苗。也就是霍乱病菌，经过稍为改造过的，美其名曰疫苗。它注射入正常的人体不会引起霍乱，但人体也得紧张对付它一阵子，并从中锻炼出抵抗力。可惜这时我的身体已经府库亏空，不在正常状态。所以连这些被改造过的霍乱病菌也抵挡不住。注射后一个小时，即全身发冷，病倒。一查，黄疸指数升高。校医据此诊断为急性肝炎，隔离治疗休息，并导致休学一年。

直至1964年秋才去复学。我儿时虚龄9岁春才入的学，比城市儿童晚了两三年。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学习苏联，将春季入学改制为夏季，于是所有学生原地踏步等了半年。这又耽搁了半年。石流潭后的急性肝炎休学一年。因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乡下改造两年。这一下又由于缺乏一顶蚊帐而导致休学一年。七阻八误，最后等于是在别人大学毕业的年龄我才进入大学的！就是说，我比一般同学都大了4岁至6岁。

不过很奇怪，一般人很难在我们的同学中间判断年龄差别。1970年春为了躲避苏联的核弹，我们学院去山区住了八个月。期间曾去帮助农民插秧。中午围一起吃饭的时候，一个同学问农民兄弟叔嫂：“你们看我们这些同学中间哪一个人年纪最轻？”出乎意料，农民们都指我最年轻！

这可能是由于我的皮肤比较耐磨损，也可能是由于我情商成熟得晚，使人看起来是还没长大的样子。

第11节　　雨纷纷，欲断魂

 （一）

被共产主义小组勾4，就如一个胎儿被中断一段时间的妊娠。虽然后来还是生出来了，对他体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瘦不伶仃地挑着铺盖行囊和那份“下辈子再录取你”的通知书，走着山路回家去。经过一座山神庙时在门前树下歇脚。有几个小孩似乎很感兴趣地围着看我。我不知道他们好奇什么，想什么。但他们的围观，以及这个山林旷野的静谧环境，触发了我的感伤。忽发奇想道：当年范进落第回家的路上，是不是也经过一座什么庙，也有小孩子围着看呢？

范进那时倒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即使在清朝科举考试也基本公平。连外族征服者都懂得人有生而平等的发展权，没对汉族考生实行政审、分类；并没有对满族子侄特别照顾。

而我的落取，这分明是不公平啊，是土包子暴发户自私的作为啊！

但那时我完全没有正常人应有的思想觉悟。长期的压倒性的舆论宣传，绝对的信息管理和教育，已经把我圈养成一个不正常的人。即使受到不公平对待，前途遭拦腰一击，也还是认着社会主义的死理，丝毫不敢怀疑制度的正确性合法性先进性，仍然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正义的国度，欣欣向荣的国度，必将取资本主义而代之领导世界的国度。无论国家对我做了什么，都是不应该有所抱怨的。

我顶多只对陈敦如余庆长黄传舜那个共产主义小组有点不满意，觉得他们没有正确对待我。我心里没有任何髒字，与朋友在一起时说过的最尖锐的话只有这么一句：“难道我是杇木，不可雕么？”

带着这种老老实实浑浑噩噩的思想觉悟回到了家乡，报入户口，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我是一根草，而那些被大学录取的人则全是宝，天之骄子。学校把这些宝组织到一块，给买了车票，分批送一程。当其中一批在县城（流沙镇）汽车站一排排坐着候车时，恰好我进县城办事，也进入汽车站候车室。这些国宝突然看到我，都抬头把眼光齐刷刷射过来，神情复杂。 我判断他们的目光：知道周某人是学霸，闭着眼睛也比他们考得好，结果却是他们上升周某人下坠。这世道让我们占便宜了，惭愧，不好意思。有的人没感到不好意思，世道就该如此，感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争取到利益。叼到肉埋头吃吧。一个有妇人之仁的同学立起来与我打招呼，说你落取真令人感到意外，有可能试卷弄丢了，属于意外事故，低级错误。云云。

从汽车站出来，竟遇着陈敦如！这个十年前教过我认字，如今当着县第一学府党委书记的先生，骑着一辆自行车迎面而来。看到我，竟如黄传舜那样令人意外地放下共产党人的架子，变得热情可掬，煞车停步打招呼：“周笃文！”

我恨死了，狠狠剜他一眼，别转头愤愤离去。这态度让他的老脸霎时抽筋般僵住了。

（二）

我一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边申请出国。此处不留人，或有留人处。既然你们不欢迎我，我到泰国去投靠父亲还不行么？

不行！我们就是要既不让你上大学，又不让你出国，把你憋死在这个地方！不服气怎的？

此时的申请出国远非我母亲出去那会儿可比。那会儿公安局长只担心别国人往中国跑，不担心中国人往别国跑。现在，经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饥民纷纷偷越国境，逃港。边境解放军巡逻24班倒。曾有一个母亲抱着拉着两个孩子钻铁丝网。她本人抱着一个孩子钻过去了，那个拉着的却被卡住，巡逻士兵追过来抓着。兵说：钻回来，不然我把这孩子烤吃了。那个母亲说：“行啊，我一个儿也够了，那个给你！”毅然前行。兵想了想，只好把孩子塞过铁丝网去。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申请难，难于上青天。谁要是申请出境成功了简直就是“放卫星”，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乡有一个人叫周锡坤，叔叔在柬埔寨经商，想叫他去帮忙。这老兄坚持走合法申请的正路，不断地请大队干部喝酒吃肉，三天两头跑县公安局。结果，自行车轮胎跑坏了七八条，还没达到目的。只邻乡据说有一个姑娘放了“卫星”，申请成功，出去了。不过出去一年以后，由于受资本主义自由观的影响，对吃过的亏不甘心，写回信来向政府投诉，说在某干部胁迫下，她不得不以贞操换出境，云云。

由以上例子，可知我要申请出国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在这个痴心妄想过程中，所饱尝的辛酸、疲惫和煎熬真是不忍言说。当那些读书犹如啃砖头的蠢才在大学课堂里打磨着他们的铁饭碗的时候，我这个玲珑书生却不得不蹒跚往返于各个无产阶级衙门之间，讷讷哀求给出路。当那些暴嘴黄牙的粗人在红香绿凉的大学校园漫步的时候，我这个唇红齿白的雅士却不得不挥汗如雨弯腰曲背于污泥阡陌之间。

既然申请难，就应该脚底抹油偷渡呗。其时正是逃港潮风起云涌的时候。既然正门走不通，那就走邪门歪道。如果我对周围环境和个人遭遇有足够清楚的认识，就应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偷越国境。

然而我竟没有走这一步。主要的还是脑袋瓜有问题。尽管吃了大亏，还是认定社会主义的死理，认正规门道的死理。此外，恐怕可以用驽马恋栈这个成语来形容，没有闯劲，窝窝囊囊。

认社会主义的死理甚至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其时正值中苏论战，人民日报发表“九评”，评驳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我竟非常关注，非常狂热，简直要赤膊上阵，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帮助论证。受了十多年社会主义教育，还嫌不够，又找来新出版的革命小说《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热血沸腾地读。

文革期间，1967、68年，广西发生许多吃人事件。吃阶级敌人。有一个叫易晚生的人创立一种理论，说吃之前要先对被吃的人做思想工作，做到他愿意被吃，承认该吃；那样吃起来最补人。我的情况与此相仿。思想教育工作要做到即使把他勾4了前途腰斩了，他也俯首帖耳不敢抱怨即使抱怨也脑袋一锅浆糊出不了声音。那样欺负起人来社会最稳定。

这个倒霉蛋书生在乡下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啊，说起来酸心话长。我是一个市井智力特别短的人。也就是说，一个完全无用的书生。放到学堂是个宝，放到市井是根草。伯母那个养子划详，学堂智力几乎没有。小姑母一句句教，他还是无法把课文念通。如今长到25岁，却是很有能耐。此时娶妻生子，我以及妹妹和他们仍然算一家，生活在一起。这就不免有了一些生活矛盾。面对世俗这些磕磕绊绊，我简直束手无策。束手无策一段时间以后，连我自己也变俗了，鄙俗不堪。环境在改造人，在风化人，在将斯文扫地。一颗玲珑珠子扔到世俗浊流之中，被污染被侵蚀被臭化被埋压，渐渐地就不那么“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了。

分家的时候，划详到我这边来上上下下地搜东西，看还有什么财物可拿。我却不懂得说话，或也到他那边去搜一搜。18年前祖父从泰国带回来一只犀牛角，应该是比较值钱的东西。但我一生几乎没有财产观念。当划详来我这边上上下下地搜索的时候，你猜我在做什么？——在拉胡琴！那时间借了一把二胡，正在练习阿炳的《二泉映月 》！划详猴子般来我这边楼上楼下地爬，什么都拿走，我竟视而不见！

原说好房子对半分。纵划一条线，西边归他东边归我。但他又到我这边窗下弄了个猪圈养猪。对此我毫无办法。居然还去找非正式族长老麻叔，希望他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被这位满脸坑坑洼洼的麻子族长奚落一顿，说难道得在中线砌起一堵墙来么？

我在世俗生活中的态度是不争。普宁县第一中学共产主义执政小组评我“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给我勾4，我不争。现在堂兄划详搜索我的领地，我也不争，还拉胡琴！非不争，无力与争也。倘争，依照划详那个气势，恐怕要打起来的。而要是打，让村人来投注猜猜头破血流的会是哪一个，100%都会认定是我。有亲朋暗里担心，劝我一定要避免战争。

结果是，分家之后我和妹妹家徒四壁，连一个炉子都得去重新买。而那时，父亲已经不给我们寄侨批。他在泰国不但再娶，而且秘密养了外室。认为我已经过18岁，他没有义务养我了。至于妹妹离18岁还有多远，这个他就装糊涂了。他只是将我们当作普通亲戚，年节给亲戚寄节礼时也给我们一份。

我和妹妹的生活陷入了几乎断炊的境地！只靠着生产队分的那点谷子，瘦不伶仃地挑着去换米。有一回到墟上叫来一担柴草，樵夫挑到我家。付款的时候，我凑来凑去还差一分钱，急得不行。在屋里展开大搜索，终于在抽屉角发现一分钱，我高兴得仿佛捡到一块金元宝似的！

这个倒霉蛋书生还是一块令女人垂涎三尺的好肉，阳刚大气而又文质彬彬，明眸皓齿而又雄性气味浓烈。就如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上山下乡当知青那样，难免置身于危险之中。我这一上大学无望，爱情自然便离我而去。不用雍兰提出，我就知道发展趋势。她来访少了，我也不再回访。这一来就落入一些女人的魔爪之中。第一双魔爪是来自城市的一个摩登女郎，外美而内劣。她之所以诱我，是为了写一封信告诉雍兰：我被她睡过了。女人与女人是大不一样的，有的冰清玉洁，有的隔着三间屋子就能闻到她的臭味。当然，这臭味必须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的鼻子才能闻到，少年人的鼻子是不灵的。之所以会落入摩登女郎的魔爪，也显见我的浅薄和丑陋。第三双魔爪是带着酒气突然闯进我房间的。高大强壮巨乳，直接就将我掀倒。这个，我倒并不懊恼。毕竟，在人生失意而青春似火的时期，魔爪对于我也是雪中送炭，渴中送水。

我的意思是说，挫折使人堕落。一切都肇始于那份“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政治鉴定。要是能顺利上大学，获得美好爱情建立幸福家庭修成正果的机率就会大得多。这一下好，琐碎与挣扎相随，柴米和油盐并忧，污泥与浊水打滚，青春和魔爪共享，该算是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了吧？

（三）

在困顿和丑态百出中过了将近两年，1963年春一位朋友春典来鼓动我一起逃港。他逃过一次，没有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对路线和边境情况有所熟悉，这一回想来与我共享经验。我对于邪门歪道走资本主义道路心里还是不很认可，劲头不大。但实在没有出路，只好暂时模糊心中的政治原则，就答应了。两人准备了干粮、水壶、电筒和地图，以及红药水纱布之类。骑了典的破自行车。我一直没有自行车。父亲曾经从海上食筹之路给我寄一辆自行车。华侨为了救助饥荒中的国内亲属，纷纷寄碳水化合物和用的穿的。轮船公司看准这一商机，大船一艘又一艘地往汕头港开，形成一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海上食筹之路。看起来运转正常，父亲就给我们寄来一些吃的和用的，包括那辆自行车。不料这一趟船到汕头时，黑旋风们的海关突然想抢劫，宣布所有舶来品由国家收购，如不同意收购就退回去。结果，时值至少五百元的自行车，给我六十元就算他的了。所以现在要和春典偷越国境，只有骑他那辆破自行车。我们两个人一辆自行车，我骑前面他坐后面，或者他骑前面我坐后面，轮流踩着，开始朝自由世界跋涉逃窜。

经过华侨中学前面的公路时，我停车进去与雍兰告别。雍兰依依不舍地送出来，一边掏口袋，凑了近二十元，整币零币都有，塞到我口袋里。我不肯接受。春典跑过来推我，说：“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走吧！”

路旁小饭店吃的中饭。饭后，春典掏出香烟来抽，递给我一支。我在农村入乡随俗，开始与劣质香烟有染，但尚未上瘾。便接过来抽上。春典挺大方，另外取一包烟丢过来，说“放口袋里！”

抽完烟又骑行。第一天半下午就被截住了。政府不但把边境堵得更严实，而且沿途设卡，将偷渡者拦截于未到之中。我骑前面，春典背包坐后面。路旁闯出一组持枪的民兵，喝令停车。为首的民兵满嘴暴黄牙，大约是班长，取过背包查看。

我见势不妙，急忙说：“他是坐车的。我是踏车的，赚点苦力钱。”民兵班长翻包查看。发现干粮、地图和电筒、水壶、塑料布，一件件掏出来，问：“这是什么？这个又是什么？还有地图？这分明是——逃港，对不对？”

班长每掏出一件，我都把眼睛、嘴巴和鼻孔张得大大的，十分惊愕的样子：“啊？有这个？甫尼母，带这个做什么？”

当班长说到这分明是逃港时，我骂道：“甫尼母个老几，原来你是逃港！要知道你干这个，给我双倍车钱也不尿你！”

“你们不是做一起的？”暴牙问，上下打量我。

“哪里做一起！我是踏车载客的，做交通的。我平时就在汽车站附近揽客。你应该见到过我。”掏出春典的那包烟来，打开，取一支，给班长敬过去。又给其它民兵发烟。自己叼上一支，没带火，装模做样地在口袋里找火。一个民兵掏出打火机给大家点烟。

班长抽着烟，再次上下打量我，拿不准究竟是否见过。终于说：“那好吧！”指春典，命令他的兵：“将他捆树！”

几个民兵将春典推到一棵树下，拿出绳子，结结实实把人和树干捆在一起。那是一棵歪脖子树，树干不直的。这使得被捆的人更加不舒服。他现出痛不欲生的样子。我心里同情，但毫无办法。这时我把香烟抽得差不多了，烟屁股一丢，对暴牙民兵说：“那么，班长，我走了。时常见！”朝所有人挥挥手，就要跨上车逃之夭夭。

忽然叭的一声，一颗子弹从后面射过来，击中我的后背！

不是真正的子弹，我是说春典的声音，大声喊道：“周笃文，你不能走，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民兵们扑过来将我拿住，哈哈大笑：“原来穿同一条裤子的！装作不认识，差点让你跑了！”

我被捆在另一棵树上。与春典面对面，相距3米。我骂道：“甫尼母块几，出卖我！”

他说：“留下我一个人真的害怕，商量都没人商量。咱们是朋友啦，有福同享有苦同吃啦！况且，自行车是我的主要财产啦！”

“甫尼母，我会将你的车佔为己有？即使你被枪毙我也会给你收尸，把车还给你家！现在两个人都没好，还商量个啥？你说，商量个啥？”

那种捆法很不人道。双手与肚子与树干捆一块，虫子咬都无法挠一挠。大汗淋漓。有蚊子直扑我的耳朵，嗷嗷两声，仿佛在尖声狞笑：“怎么样？”

捆了个把钟头，直到民兵换班才人树分离，把我们重新捆绑成猎物状，绳子牵着。树林深处还绑着先前捉到的三个偷渡分子。连我们一共五个，绳子牵着，进入镇子。街人闪开，夹道观看。牵绳子的民兵洋洋自得，似乎捉到五头麋鹿。一会儿就到了“反偷渡联合指挥部哨所”，推入一个关人的房间。

这时起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非人”。先前无论家庭暴力，或是石流潭水库的奴役，或是高考被共产主义小组勾4，都还算是人。当然，那个被令在地上爬的地主婆，那些被“嘀嘀哒，准备好”砰砰砰枪毙的人，遭遇是非人的。但那是别人的事，事不关己。现在可是轮到我自己遭受非人待遇了。我们被关入的房间，不是按照每个人躺下的需要来安排面积的，也不是按照坐下的需要来安排面积的，而是按照站立的需要来安排面积的。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关了三四十人！动物都关不了那么挤啊！

虽然人类比动物文明点，但挤压到一定程度文明也是会变野蛮的。客气、谦让、仁慈这些东西需要一定的空间。因此，那个晚上最需要的不是睡觉，而是要防止被别人攻击或踩踏。身居险恶之地，不敢坐下。如立超载车厢，摇来晃去。多的是二氧化碳，乃至酸味扑鼻。少的是有氧空气，甚感呼吸困难。汗酸与狐臭并存，敌意与恶心同在。

不知什么时候坐下的，什么时候睡着的。究竟是先坐下再睡着还是先睡着再坐下，不知道。总之早晨发现都七歪八倒各自拱得像一只睡鼠，趴在一起。

幸好第二日就放走二十几个人，傍晚补充的俘虏也不多。到了第七天，我和春典也获得释放。自行车等各物也没收了，只留下帆布包和干粮，以及每人五元钱，就叫我们滚蛋。春典要求返还自行车，所长说：“还给你还会偷渡。这是犯罪工具，没收！”

我们买票乘汽车回到县城流沙，从流沙步行回家。我说：“甫尼母，要是不揭发我，那辆破脚踏车现在还在。这可好，让我像畜生一样被关七天不说，你的主要财产没了！”春典一个劲地摇头叹气。

（四）

回到不但食无鱼出无车，而且时常炊无米的家中，无比沮丧地趴了个把星期。雍兰来看我。听到假车夫方欲逃之夭夭却被一颗声弹击中的情节，大笑。她说，那怎么办，申请不批准，跑又跑不出，难道在这乡旮旯一辈子呆下去么？

“那倒也不错，讨个媳妇。”我说。

“还讨媳妇呢，谁跟你？”她说，“不如还是再去考一次大学试试吧。政治气候与前年比，据说有些转凉了。主要是全社会饿的，饿得共产党也变客气了，让民主人士一干二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那么，高考政审说不定会宽松些。况且，你那缺乏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评语应该过保鲜期了吧？这一次作为社会青年报考，政治鉴定可能会由公社来做。”

我听听似有道理，但说：“这会儿已经是5月下旬，离高考还有一个半月不到。功课已经荒废两年，复习也来不及了！”

雍兰听听，现出知难的顔色。但说：“加个班，能复习多少是多少。反正你现在没有别的路。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吧。考砸了也没人打你屁股。”

我还是没下决心采纳雍兰的建议。两年来我已经被生活改造成一个得过且过的农村小混混，还危险性极高地“偷鸡摸狗”（与有夫之妇来往）。脑子变成一袋浆糊，即使雍兰这样的玉手要提携也提不起来。浑浑噩噩地又虚度了几天，直至5月尾的一天下午，我横着躺倒在床中间。双脚着地，拖鞋都没脱。上身横搁在床上。成了个被折弯的感叹号。一会儿缩脚侧身抱头，拖鞋掉落，构成一个问号。下午的太阳光从高高的小窗斜照进来，无数的微尘在光柱中浮动，仿佛在演绎无穷无尽的憋闷而苍白的生活。也不知是哪一根神经被触动，我突然鲤鱼打挺般一跃而起，猫下身去床底下拖出放书籍杂物的竹箩筐，取出旧课本，拍掉厚厚的灰尘，决定按照雍兰的建议去赶考。甫尼亚母块几，本人最擅长的就是考试，尽管已经荒废功课两年，也不知教材有无变化，但老子不相信便考不过你们！不考出去，老子在农村没有活路了！

当晚就开始点煤油灯复习。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把每个人都弄得“营养性亏空（孙经先的词儿）”。我又经历了石流潭洗劫和伊拉克蜜枣案，加以这一次偷渡被关笼子饿肚子，身子几乎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以这点仅有的脂肪储备，要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把已经荒疏两年的功课复习透，委实是极困难的事。没几天，我就感到大脑芯片在向肚子提出能量要求，肚子则要求大脑芯片想办法。大脑芯片搜索了一番资源，觉得可以向一位叫做方思清的同学求助，他家庭经济比较好。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思清学友，说明我不坠贾雨村之志，希望他慷甄士隐之慨，假以粮草，助我赴考。结果方思清兄寄来了一百元，使我在这40天的复习期有了起码的营养补充，不至因饿肚子而昏昏欲睡。

在复习代数的时候，我一页一页扫描着。却没有扫描透，在最后一页放弃了，收工了。

结果，高考数学题中占分最多的一道题正是在这最后一页上！二十多分，一道例题：特殊方程的联立解。你只要将课本最后一道例题照抄上去，二十多分就到手了！

由于没有扫描透，我功亏一篑。数学考试的大半时间都耗在这道题上，结果还是二十多分尽失。

这一下完全失望了。前年考那么好，都落取。今年凭空丢二十多分，哪有希望呢？

于是我不再等通知。那是用不着等的。那天下午，我借了个喷雾器，在河边只穿一条裤衩，瘦不伶仃地在试验那个喷雾器，准备到自留地去给甘蔗打蚜虫。初中时候的同学，铁匠的儿子安仁，骑着自行车从桥上过来。看到我，停好自行车，说：某人，你站好了，听着：恭喜周府大老爷讳笃文者高中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专业第1名！拿出了录取通知书。

原来，虽然数学丢了二十几分，其它五门功课还是考得不错的。尤其是语文写的那篇文章，出类拔萃。上大学以后，系里要搜寻文学人材，专门查了高考语文分数，找到我。而且此次政治鉴定由大队做，他们当然不会说我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我向左邻右舍借了一百元，就向武汉出发。

第10节　　前一届的科举考试和这一届的八旗子弟

 （一）

气象局预报的自然灾害没有成真，却对中学生的体质造成了人为灾害。从水库回来几个月之后，我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又称甲肝。

当然，甲肝病毒不大会是石流潭苍蝇制造的，我是说在石流潭往返二十几天的劳役中体力消耗过重饮食过少又泻了一番肚子，身体抵抗力大大降低，以至于被甲肝病毒一击即溃。

从前中国没有甲肝。医生在诊断我的病症时十分茫然，显然他没碰到过相关病例。最终还是一位年资较长的主任医生确诊了这玩意儿。他说，病毒有可能是从伊拉克蜜枣传来的，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商店的货架上没有别的东西，到处是伊拉克蜜枣，外国占领军一般。他问我有没买过伊拉克蜜枣，有没烧过，直接就吃？

那是石流潭回来以后，刚刚上高中三年级没几天，坐在教室里听物理课，我感觉到身体里正在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难受得胸腔似要爆炸。我想我应该回家去。家只剩堂哥划详和他的妻子，以及我妹妹。母亲、弟弟和祖父半年前已经出境，羁留澳门。但不管怎样，家是一个可以躺下休息的地方。此时有病，就想回家去。走之前，决定到卫生院看一看，开点药。医生晕了一下，去将主任医生请来。主任医生说这是黄疸啊，赶快住院！还想走回家去？家多远，三十里？嗐，如果走，你就完了！

住院当天病情就急转直下。小便赤红如酱油，大便粘黑似沥青。日夜昏睡，剧痛偶醒。

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常提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假设有一个中学生得了急性黄疸肝炎危在旦夕，找到一家医院，将会怎么样？首先会要他到账房交钱的吧。不交钱不给治。

可那时不是这样，住下再说，打针吃药再说，也没说叫你家属来。我什么也吃不下，喝水也吐。院方叫护士上街买蜂蜜试试。也没问我先掏蜂蜜钱。结果正是这蜂蜜水救了我，那是我的肠胃唯一可以接受的东西，既解毒又营养。医生护士都热情、尽责。老中医方隆先生开每天两剂中药，吩咐护士熬头汤即弃。一般中药都熬二汤的。方隆先生认为此时决战关头，须大力对付。我很感动，说方先生您功德无量。他说没啥，你得便在患者意见簿上给我美言两句就可以了。

那时不论医生还是患者，谁都没听说红包这回事，只要美言几句就可以。大家可以发现我这个自述中对那个时代多有微词。但我有啥说啥，在医疗卫生这一块上不得不为那个时候唱一段颂歌。

我母亲得到我的信。有澳门医生告诉她这可是个凶险的病，死亡率很高。着实把她吓坏了，一路流着泪赶回来看儿子。赶到时我已经度过危险期。毕竟年纪轻，生命力旺盛，终于抗击住气象局、李逵、石流潭苍蝇和伊拉克蜜枣的联合打击，战胜了洋病毒的恣肆入侵。

母亲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到学校给我办了休学手续，又到公安局申请，要将我带出国。我也意识到先前对于前途的选择是一个错误，同意跟她走。但是此时全国饥荒，公安局重新扳起面孔，把国门轰隆一声又关紧了。申请出国变得比种高产田还难。如果有谁申请成功了，那简直是又放了一颗卫星！

母亲去跟医院结账。要是现在，这一场大病恐怕要花费两千甚至两万块吧，母亲却只付了四十几块钱就把我接回家。

（二）

既然办了休学手续，我只好回家。康复得很好，甚至比原先胖了些。休学期间还开始了初恋。雍成的妹妹雍兰没有跟随母亲兄弟出国，在读中学，独自留住在一座“下三虎”式小院中。她有一辆英国三枪牌自行车，时常骑着来访我。我也到她那小院去回访。有一次我们相约晚上到五公里外的里湖镇看电影。刚要上路，就见乌云压顶雷声滚滚，天边雨幕如堵。我扶着那辆三枪牌自行车，抬头望天，说要下大雨了。她活力四射地迎着我的目光，说：“我不怕！你怕吗？”于是我骑上，她跳上车尾，两人黑咕隆咚沿着榕江大堤往里湖镇闯。一路上电闪雷鸣，东南西北不远处大雨哗哗，却始终没淋着我们。到了电影院门口，她跳下车，朗朗大笑，说：“一点都没淋到！老天爷照顾我们！”我说：“是呀，我们毕竟年轻，大雨也给我们让路！”她说：“年轻真好！”

一个独立的院落，一对少男少女，在里边关起门来恋爱，却始终未有婚前性行为。这一点在今天的年轻人听去，大约很难相信。我们两个都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性激素旺盛。但都有与生俱来的道德规矩和仪式感，认为对美好的事物要有足够的尊重，不能随便就处置了；况且未有确定的生活基础，怕造成不当后果。

（三）

休学了一年，于1960年秋复学，重新读高中三年级。这时校长已经不是黄寄南。老黄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县局挨斗了一番，贬到农场喂猪去了。取代他的是一个叫做陈敦如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

陈敦如这个名字前头已经提到过。小学启蒙时张退之先生走了以后，到我村祠堂教我二年级的就是陈敦如。现在我读高三了，他居然成了县第一中学的校长，老师比学生升得还快！有人说老师好比蜡烛，消耗自己照亮别人。陈敦如却像一支会进化的蜡烛，越点越高大。

陈敦如大约也是送过鸡毛信的。教育系统中的革命者最擅长的事就是送鸡毛信，而不是扛枪拿刀。革命成功以后，他们大半由一般教师升级为校长。陈敦如送的鸡毛信没有黄寄南多，所以只当了偏远山区一个无名初级中学的校长。他也是带着学生到石流潭去筑水库的，也是有大量学生被苍蝇击倒。但他屁也不敢放一个，不像黄寄南那样敢拍桌子。

水库指挥长也拍桌子，说：“学生劳动不能12个小时吗?不能夜班吗?你问问别的学校有没有意见！”指恰好在场的陈敦如说：“老陈，你说说看，你们学校有没有意见？”陈敦如哈腰赔笑说：“还好，我们的学生倒没什么受不了的。即使拉了肚子，也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水库指挥长回去向黑旋风书记汇报了黄寄南的恶劣态度，称赞了陈敦如的共产主义风格。结果是，李逵布置了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将黄寄南挪去当猪八戒子弟营的厨师长，将陈敦如挪过来当县第一中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

那次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黑旋风李逵特地叫县一中派几个学生代表来在县委批斗黄寄南的大会上发言。学生代表第一名叫黄传舜，第二名叫余庆长。这两位什么背景我没搞清楚，从其神色气概上判断应该是红二代。脸上仿佛写着“江山是我们家的人打下的！怎么啦，不服气？”他们的父兄辈打下了江山，自然就有革命基因遗传在他们的脸上。上了普宁第一中学以后，黄寄南欣赏这两个学生的革命基因，知道是革命家族内的子侄，因而根据党的培养接班人的方针，将黄传舜余庆长吸收入党，成为预备党员，待转正。他们应该算是黄寄南的门生了，应该感谢黄公的知遇之恩才对。不料在这次县局的批斗会上，发言最尖，斗争最狠的两个恰恰就是黄传舜余庆长，连声喝令黄寄南跪下，还冲上去动了手。

陈敦如接手普一中，当即把黄传舜余庆长转正为正式党员。那时共产党员在社会上如稀有金属，在中学生中更是凤毛麟角。因而这两位势炎熏天，不可一世。全校千余师生中，共产党员总共五个，陈敦如和两位教师，还有就是这两个学生。陈敦如对他们不止是倚重，简直是将之当成副校长了。最后连我们毕业班的政治鉴定，都是交给这两人去做的。

（四）

陈敦如身材弯躬，蒙眉细眼，完全符合革命化了的教书匠形象。他身兼两职，作为党委书记他管政治，作为校长他抓教学。教学这一块他想出了一个点子：将高中三年级进行一次全面考试，按照分数重新编班。成绩最好的放在第（1）班，重点捶炼。依次排下去，第（4）班最差。这就好像将一群鸭子分出等级来，根据情况分笼喂养，因材施教。

恰好在这时，县三中和县六中也各有高中三年级一个班。他们原是初级中学，没有高中的。三年前大跃进，敢想敢做，就办高中。如今有了第一届高中毕业班。然而先天不足，对高考没有信心。便向县局提出，要求把毕业班托付给县一中代教，就像将鸡蛋放到别人家鸡窝代孵一样。于是，陈敦如将县三中编为高三（5）班，将县六中编为高三（6）班。这样，县第一中学就有了六个高中毕业班。

这两个外来代孵的班，简直就是扶不起来的跛鸭。考数学，不能用与我们一样的试卷。倘用一样的试卷，即使时间给延长一倍，也没几个人及格。而我们高三（1）班，没有80分以下的。

但高考的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两个外来跛鸭班上大学的人数，居然每个班比我们高三（1）班还多！我们这个精英班大都名落孙山！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问题就出在政审上！革命家打下江山，自然要照顾自己子侄的利益。他们知道子侄们凭分数是拼不过人家的。而那些读书聪明的白脸书生，往往又是令革命家看不顺眼的坏胚，要排斥他们。所以制订出了政审定终身的政策。录取大学生主要不是看分数，而是看政审。将考生分成四个类，甲类是可以读好学校好专业的。乙类是可读一般专业的。丙类则降格录取，没人要的师专之属可让他们进。丁类最惨：不宜录取！考得再好也没用！考生档案袋上大约是有四个空格，分别写着1234。校方只要在哪个空格勾一下就可以了。招生的人倘碰到勾4的，直接就填通知书：因招生名额有限，下一辈子再录取你吧，云云。

我忽然想起：清朝科举考试，有没对满族子侄特别照顾啊？难道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还比不上异族占领者？

黄传舜体质轻薄，走路颠跛，且边走边埋头自笑。余庆长则身材匀称，坚实精干；眼神严峻尖刻，有些像是二战电影上在火车站盘查犹太人的盖世代保。这两人学习成绩一般，放到高三（1）班或许有陈敦如的政治考虑。总之是我的同班同学了。班主任是陈华智，教政治的，共产党员。也就是说，全校五个共产党员有三个朝我贴身站着。

还有一个陈敦如从数步之外朝我投来闪灼的目光。在那次编班前的统考中他亲手给我发了第一名的奖状奖品，而且知道我十年前是他教过的初级小学二年级学生（有一次他遇到我村父老时提起我，说某人在普一中成绩极好），但我与他都互相没有认旧。他高高在上，鼻子朝天。我则孤僻，不善交际。

三个共产党员贴身站着，开始了对我们高三（1）这个精英班进行政治审查，考虑如何勾1234。两个出身地主富农家庭，还有一个人的父亲当过伪保长，这些就直接勾4了。又调查、探寻出一些人的家庭历史问题或现实表现。有一个人家里买水喝。镇里有专门从井里打水送水的人，收水费。这也打听出来，涉嫌剥削。总之狗屁叨糟，大半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家庭瑕疵。噼里拍啦勾4。剩下的就是研究各人的人品腔调了。

我的家庭成份，政府早就给改为中农，台面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海外关系，却在统一战线内，也不应成为上大学的障碍。剩下的，就是研究我的人品腔调了，也即政治表现，要写一份评语。

可能，我这个人生来有一种惹眼的气质。若与同学一道通过某个有兵站岗的地方，兵会对我特别注意，与看其它同学的目光明显不同。也许我的前生是一个深山修行的隐士，此生便有几分飘逸世外的风度。加以大眼睛，脸庞五官肢体各处成黄金比例，看起来真的不俗。这个长相这个气质恰恰是我们这个喜欢大众化的时代所不喜欢的。

评语是余庆长执笔，陈华智黄传舜陈敦如共产主义小组通过的。最后且不忘讲民主，宣读给我们听。

给我的评语是：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我当即提出：何以见得？有什么根据？

余庆长不答。我也没纠缠。我一向来在世俗生活中的态度就两个字：不争。想，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缺乏就缺乏吧。又不是缺乏做人的良知，偷鸡摸狗，或缺胳膊少腿，共产党不至于吹毛求疵把一个顶尖读书人才挡在高校门外吧？

就是要挡在门外！你以为你是哪根葱呀？看上去就不是个革命胚子！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聪明越有可能七想八想，持不同政见。将你挡在门外是绝对正确的！

高考答卷，我只有一道占6分的物理小题答得不够好。就算把这6分完全去掉，总分也是接近满分的。我们高三（1）班其余的同学也都没什么临场失手，总分都很高的。却都因为被共产主义小组噼里啪啦勾了4，全都“解元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了。接到的通知书上都写着“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下一辈子再录取你吧。”连抱歉词都没用一个。

在接到通知书之前，我沉不住气，借了一辆自行车去学校打探消息。进校门，恰好碰到黄传舜埋头自笑，一颠一颠从里边出来。此时他竟然放下了共产党员的架子，变得十分友善热情，手举通知书说:“北航！”北京航空学院。几乎要奔过来拥抱我。

余庆长上的是清华大学。如果在校门碰到的是他，不知他会怎样，我想象不出。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与他后会无期。但五十年以后，我把他写进《图腾醉》中，成为墨润秋和竹溪英石的同学，黄鹤市保守派的重要头领，镇反理论家。

第9节　　气象卫星和黑旋风李逵

（一）

1959年晚春的一天，气象局预报说，半月后将狂风暴雨洪水滔滔。你想想，气象科学的水平到现在也还不怎么样，往往连明天的晴雨都说不准。那时却言之凿凿预报到半月以后去！大约气象局不甘寂寞，看到别人“放卫星”，自己也想放一个。

“放卫星”是宣传文痞们在报导高产田时，借助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事，想出来的一个牛皮词。中国唯一发达的东西就是语文，誇誇其谈妙笔生花。甲地水稻亩产3千斤，报纸说甲地放了个水稻高产卫星。别地的革命党人艳羡人家的政绩，就想方设法放更高的卫星。很快出现了五千斤的，一万斤的，甚至十万斤的。其实都造假，把成熟的稻禾拔出来插到一小块田里，叫记者来看收割。再加称量上记录上做手脚，卫星就放上去了。有的干脆就是虚报，造假都不用。养猪的养鸡的种红薯的，都放卫星，鞭炮般噼哩啪啦响个不停。弄得高层领导发愁：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运出去支援亚非拉革命吧！

大跃进思维席卷中国大陆。气象局想，人家都在放卫星，我们也要放一个呀！于是就想出了预报半月以后下特大暴雨的点子，让全世界看看我们中国的气象工作者有多牛鼻！

普惠县领导自己也放卫星的。把十亩地里的红薯挖来埋到三分地里，上面饰以新鲜的红薯藤蔓，就开始收成。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气象局也会放卫星，于是对于15天后狂风暴雨洪水滔滔的预报深信不疑。不免为在建的几座水库担心起来，煞有介事地召开紧急会议，第一时间想到的办法就是将中学生调去筑水库，抢在暴雨前将大坝筑牢。

本来，中学生的本份是读书，长知识长身体。但此时有一个英明的人像我祖父那样也抱着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的观念。他制订的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后来进一步说“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改变学生的思想”，而不是教给学生知识。这样，就把整整一代青少年人的学业耽搁了。若非如此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早已能坐满一大圆桌。

在他的教育方针指导下，中学生上山挑矿石，下乡帮插秧；立起烧铁炉，蹲下锤钢珠；隔三差五，忙得很，上课时间占不到学期的二分之一。县及公社各级领导形成了一个概念：中学生是一支可以随时调用的免费劳动力；只要通知一声就得停课，出来干活。所以，此时气象局放卫星，县太爷们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调中学生去顶杠。

县委书记打电话给各中学布置任务。黄寄南校长接的电话。“你们一中是去石流潭水库。”书记说。

石流潭本来属于惠来县，与我们普宁县不搭界。大跃进期间领导们患多动症，将普宁县惠来县合而为一了。这期间刚巧气象局放卫星，于是调我们去给惠来县筑水库。一个月以后，当服完水库劳役回来不久，多动症患者又一分为二，恢复原来的行政地界。

“有多远？”黄校长问。

书记顿了一下，似乎他也不知道有多远。“100里吧。”终于说。

“公里还是市里？”

书记又顿了一下。“什么市里区里的，不都是里吗？”他说。

师生集中到大礼堂。是黄寄南校长做的动员。紧急情况，县委指示，怎么怎么。说得喘呼呼，仿佛国家存亡在此一举。今天散会后你们回家一趟做准备，有吃的用的带上些。高三年级要准备高考，就免劳了。初一太小，也免。剩下的四个年级共六百二十人，教导处许主任领队，明天中午出发。

许主任讲话：“路程100里。是市里不是公里啊，你们不要搞混了。里前不加公，就是市里的意思。不算太远。明天下午我们先走30里到流沙镇，在县二中住一夜。后天从流沙出发，走70里，大约下午一点钟到石流潭。”

从学校到流沙镇这一段30里，许主任是有数的。后边所谓70里，则是他毛估估出来的。反正大跃进时代，从上到下从东到西都毛估估。

（二）

于是下一天中午，六百二十个中学生挑着各式各样的担子，草蓆被卷脸盆饭钵搪瓷杯之属，叮叮咣咣，有的赤脚有的穿拖鞋，沿公路向流沙镇开去。这些孩子稚嫩未脱，营养不良，身子骨瘦小，脸色青黄；小的的才十二三岁，大的十五六岁，都是未成年犯；这样一支队伍，没有任何运输工具，没有后勤保障，居然被政府调去远方筑水库，为气象局的吹牛卫星作铺垫！

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赤发鬼刘唐来当气象局局长，他连大气压概念都没有，会怎样来发布天气预报；黑旋风李逵来当县委书记，他只晓得三板斧，连市里公里都分不清楚，会怎样来进行社会管理！

到流沙镇，当晚每人发一碗米饭一撮咸菜，睡在县二中教室。各人自备的小陶钵拿出来，交给公家。公家往每只小陶钵放一把米，加水，夜里蒸成干饭。第二天早上，排队每人领一搪瓷杯稀粥和一小撮咸菜吃。吃完，各人找到自己的小陶钵，里边是公家给蒸的干饭，再领半条咸萝卜干，放入书包中，作为路上的中饭。于是挑担子离开流沙镇，往石流潭开去。

刚上路就开始感觉饿了。昨天下午走30里，晚饭都不给吃饱。今早那么一杯稀粥，撒泡尿就没有了。领导简直不把我们当人。这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啊，花朵啊！不给读书不给吃饱，而是叫去筑什么鸟水库！

走了不到一个钟头，我受不住，拿饭匙从书包里小陶钵挖一口饭吃。这一吃就停不住，走走又挖一口。走走又挖一口。还不到9点钟，已经把带着的中饭挖完了，包括那半条咸萝卜干。萝卜干不是当菜吃的，而是当饭吃的。吃它不是因为它含盐，而是因为它里边有类似于粮食的成份。实在太饿了。

吃了再说，反正再走四个钟头就可以到，我想。

然而走到下午1点钟还是没有到的迹象。队伍散散落落，峰回路转地继续走。山脚发现两间篱笆草屋，我们几个同学便“敲门试问野人家”，进去讨口水喝。同时问路。

那家人竟没听说过石流潭！

这不对呀。如果30里之内有一个叫石流潭的地方，那儿正在进行着一项伟大工程，这家人不该没听说过啊！

我恍然大悟道：“糟了！一定是长度单位搞错，公里说成市里了！”

一个同学说得更加悲观：“而且恐怕是直线距离上的100公里，地图上量出来的！实际路程还不得超过150公里？也就是300里！”

这一说大家更加着慌了。除了几个女同学，男的大都像我一样，把带着的中饭提早下肚，消化得差不多了。此时面对遥遥未知的路程，都显出困顿的顔色。

然而没办法，只好继续走。骄阳似火，砂砾路烫，疲乏饥渴，形势逼人。直走到太阳西斜，问路。路人终于知道石流潭了，说：距此50里。又走，走到太阳下山，再问路，竟说还有80里！

（三）

方向搞错了么？没错，向导留人在叉路口等着呢，指示从这儿转入小路。

太阳早已落山，大地伸手不见五指。树木稀疏，荒草茂密，坡坎起伏，沟壑崎岖。一些同学带着手电筒，折一根树枝作为拐杖，探索着前进。仿佛史前一串螢火虫游走于漫漫长夜之中。饿得肚皮贴后背，能量罄尽。一摇三晃，似睡若醒。左跌一脚深，右撞一脚浅。不知走了多少时候，终于，黑暗的天穹破出了白光朦胧的一块。那是水库工地的灯光映射。如梦似幻的继续走，不知又多少时候，终于到达目的地。迎接我们的，首先是一阵浓臭的风漫过来，其次看到有一两盏电灯，有一些挑土的人影。山坡上毫无声息地倒了一大片人，不像死人也不像活人，是先走到了的同学。我们把担子一丢，也轰隆倒下。就如断气的牲口，溶入一大片死尸之中。

昏迷中，就听到哨子响。原来是领队许主任和他的马仔在叫大家起来，说：“还没有到哩！我们的驻地是在一个叫做油蔴沟的地方，距这儿还有7里路！请大家起来继续走！”

此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半，饥渴疲乏。走到这里已属不易，倒下就起不来了。却还要走？然而，谁敢赖着不走？只好坐起来，挣扎着起立。强政新建，宣传有力，反右刚过，权威慑人。所有青年思想觉悟都很高，谁也不敢对上级指示有所怀疑和不满。

只有一个人问：“7里路！公里还是市里？”

许主任苦笑了一下，说：“我知道，我们在长度单位上经常犯低级错误。现在我也说不清到底是公里还是市里。走走看吧。不要咬文嚼字，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敢想敢说敢做，市里公里就不要太计较了吧。”

于是挣扎着起来走。六百多人的队伍，只听得到拖着的脚步声和呻吟般的呼吸声，没有人说话。

到达油蔴沟已是凌晨一点多。又是成片、成片就地倒下，无声无息。漫山遍野望去像是一个还没来得及打扫的古战场。

昏昏沉沉中忽然听到骚乱：是先到达的校工埋灶造饭，此时抬出若干箩筐米饭来，饥民们开始抢饭了！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再疲劳也得起来抢！我拿了搪瓷杯，眼睛发绿，急掠了一下形势，朝比较稀疏的一簇冲过去。每一只箩筐都陷于重围，里三层外五层地挤压成一个黑洞。就是说，引力无限大，连光线都逃不出来的那种宇宙黑洞。我平时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孩子，谁都没我斯文。此时却变成一头狼，无比凶狠地将搪瓷杯从人缝捅进去，从腿与腿之间的缝隙捅进去，往里拱，尽量往黑洞中心伸长胳臂。隔着一层人呢，凭感觉狠狠挖了一杯。饥饿是一种无坚不摧的野蛮力！

既挖一杯，接着是安全撤退的问题了。后面又围了五层饥民，紧紧挤压冲撞。弄不好我这一杯战利品要撒了。极力保护着，尖屁股往后顶，终于退出来。

找到刚才倒下的地方，行李担还在那里。于是坐下来吃饭。也没有菜。中饭带的咸萝卜干早吃完了。先知先觉的话要带点盐来。黄校长不是叫我们回家一趟有吃的用的带上些吗？领导真是有先见之明。

从学校开始，铁脚板走了至少有350里山路。补充的能量却只有八两米（流沙镇的晚饭三两、早饭二两稀粥、中饭带着的三两），也就是400克米。又没有油荤蔬菜。这输出和补入之间，赤字太大。现在冲锋陷阵抢来的一杯米饭，也只能填小半个肚子！

但自安吧，能抢到一杯就不错了。还有一些笨蛋，特别是体弱的女同学，没抢到饭，干瞪眼的呢。他们怎么办？真是乖孩子，官府怎样作践他们都不会吭哧一声！

山坡上盖着数十排低矮的石头房子，准备水库移民用的，先指给我们作为临时驻地。只砌了墙盖了顶，未安门窗。门窗就是大窟窿。未整地面，地面就是山泥石块野草。没有电灯，连煤油灯都没有，黑古隆咚。此时实在无法进去睡，谁晓得里边有没狗屎甚至虫蛇之类。只好就最初倒下的地方继续睡。直至露重风冷醒来。一看，月亮在西边太阳在东边，都显出苍白无力的模样。

上午，分配了石头房子，铺盖担子扔进去。傍晚就集合队伍开往水库工地，上夜班。大坝上挑土打夯。

（四）

每天干12个钟头夜班。再加上来回走路的时间，睡眠极其不足。有一天早晨下班，开回油蔴沟驻地时，刚进石头房子我来不及躺下就坐着垂头睡过去了，睡得口水都淌在还没打开的被卷上！

前头提到过，那晚到达石流潭水库时，迎接我们的是一阵浓臭的风。其实不只是一阵风的问题。整个水库工地都被重重裹在臭气之中，躲无处躲！上万人的工地，除了坝下搭一个茅棚给女同胞用，竟无一个男厕所。于是，到处都是粪便。路旁，山坡，直至山尖，粪点的密度堪比正在推行的水稻密植法。倘若你想找个比较空的地方下蹲，得像跳芭蕾舞那样提起足尖来，小心翼翼向山顶寻过去。

臭味最浓烈的地方是大坝。坝下那个女茅棚，经年累积的污秽气顺着坝体的气流上升，直至大坝顶上逡巡不去。人若在坝顶打夯，两小时下来喉头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臭味分子硬膜！

这样的粪便环境自然会兹生出大量的苍蝇。一箩筐米放在那里，你以为是黑米，走过去看，苍蝇们轰的一声飞起来，才知道那米原来是白的。所有挂着拉着的绳子全都被苍蝇占领，变成了黑绳子，旁边还绕飞着不少的个体在等待歇够了的老兄腾出位置来。石流潭的苍蝇个大、腿粗、翅绿，英气勃勃。全大陆都在饿肚子，只有石流潭的苍蝇营养过剩，因而进化得好。苍蝇们研制出了新式生化武器，几天工夫就把我们普一中六百多个学生仔放倒了一百十多人。上吐下泻，抱着肚子倒地上打滚。

我也着了道儿。跟班长说了声，扔下扁担粪箕，找一处陡坎下大泻特泻。立起来还未系好裤子，肚中又一阵剧痛，蹲下又泻。一晚上泻得发昏章第十一。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李逵的领导下，身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工地，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无床可以躺下无椅子可以坐下，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当我肚子再一次剧痛倒下时，不由自主地朝山野大喊一声：“奶奶——！”此时我的奶奶已经长眠在泰国北部某处山坳中。她是早期最宠爱我的一个人，所以在最为危急惨痛的时刻不由自主喊出的是奶奶！

泻到告一段落以后，此时大约是凌晨两点钟，我想回油蔴沟驻地睡觉。但山高水低四野黑暗，形单影只走在山路上，闯出一头狼来将我吃了怎么办？只好找一个土坎旮旯半坐半躺地打个盹。不知睡着过没有，睡了多少时候，睁开眼天边已经发白，路上有行人。我这才挣扎着爬起来，踏着简直拖不动的步子往回走。走回驻地宿舍昏昏沉沉睡了一天。

傍晚，哨子响，又集合队伍准备朝水库开去。班长训话说：有的人干活不卖劲，偷懒。口气很凶，似乎我们生来就是奴隶，必须无条件为国家付出一切。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影响深远。自那以后，各级领导干部直至小不拉子的学生班长，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说话口气上都威权主义肆虐，不把下级当人。平民百姓则脑不敢用口不敢言，且互相盯着，都表现出极高的社会主义觉悟。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我虽然昨晚大泻了肚子，居然还是排在队伍中去水库服劳役！

上吐下泻的学生越来越多。带队的教导许主任打电话回学校，汇报如此这般情况。黄寄南校长日夜兼程赶来，直入工地指挥部拍桌子说：“我六百二十三个学生，到时候你得一个不少交还给我。倘若少一个，你将喝水不干！”喝水不干是跟你没完的意思。

黄寄南也是个老革命，解放前干地下党。他给我们讲过夜里送鸡毛信的光荣故事。所以此时地位不低，是县党委委员，与石流潭水库司令同一个级别。所以敢如此说话，不像其它中学校长屁都不敢放一个。

由于黄寄南的抗争，水库司令不得不给学生奴隶松绑一些，夜班改为日班，12小时改8小时。而在此时，气象局预言的半月时间也到了，并没有下雨刮风，而是继续地艳阳高照。水库指挥部给黄寄南那么一拍桌子，此时望着虚惊一场瘪在地上的气象卫星，也感到没意思，就把学生奴隶放回学校了。

第7节　　旧家具试图改变命运

（一）

早在1955年番客堂哥就回泰国去了。来时由祖父带着，回去却是由祖母伴着。也就是说，祖母跟随堂哥去泰国了。

母亲要跟祖母去。跟不成，说：娘，跟你儿子说一说让他把我接去。

祖母骂道：“臭婆娘，去做啥？”

在祖母看来，女人只要有口饭吃不至于饿肚子有屋子住不至于风吹雨打有儿子防老不至于老穷无依就应该满足了。

“娘，你已经嫁出过一个媳妇，还想再嫁出一个去么？”母亲说。

然而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也可能由于顾及到小孩，母亲终于没下决心让周家再嫁出去一个儿媳妇。

恰好来了个大跃进，公安局变得特别有人情味，侨眷只要提供海外邀请凾就批准出境。既然中国正在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只担心外国人往中国移民，不担心中国人往外国跑。这就使我母亲赴泰投夫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两道关，第一道是丈夫的邀请，第二道是公安局。现在公安已经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让丈夫给她来一封信邀请她去。

母亲掂量了一下，估计那个走的时候只对着老屋的顶棚轮了一眼的男人是不会来信邀请她去的。知道他早已娶了个泰国女人。

大多数有“旧家具”搁置在老家的番客都是如此态度。曾有一个特别倔强的女人南下寻夫，千辛万苦寻到丈夫店前，番客却不相认。那女人抄起一根扁担就打进去。这个故事结局怎么发展，坊间没有讲完。但已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棘手了。要说服番客丈夫来信邀请，比说服哈雷彗星给地球送一吨矿石还难。

母亲就想办法，请一个小学女教师替她伪造番客丈夫的来信。那女老师十分同情“旧家具”的处境，当即答应并用心地写得声情并茂。“阔别爱妻多年不胜思念，盼即前来团聚”等语，连公安看了都感动。

但母亲知道，凭自己这么个土老冒妇女，即使寻到番客丈夫门前，也还是没用的。他不认，你能也一扁担打进去么？为了加重份量，她决定把孩子带上：“早死”能把孩子也拒之门外么？但把三个都带上做不到。大儿子早已不听她的。带两个也不行，万一真不认，她自己也负担不了。考虑的结果，决定只带走小儿子。

但即使如此也还是心里虚虚的。最后想出了一个更加稳妥的办法：把老太爷也裹挟着一起走！就说：“爹，公社化了，现在土地都是公社的；公社正在挖坟墓，向死人要地；你得想好，以后埋哪儿去？不如还去泰国吧！我跟你去，去寻那个早死！”

这话点到了老太爷的空心处。是呀，老无所埋可不行。三十六计走为上，就准备等下一次回批时跟儿子说这个事。但他只打算自己走，不愿意带上儿媳妇。“在家千日好，出外朝朝难。你还是待在家里好！”他说。

母亲再次找那位代写信的女老师，让她把老爷子的名字添到邀请凾中。又找到老爷子一张旧相片，她自己带小儿子到里湖镇去照了相，就到公安局去填申请表格。不会写字，请一个也是到公安局办手续的陌生人代劳。

很快拿到护照。两本，一本老太爷的，一本是她附小儿子的。当两本鲜亮的护照摆到老太爷面前时，祖父又惊又喜，说“这么快就办出来了？你两个真的要跟我走？”

祖父、母亲、弟弟三人出了境，先在澳门住下来等待泰国的入境签证。因大陆与泰国尚无外交关系，路得分两段走。

（二）

在澳门住了三年之后，1962年，母亲、弟弟和祖父终于进入泰国。由于有老太爷傍着，还算一路顺利。到了泰国，老太爷去住在伯父家，我母亲弟弟自然就要“回自己的家”。

丈夫的家，父亲的家，不是自己的家么？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所有“旧家具”下南洋投夫的结果都不那么简单。睽违多年，连模样都认不出了。丈夫的家已经换了“新家具”，也就是说，讨了小老婆。“旧家具”往哪儿摆?双方的定位很不相同。“旧家具”认为，我被你丢在老家守干寡这么多年，当牛做马累死累活侍候你的父母养育你的儿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欠我太多。番客则认为，那些是你份内应该做的。我们生意人讲变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说我欠你，有欠条吗？“旧家具”认为，我们中国人有妻妾尊卑之分，我是妻她是妾，这个你要分清楚。番客则认为，我们番地，老婆只有1号2号3号，没有妻妾名份。2比1大，3比2大，数字懂不懂？

“1号”在老家农村雨淋日晒终年辛劳，容颜磨耗严重。且被中国文化泡制得呆头呆脑，相对于2号3号有明显的劣势，软实力无法与争。初来乍到，语言隔阂。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而是以伦理斗争为纲，1号必败无疑。

1946年父亲去泰国不久就由我伯父主婚，给他娶了个2号。相亲的时候是由2号的妹妹出场的。娶过来却是姐姐，被调包了，颜值大减。父亲吃了亏，心里憋屈，却也不敢造反。那时他还在伯父篱下当雇员。便在另一个小城悄悄给自己养了个3号。事有不密，被伯父最后通牒叫停，否则便炒他鱿鱼。父亲只好将3号停掉，守着2号过日子。后来伯父给了本钱，让他自己开店。父亲经常将2号打得哭爹叫娘。

很奇怪，我母亲到达泰国投夫以后，父亲反而不打2号了，放下棍棒，立地成爱了。这中间的原因，显然在于1号的方向路线错误，软实力又太差。

家庭气氛窒息稠重，冷暴力短兵相接。生意人的家庭，家主有君王之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门之内莫非爹财。你吃党的饭，不能砸党的锅。你吃爹的饭，就欠爹的债。加以如果有1号2号3号，就有后宫斗争。矛盾之错综复杂，不亚于庙堂。成员之惶诚惶恐，不减于太监。我弟弟以其乡朴之身、中下之智，忍受不了这个环境，三五下里夹攻，就患病了。倒地下打滚，拔自己头发，口喊已经去世的祖母、二伯父，要他们来救自己。

祖父说一定是2号使贡头（巫盅）了。到处打听解巫之法。

（三）

冷暴力升级为热暴力。母亲只会以文盲农妇的方式应对命运加给她的压迫。先前是打孩子出气。到泰国以后是趁番客外出时联合小儿子将2号打了。2号报警，1号和小儿子被关入警局。伯父出面去将犯罪嫌疑人保出来。终于，我的番客父亲将1号和我的弟弟扫地出门。赶了出去。

此事，祖父出来打抱不平，骂道：“你小子自己的妻儿不养，去养别人？”在老人家看来，2号不算自己家的人。但他这个太上皇一点权力也没有，人老言轻，说了也白说。三年以后，祖父就老有所埋，去世了。

在伯父的调停下，父亲出资给我母和我弟租了一间小屋，支付一点生活费。弟弟开始肩挑小卖谋生。若干年之后，弟弟去给父亲跪下，叩头求恕，由父亲出资给他“解决个人问题”，讨了媳妇。

弟弟讨了媳妇之后没有计划生育。靠着开一辆卡车沿公路卖日用杂品，此外有一间门可罗雀的店面，养活老婆、五个孩子和老母亲。担子压弯了腰，以至曾在开饭时不由自主地表露已过极限的耐心，跟母亲说：“你看，哥哥一点都不养你！就吃我的饭！”说得母亲食欲全无。

第8节　　阿婶借古讽今

（一）

我当年之所以选择那步臭棋，不赴泰而留在国内，除了提到过的几点原因之外，恐怕还因为我肚子里对家庭矛盾有所预估，不愿意置身其中。这是属于潜意识层面的东西，自己脑子都不很知道的。潜意识是灵魂的禅悟，主宰着人生的方向。当人面临两种选择的时候，决定权并不完全属于你的脑子，同时也属于你的潜意识，你的灵魂。两方面的意见协商着办，但主要是听潜意识的，听灵魂的。

灵魂有着前生的积累。灵魂也在红楼梦贾雨村的赋气论之中。赋清明灵秀之气而生，还是赋浑浊乖邪之气而生，或是兼而赋之，决定了灵魂的格局。灵魂、脑子与环境之间能否协调，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如果灵魂属于务虚的一类，脑子同时又有学堂智力，恰好生在以知识为纲的社会（例如日本，打“考试战争”），可能会有一个好前途，甚至取得学术成就。如果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则不妙。如果灵魂属于务实的一类，动物性欲望强烈，市井智力又上乘，像贾琏那样“世路上去得”，则无论在哪种社会都混得好。

我的灵魂属于务虚的，脱离世俗的那种。不耐俗务，不着迷于人间烟火。有点类似于宁愿到城外与道士炼丹的贾敬。这个特点使我有逃离家庭的倾向。同时我的灵魂也属于比较自私的，孤僻的，缺乏人情的那种。不关心他人，只关心自己。这就导致了本来应该由我来承担的苦难，全推给弟弟、母亲去承担。我真是罪孽深重。

（二）

与我母亲弟弟同时出境的还有我的一个朋友、同学，叫做周雍成。以及雍成的母亲和弟弟。

雍成家是柑园寨人。他父亲与我的父亲也是朋友，年青时同在溪南墟上开店，两家店隔街对门。两人差不多同一时间娶妻，也差不多同一时间生子：雍成和我。第二个孩子也差不多同一时间出生：雍成的妹妹雍兰和我的弟弟华杰。当第三个孩子都来而未出生的时候，两个父亲居然同时出国去了！都是去泰国喃邦，而且都是去投奔哥哥！

许多年前，当雍成和我都差不多一岁大的时候，有一天两家同时把孩子抱到店里，放柜台上。都穿开裆裤。有一个人有所发现，喊了起来：“哟，两门大炮对瞄嘛！要比一比是不是？”非赶集日，人们闲着，陆续过来看。都笑了。雍成小眼小额，黄髪稀疏，黑丑无样，还流着鼻涕。我则头圆鼻直，浓髪大眼，白净可爱。闲人对着雍成撇嘴做鬼脸，跑过来对我又抱又逗，说“会生不会生就是不一样！”有一个人问两家：“愿不愿将孩子换一换呀？”气得遥龙叔回家把孩子往老婆怀里扔，骂她不会生。说了今天墟上的事。婶回说：“我不会生你会生？换？才不换呢！男人又不是去当戏子，要好看做什么？我们猪生猪惜狗生狗惜，金不换！”

我和雍成上同一所小学，同一所初中。高中才分开，他上的是流沙镇的县二中，我上的是洪阳镇的县一中。到了高二年级，他选择了去泰国帮他父亲经商，我选择了留下来。

许多年之后，1979年，我去泰国探亲。玉香婶给我讲起当年溪南墟上人们对两个孩子的褒贬，会不会生，要不要换一换等语。我听了惭愧无地，知道阿婶是在借古讽今：看吧，谁会生谁不会生，比出来了不是？此时雍成已经开着店，当了老板。而我从贫穷封闭的大陆出来，穷而愚呆。

玉香婶虽然也是旧家具，但有大儿子雍成护驾，去泰国寻夫的结果比我的母亲好得多。

甚至，小儿子雍功也在玉香婶炫耀的筹码中。雍功矮小驼背，突眼泡小眸子短下巴，说话敖敖不清，分明在残障人士边上。却也商业有成娶妻生子，衣袋角随便搜搜拿出来的钞票也比我在大陆当工程师一年的薪水63.5*12=762块人民币还多！

想起一个厨工。他给朱元璋泡了一杯好茶。朱皇帝喝得高兴，赏给他一个功名顶戴。一位学子感叹道：

十年寒窗苦，何如一盏茶！

恰好给朱元璋听到，对曰：

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第6节　　特点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

 （一）

八岁起我就得每天挎一只竹筐出去捡甘蔗皮。路人边走边吃甘蔗，弃皮渣于途。我去捡回来晒干当柴火烧。这是祖父布置的任务。

北风飕飕黄尘漫漫，一个赤脚鸮衣的小瘪三踽踽而行低头寻觅，左看右看，见到一片蔗渣就弯腰拾起放进筐中。这就是我。有时路人会蹲下来歇息，一边吃甘蔗。我也蹲下来，望着他的嘴，像一只小狗蹲在桌子下等骨头。他吐下一片皮渣，我拾起放进筐中。

布置小孩子捡甘蔗皮的人家不多。大多数都给小孩子自由时间去享受他们快活的童年。

不过，细心的人会发现，在众多小瘪三中只有那个沿路低头寻觅甘蔗皮的小孩子最为唇红齿白，眼睛最大最亮，头发最为浓黑。

上学以后我最为难的一件事是有时要买一支铅笔或一个本子。先向母亲要。母亲说：“先去问阿公要要看。”我心里开始发怵。祖父最厌恶的是读书人，而我恰恰是个读书种子，为此祖孙俩互相敌对。我点灯读书，老爷子心疼煤油。我居然打起游击，将窗口蒙上，放倒一只特大号稻桶在墙角落，躲在里边看《水浒传》。现在去向他要钱买文具，他能答应么？祖父那道房门槛对于我来说简直像喜马拉雅山。终于鼓起勇气迈进去。老爷子在抽旱烟，扑哧、扑哧房间里充满刺鼻的烟味。我呐呐地提出申请，低头站好等候裁决。老爷子不响，继续抽烟，笃笃笃向桌腿磕烟灰。磕完烟灰，又塞烟丝，向如豆的煤油灯去点火，扑哧扑哧房间里充满刺鼻的烟味。有时候，老爷子在磕两次烟灰之后，会站起来，打开一个壁柜，拿出一角或两角钱，给我。至少有一半的次数是不理，任由我低头站着，他抽他的烟。磕过三次烟灰之后，我就得自动退出了。

退出之后，还是问母亲要。母亲这才万分舍不得似的取出她那只生锈的铁盒子。那是她给砖瓦厂当搬运苦力挣来的零钱。既然“扑咚，没老公！扑咚，没老公！”都挣不到一元工钱，她只好自己设法。头一天去砖瓦厂将沉重的泥巴制品领来，扎好担子。第二天鸡叫头遍（大约凌晨两点）起床，与同伴一道，给数十里外订货的人家挑过去，以此挣块把几角钱。然后急急赶回来做她份内的家务。老实得很。其实你周家既然连一块工钱都不给，我自己出去打点零工有何不可？趁挑砖瓦的机会到什么镇上逛一下，吃碗粉条，傍晚再回来侍候你一家老小，不可以么？母亲没这种觉悟。奴隶意识根深蒂固。又舍不得粉条钱，居然饿着肚子赶回来给老太爷老太太少爷们做饭洗衣！

母亲把挣来的苦力钱放在一个生了锈的铁皮盒子里，有空时拿出来数一数，看一看。既然没有别的生趣，她就想钱。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买一支钢笔，母亲盘算了好久，才用她锈铁盒子里的财富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二）

我带着这支用母亲的汗水铸造成的钢笔上了梅峰中学。那时叫普宁第三中学，只有初中部。

读书在我是再轻松不过的事情。我的脑子就如现在一部超级电脑，不管什么功课扫描一下就进去了。初中毕业数学考，限时两个钟头，我落笔如挥，25分钟即交卷，无一错漏。相比于那些咬笔头皱眉头到了第120分钟还不能交卷的同学，性能如何？

梅峰毕业以后，是考到三十里外的洪阳镇读高中。别人读书都有偏科，我全面优秀，数理化文史洋都玩一般。同学不解地说：“我看你成天洗衣服呀逛街呀，搞来搞去的，没看见你碰书本，怎么考起试来总是头名呢？”

这就是我的特点：读书极其聪明。

与其说性格决定命运，不如说特点决定命运吧。如果我的特点是读书难难于挑担子，我肯定就去泰国帮父亲做生意了。父亲来信，很想叫我去帮忙。

当其时也，亩产数万斤，中国人全都像喝了酒似的意气风发。平常国门关得紧紧的。此时由于到处热烘烘喜洋洋，公安部门也就高抬贵手，侨眷侨属只要提供海外来信，就批准申请。也就是说，如果我选择去泰国投奔父亲，马上就可以走。

这真是人生关键时刻。两条路任我选。一条是马上就可以到香港或澳门（在那里等待入泰境的签证），蹲街边大排档大碗吃饭大块吃肉大枰买水果，甚至上红灯区吃吃从未见识过的咸肉大餐。然后去泰国享受父亲已经挣得的物质基础，自己再扩大经营。另一条路是留下来，上完高中读大学。

我选择了后一条路。人生的路很长，关键的也就那么一步。

由于选择了这一步，我过的将是一个苦不堪言的人生。很快就见到第一项后果：挨饿。大好形势全都变成泡沫。粮食定量减少到每月18斤米。这个若是在有油荤的社会，小姐们听上去不会觉得太残酷。但此时中国社会一片萧索，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只在有上级检查团来的时候摆些东西。这些东西不许凡人购买，检查团走了即下架。一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年学生，每顿就那么一把米，多多加水，放在一只小陶钵里蒸，没有肉没有菜，连一点油星子都没有，哪能不饥饿？下课跑到食堂捧起那一只小陶钵时，急得手都发抖了！

人类有多种智力结构。像我这种，无论什么功课扫描一下就进去了，只能算是学堂智力。学堂智力属于低层次的智力。另一种是明朝天启年间的大领导魏忠贤那样的智力，可以叫市井智力。魏忠贤不识字，却对世情人事有精准的直觉，能综合判断大势走向，在每一个人生关口都做出有利于己的选择，心狠手辣，由一个文盲地痞最终爬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那才是高级的智力！

如果有足够的智力，国家的命运走向应该是可以算的。解放是可以算到的，大跃进是可以算到的，饿肚子也可以算到的，文革也是可以算到的。一切都有定数，内外规律使然。这是一个更为庞大复杂的方程式。我要是能够解出这个方程式，就能预见到此地马上要饿肚子了，要胡作非为了，赶快走。可惜我的智力不够，只会解课本上的方程式，不会解社会上的方程式。上帝造人厚此薄彼。厚你的学堂智力，必然薄你的市井智力。要是叫魏忠贤来学物理化学，必定老不及格。由于我在市井智力上特别短，一生尽出洋相。

非但事至而未能见。促使我做出错误选择的第三个原因是容易接受宣传。我是读革命小说看革命电影听革命宣传长大的，崇拜革命英雄；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终将取得全世界胜利；相信我们国家正在无比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崛起，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此时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大炼钢铁炉火熊熊，亩产十万斤，到处捷报频传。晚饭后我们被组织起来，排队上街齐唱《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唱得市民热血沸腾，也唱得我们自己热血沸腾。在这种热血沸腾的状态下，叫我怎么可能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促使我做出错误选择的第四个原因是属于心理方面的，潜意识方面的。好高骛远，脱离世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似乎面包和女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的高雅的自我感觉，是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

此外，长期的冷热家暴使我在潜意识里边对亲族产生了疏离心，有一种逃离家庭的倾向。这些，都是促使我选择留下来的合力中的重要作用力。

第5节      日军国军共军

（一）

以上是叙述家庭关系的，社会方面还没有说。幼时在父亲店里的时候，有时听到市人喊：“日本仔来了！”家家便关门闭户。不一会儿，就有队列声从小街走过。有一次，我蹲下从门下部的裂隙张望，只见到日本兵的长靴腿脚一串串闪过去。

刻把钟就没事了，重新开门营业。他们是路过。可能打到潮州时已经三而竭，没力气与平民作对。不像听说的那样到有的地方，刺刀把小孩子挑起来。二战将世界弄得鸡飞狗跳，我有幸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过的是一个平静快活的幼年。

无论是国军，还是后来在革命小说里经常读到的共产党抗日游击队，都没有见。只在日军初到里湖镇时，有一帮土著想去攻打。我们梅园村一个性情活泼的小伙子也去参加了，兴冲冲说：“走，去分一腿马肉吃！”结果，到镇边刚一露头就被日军的子弹撂倒。他的妻子哀哀的哭声被村里大一届的小孩唱成儿歌：

叫你不要，你偏要，扛着杆大旗往前飘。

我一顿饭还没煮熟，你躺在一块门板上就回来了！

日本人不知什么时候消失的。接下去看到的军队是国军。那是我父亲离家过番，祖父回来以后。国军来到地里扫荡罂粟。我家在祖父领导下种过两分地的罂粟。罂粟籽炒出来很香，祖母浇上熔糖制成块。当国军扫荡罂粟的时候，我见到村里有农妇跑过去，跪下求免，或抗议撕打。

这些黄军装扫荡过罂粟以后就消失了，不大感觉到他们的存在。那时的家乡在我看去景象还不错。白舍绿原，炊烟袅袅，小桥流水。村里有一套公用民乐器，瑶琴胡弦之属。晚饭后，梳洗罢，在村前溪边的草地上，常有村民凑起临时班子吹拉弹唱。月明风清，乐声悠扬，鱼儿跃水，涟漪荡漾。一年八个节日，杀鸡宰鹅，祭拜祖宗，或大锣鼓游行，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人们一般都长寿，七八十岁乃是常见。还有过百岁的。乞丐有，全乡万把人口中乞丐有五六个。

再一次见到军队时气氛有点紧张。一队穿黄军装的队伍从村子前面的木桥上由东向西走过去，是国军。一队穿蓝衣服的队伍从村子前面另一座木桥上由西向东走过去，是共产党。桥头土地庙有老妇人在烧香跪拜。

这样，黄军装与蓝衣服的队伍走了几个来回，社会就被“解放”了。溪南墟上贴出了宣传画，画一个农民举锄头喊“解放了！我们再不受压迫了！”我看到这幅画很高兴，因为我感觉到自己也是在受压迫的阶层中。我们村是一个穷村，弱村，三里路外的柑园寨是个富村，强村。有一回我们村一个回乡探母的番客，被柑园寨的一伙人上门打了。据说是过番前欠下赌债。我出去看时，那伙人正从桥上从容撤退，腰间挂着手枪，扬头说：“打不死他下次再来！”这分明是阶级压迫的典型印象。我本人捡甘蔗皮经过柑园寨旁时也曾被那里的富人孩子欺负过。

“解放”，是决定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的重大事件。

（二）

铿锵响的锣鼓，跳着舞着的五彩狮子，起落跪拜的人们，白烟袅袅的香炉。这是我想得起来的最早的记忆。那时半岁，抱在谁的手里。大年三十，祠堂，隆重的祭拜祖宗仪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浸沉其中的宗教：祖宗崇拜。

祖宗当然是值得崇拜的。没有历代祖宗的劳苦和斗争，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命和生活基础。然而，祖宗崇拜这种文化会使我们在下一辈后生面前高高在上起来，变得面目可憎。因为对于下一辈而言，我们又是祖宗。这种文化又会使下辈人在上一辈面前养成低眉顺眼的模样。

祠堂是村子的中心建筑。雕梁画栋，石阶石柱。祠堂的中心是一座巨大无比的神龛，置于1米高的花岗石基座上。上等木材制成，黑漆描金镂花。打开神龛的门，里面一层层一排排地立满神主。神主是一块长方体小木牌，有底座，犹如一座微缩纪念碑。也是黑漆描金。每一尊神主代表着一位死去的先人。正面写死者及其配偶的名字。背面有一个可以抽开的小空间，里边夹放一张红纸，写生卒年月日时，以及一生的主要事迹，生子女谁谁。生子女就是他们的主要事迹，其它也只有种田放牛之类可著之于竹帛了。人的漫长的一生，最终就凝缩在这么一块小木牌上。如果历史的进程不发生变化，我和差不多同时出生的小伙伴数十年百把年后也将化作一座微缩纪念碑进入这座巨大无比的神龛。那似乎也不错，想起周围都是熟悉的乡亲父老的牌位，心里有一点觉得暖暖的。

祠堂西廊壁上有一首题诗，写道：

粗瓷大碗碧青蔬，父老举杯对热壶。

白舍绿原炊烟袅，小桥流水琴箫悠。

江山是主人是客，世代如梭时似流。

可惜清色留不住，红尘滚滚无尽愁！

落款是西山居士张退之。他是我们村聘请的教书先生。原是隐居山林的牧者，轻易不肯出山的。经过不知怎样的机缘敦请，竟答应到我们村来给小孩子启蒙。课室就设在祠堂大厅。两个课室，四个年级，一个教师。布置得颇有学堂气。两个侧门上方内壁装饰着张先生写的四个大字：仁义、礼信。我入学晚，只来得及跟张退之先生一年。他斯文庄重，有儒者之风，给我们读总理遗嘱，举行升国旗（青天白日旗）仪式。升入二年级的时候，张先生就走了，据说去了台湾。他题的那首诗，被村里长老会请工匠保留固定在墙上，到了解放以后土改期间，不知为什么最后一联被从墙上刮掉。数十年后我从上海回乡时，看到七绝差一联，不象话，就给补了一联，是：肃穆神龛连广宇，来从无有还归无！

接替张先生的，是一个共产党地下党员，叫陈敦如。他有一些昼伏夜出的朋友。村里几个小伙子也团结在他周围。有一回夜里，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捉来了一个什么人，绑倒在村后破屋子一块卸下的门板上。天明我们跑去看。那人倒也不慌张，还对我们小孩子露出了平静的微笑。

陈敦如半年就走了。文化上我记不清他教给我们什么，留下印象的是给我们讲了革命道理和革命故事。故事是从什么革命小说上搬来的。记不得小说的书名了。但奇怪，社会还没解放，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他怎么就能读到革命小说了呢。看来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革命写手到小学教师，都已形成一股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力量。

（三）

国民党之败于共产党，固然有时代思潮和国际环境方面的原因，却也可以说是败于共产党的“革命法宝”。共产党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舆论宣传，做思想工作。我在旧社会生活十年中，国民党默默无闻，他们没有法宝。而一旦到了共产党手里，社会便热闹起来。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到处敲锣打鼓红旗飘扬，标语宣传画满天飞。连我这样的小屁孩，也被组织到儿童团中，站岗放哨唱歌，跟在成人后面瞎起哄。

在这样的气氛中，百里外的县已经开始土地改革了，而柑园寨的一户叫做鸿昌的人家居然还在造房子！是前一年还没解放时动工的，现在解放了，继续大兴土木。想要赶末班车，为贫下中农献厚礼似的。中国的有钱阶级其实很可爱，他们只关心生活不关心政治，以为政治与生活可以井水不犯河水。鸿昌家也不是没有读书的人。在以挣钱为纲的同时，还是拨出款来将小儿子汉鑫送去省城上了大学的。汉鑫读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原始版，读过新华日报许多文章，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颇有了解。他的结论是：自己家在统一战线范围内，不要紧。所以在解放的前一年后一年，居然还在造房子！

按照汉鑫兄的标准，不但他们老鸿昌家不要紧，我们梅园村的三家地主更是一点紧都不要。三家的家当合在一起，恐怕还抵不上老鸿昌的百分之九十。如果老鸿昌家在统一战线的范围内，则我们村的这三家地主简直便是革命依靠对象了。

土改开始以后，汉鑫老兄曾拿着一大卷旧报纸《新华日报》和毛主席著作去和土改工作队辩论。工作队没等他说完，就叫民兵将他叉出去。

书呆子真可怕，理论完全脱离实际。强人可不是书呆子。强人懂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我们梅园村分为老村和新村，两村相距三百米。老村古树古屋青苔覆盖。新村白舍绿野小桥流水。土改中就划为一个自然村了。老村一家地主，新村两家地主。其实他们每家的田地都不超过十亩，只是兼营点小生意，生活比邻居稍为好过些罢了。六十年后的今天，正路派网友时常发帖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其中有说，旧中国占人口5%的地主霸占着全国80%的土地，广大无地农民非常悲惨。就我所知，我们家乡完全不是那种情况。土改前我们村也是每家农户都有自己的土地，未见上无片瓦下无块地者。占全村人口约3%的三家地主只占到全村土地的5%左右。忆苦帖又说，民国三十八年间饿死二十多亿人，天天有人肉吃，活人肉比死人肉贵两倍多。我这里只说我见到的情况。

就住房来说，我们新村的两家地主中，一家有半座“下三虎”（一种四房一厅的样式），也就是两个房间和半个厅。另一家原只有一个房间，恰恰在临近解放的前一年造了一座“下三虎”。与鸿昌家一样，也是赶着给贫下中农送厚礼。

老村的那家地主最寒碜，住房又黑又小又浅。似乎是缩小型的下三虎。家主周加碌，一个弯腰驼背的小老头，走路都遛墙根，完全没有地主老爷的气派。家婆黄氏，干枯黑皱一脸苦相。大儿子神经病，更是惨不忍睹。唯有大儿媳妇肥白高大，不知怎样娶到的。另外一个孙女儿一个小孙子，都在读小学的年龄。他们家在墟上开了一间糖铺兼糖块作坊，自己劳作，没有雇工。

怎样定义地主呢？究竟什么样的人家可以算为地主，应该有个标准才是。顾名思义，地主应该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地，靠收地租过活，或雇工耕种的主。放宽点标准，也应该是部分地靠地租生活，或雇工二人以上的主。

按照这个定义，我们村那三家人，不管是严格标准还是放宽标准，都没有资格称为地主。却当上地主了，估计用的是百分比法。两个村七八百人口没有一家地主怎么行呢？矮子里边拔长子，穷人里边选不太穷的人嘛。

从前晚饭后，梳洗罢，村前溪边草地上，常有人临时凑起班子吹拉弹唱。现在不玩了。晚饭后，还没梳洗，民兵就把地主家的人叫出来排队训话。村里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伙子，自从来了土改工作队，一下子都变得威武神勇起来。工作队将他们组织进民兵和农民协会中，教给他们革命理论，发给他们枪。此时将地主家的人列队以后，民兵小队长肩背长枪，就开始训话。无非“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等语。

训完话，开始作业。将地主分子或地主家庭出身的狗崽子分割成单人，使之淹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每十几个村人和民兵围住一个“阶级敌人”。这边用力推他一把，敌人朝那边跌过去。那边的人接住，狠力往这边一推，敌人又跌过来，落在圆圈的某一点。该点的人接住又推。敌人就像一只橄榄球，不断地在人圈里跌过来滚过去。这个斗争方式，有的地方叫炒豆子，我们叫推磨。每天都要推个把钟头，晚饭后。

这些推和被推的人原本都是村里村亲的，田间地头唠个嗑点个烟，下雨时穿一双木屣寨门头站站说话打趣，感情都不错的。现在，一夜之间便要将之“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毛主席说一穷二白是好事，就如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这个一穷二白，在我理解主要是脑袋里边的一穷二白。农民除了晓得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脑袋里边不是一片空白么？

老村的那一家地主，老头子周加碌和神经病大少爷平时没有人推都站不稳，土改工作队和贫下中农还是通情达理的，就不推他们了。但大媳妇是跑不掉的，怎么也得推她。这个女人高大肥白，推起来有劲。男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冲锋陷阵都不一定能轮上推一把。据她过后跟女伴说，两个基本点都快要变成火山了。

至于周加碌的妻子，“地主婆”黄氏，显然也经不起推。便叫她在地上爬，从老村爬到新村，从这条巷爬到那条巷。小孩子们拿竹枝条从后面抽她，赶猪一般。

这个干枯黑皱一脸苦相的老太婆，在我看去就是苦难人生的缩影。她的面容仿佛记载着从出生到被人赶猪般令爬的每一个章节。全是苦的章节，没有甜的章节。此时穿着薄薄的黑单裤在砂砾路上爬，爬得膝盖头鲜血淋漓。还没完，明天傍晚还得爬，膝盖头没好又得爬！谁晓得爬到哪一天才算完！这样的人生谁受得了？终于，老太婆自杀了，投河了！黑衣黑裤的捞上来，像一条死狗似的扔在岸上。

十天半月就有一次枪毙人的公判大会，在西南3公里的梅塘墟上、正西5公里的里湖镇上，或东北7公里的社山、安仁一带。起初，只有大一届的小孩去看。回来的时候我们小一届的就问：“今天崩了多少个？”他们举起左手掌，右手扳着说：“七个！”另一个则说：“不是七个，是九个！”有时是十二个，十八个。后来，我们小一届的有人也去看了。我也去。是在梅塘中学旁边的山坳里，搭一个主席台。台下坐满黑压压的民众，听台上的干部讲话。场外由民兵押着，蹲一串儿即将被行刑的人。我数了数有十三个。一个老家伙嘴上嚼着一截草茎，若无其事地似乎在最后回味一下这整个人生。会众中有一个后生手里油晃晃拿着一根炸猪肉卷，要喂给一个被绑着即将被枪毙的老头吃。显然是父子。做父亲的说：“你吃吧。我吃也没用了！”老头子临死还在计算着能量的利用率。

台上讲话结束，民兵就把这一串儿十三个人提起来，将连串他们的长绳子解开，只留各人身上绑的。每一个死囚后边跟着一个民兵，长枪押着，往山上去。死囚们走得飞快，似乎是想尽早结束这恐怖的人生末路。民兵奋力跟上。到了对面山坡，死囚一溜儿跪下。每人后边立一个民兵，长枪对着。队头一个解放军吹军号，嘀嘀哒，嘀嘀哒。另一个解放军手举小红旗嘴含哨子。军号继续嘀嘀哒，嘀嘀哒，听去仿佛在说“准备好，准备好！”在吹到“哒哒哒——哒！”的时候，哨子响起小红旗挥下，民兵众枪齐发，十三个人即时由跪姿改为滚姿，血喷如柱，惨兮完兮，呜呼哀哉！

这是我作为小孩子头一次接收这么多刺激性信息。当天晚上大脑皮层一直忙于处理这些信息，睡不着。月光皎洁地洒在床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人间。年龄太小，也思不出什么来。但这些信息会储存，再处理，直至老大以后形成对立场和世界观的影响。

（四）

我家有侨汇，生活水平可能比村人稍为高一点。但也没高到哪里去。别人家喝粥，我家也喝粥。别人家吃红薯，我们家也吃红薯。粥的浓稀程度红薯的大小都与村邻没大差别。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可能炒菜的时候比别人家多搁点油吧，我猜。此外就是，二五八赶集日，祖父会买来一料猪肉，母亲把它切块放一个小砂锅里加酱油炖煮。炖煮的时候我或弟妹会垂涎欲滴地围在旁边看。母亲关照说，“这是阿公吃的。你们不要去动。你们将来长大有得吃。”母亲极有原则性，从来不利用职务之便悄悄地夹一块给亟需蛋白质的她的子女吃。连一块肉皮也没给。煮好，郑重其事地端上桌放在老太爷鼻子尖下。那是专属砂锅。两位番客堂哥有时会侵入这块专属领地，但也不是那么明目张胆。

土改工作队给我家划定的成份是富裕中农。这从生活水平上看，我觉得是准确的。从耕地面积来看，也是对的。我家九口人，四亩二分地。而土改中经过丈量统计，我们梅园村的人均耕地恰恰是4.05分！

富裕中农是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范围内。而华侨也是在统战范围内。所以我们家土改时候没有受到冲击，不用担心被推磨。但我们家住在一座颇新的“四点金”屋中，那是两年前刚造的。白墙彩檐，有点气派。有土改串联参观的农民兄弟问：这家是什么成份？人答中农。问者大惑。土改工作队同志解释了统一战线政策。问者仍然不解。

老大以后我有时想：要是没有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母亲被“推磨”，祖母被令地上爬，那会怎么样？想想就心疼得要命，虽然实际并没有发生。

土改完成之后一年，来了一次也是颇大的运动，叫做“复查”。几乎算另一次土改。那三家地主已经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土地该分的分了，屋子也都扫地出门了，分给四家贫雇农了。另外安排各一间窝棚破屋给那三家地主了。那么，来另一次土改，会冲击哪些人呢？这就轮到像我们家这样的了！那段时间真的有些紧张。晚上，祖父母以及我母亲被叫去开会，问话。“四点金”屋里就剩我和弟妹。番客堂哥住在二十里外的姑母家读中学。我关上大门，搬一把椅子垫脚才够得上门闩，把门闩上。然后就惴惴不安地坐等大人回来。半夜，回来了，我又垫上椅子将门闩拉开。

“复查”的结果，是把我家划为“华侨工商业者”。明显地感到政治歧视，入另册了。我带着另册心态上完小学，上初中上高中。填了不知道多少次表格，家庭成份一栏都是填的华侨工商业者。直到高中毕业那一年，还是填的华侨工商业者。这一次，学校分外认真，对各人的家庭成份进行“复查”，发现我填高了。原来，共产党不知什么时候又将我们家从华侨工商业者改为中农。而这个修改只通知祖父，没通知我。连原来的“富裕”二字都去掉。这或许是因为中央的成份列表中没有华侨工商业者这个名目，或许是因为又想起统一战线。既然泰国那个地方还鞭长莫及，暂时先统进来再说吧。

我们高三班的党棍学生黄传舜来问我：“再把你家的成份说一下！”我说华侨工商业者。他阴笑一下，无言而罢。既不告诉我搞错了，也不道明原委。幸亏我疑窦骤生，回家问明，不然我还继续将自己入在另册之中。

尽管改成中农，内部掌握中这个中农是打引号的。有海外关系的人永远有异教徒的嫌疑。这个社会极重家庭成份，而家庭成份有明的和暗的两层。填表用明的，内部掌握用暗的，世人势利眼看你也是用暗的。我一直处在幽暗家庭成份的压迫下，社会歧视如影随形。

第4节　　变异的家，哭泣的蚯蚓

（一）

我三岁，母亲生下弟弟。弟弟三岁，妹妹来到母亲肚子里。此时，在泰国的伯父生意大有发展，急需亲信帮手，来信把我父亲叫了去。

父亲走的前一夜是在墟上睡的。第二日回家吃了早饭，既没拜别老母，也没向妻子说点什么，更没摸摸儿子的头，甚至眼光都没在儿子身上停留过。只在大门口站住，转过身来，朝被百年岁月熏得乌黑的老屋顶棚轮上一眼。就那样走了。

西北有一首民歌叫《走西口》，表现男人外出谋生时夫妻惜别情的：

哥哥你走西口呀，妹妹我泪奔流！

牵住妹妹的手，千愁万绪，恨不能带你走！……

听说还有《走西口》电视剧。可广东福建一带过番的人数以百万计，怎么就不见有一首民歌《过番》或一部电视剧来表现悲欢离合呢？这在于民情风俗和文化的不同。闽粤人情感狷介淡漠些，文化也没有中原文化深厚。

自此，才22岁的我的母亲也进入了旧家具的风化程序。

妹妹出生之后半年，一天母亲说：“南洋阿公就要回来了，咱们得躲起来。不可撞着阿公的马头。要是撞着阿公的马头，要让他嫌恶一辈子的。”

阿公就是祖父。在这之前我似乎没注意到自己比别人家缺少一个祖父。

原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声威大振，而且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这使海外华侨青少年掀起了回归祖国的热潮。我的两个堂哥，十岁的金成和八岁的金海也想回来看看父辈生发的地方。跟他们的父亲说想回唐山读书。唐山是华侨对故国的称呼。

“去问问阿公看，要不要回去，让他带你们走。”伯父说。

祖父对读书二字向来有仇。伯父唸小学才一年，就被他勒令辍学，不让唸了。此事让伯父恨恨不已。当了老板以后更加感到文化上先天不足，土豪。而到了此时祖父还是没改变他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的观念。叫他带两个孙子回国读书，满心的不乐意，说：“干饭吃得好好的，回去做啥？回去可是要喝稀粥的咯！读书没用，哪天学学记账，会做生意就行了！看你们老子，书没读一年，现在不是做了老板？”

伯父听到此话大怒，说：“你已经耽误我的文化，还想把下一代也给耽误了？”

祖父看到老板发怒，再不敢吭声，一根扁担挑起行李带孙子急忙上路。

刚讲完撞马头理论，就有村人来报告：番客已经到某路口了！母亲急忙将我们抱的抱拉的拉弄到一个草垛旁，藏起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过去，就有村人来报告：番客已经在厅上坐定。于是我们母子四人回到自己家中。一看，并没有马，只有一个黑衣黑裤的老头子在讷讷应付村人的问候。旁立两个穿西装短裤的男孩在好奇地东看西看。

（二）

我们确凿没有撞着阿公的马头，很快发现阿公还是十分嫌恶我们。

祖父黑瘦似铁，黑衫黑裤，脸上也铁似的没有笑容。只我的两位堂哥或能从他脸上看到偶尔露出的微笑。至于我们，祖父给看的永远是冰霜和乌云。这实际上是一种冷暴力。

本来，饭桌上是有我一个宝座的。祖父回来以后，我感觉饭桌变得寒气逼人。自此开饭时刻我便端了碗自动找一个暗角落去蹲吃。

就如发生了天文事件，原来的小太阳系遭到猛烈撞击。一颗黑沉沉的恒星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我变成了遥远边缘一颗寒冷的小行星。

某天，祖父交给我一份农活：“摘蔴样”。他的口齿不是很清楚，我没听清。又不敢问。一见到祖父，我的耳朵和舌头全不灵了。便独自去到蔴地里，自作聪明地将蔴脚上的老叶子摘掉。实际上应该是摘掉蔴杆上长出来的分杈，以便集中养分到主杆上对不对？忙了半天，该干的活没干。这一下好，冷暴力升级为热暴。第二天我正在溪里游泳，老爷子找到我，叫我上来。我湿漉漉的套上裤衩就跟他走。到了蔴地里，旁边是一条丈把宽的沟渠。祖父话也没吱一句，两巴掌加一脚尖便将我打下沟里去。

回去我不敢跟母亲说。然而，祖父对我弟弟也下手了。不知为着什么事，老爷子一大漏风掌将才五岁的孙子搧翻在地。此事有人告诉我母亲。母亲不干了。别的好说，打她孩子不行。傍晚，老爷子在桌子大位上坐定，准备开吃晚饭。在阶下炉前坐着烧火的母亲说话了：“阿爹，听说华杰被你大巴掌打倒在地。那么小的人，你怎么可以那样打他？耳朵打聋了怎么办！”炉膛里映出的火光将她垂在鼻子尖上的泪珠照得晶莹透亮。

仿佛是听到一个哑巴突然开口说话，祖父无比震惊。在他看来，打孩子是大人的权利，闭嘴是儿媳妇的义务。他严重地侧转了一下坐向，厉声问道：“你的小孩是金豆？打不得？”

母亲没敢再说话，只继续淌泪往炉膛里添柴火。

但抗议多少有效。从此老爷子维持在冷暴力的水平上，轻易不敢使出漏风掌。

（三）

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有“批差”上门，送来伯父或父亲寄来的“批”。批差相当于邮差，批局类似于邮局。不过批局没挂牌，是半地下状态的。番客在那一端把钱交给批局，写明地址，批局通过特有的渠道把钱交到国内亲属手里。可以附带一信。但必须是写在批局提供的粉红色信笺上。这张信笺只有巴掌大，写不下十句话。万水千山长年分别，照理应该有不少话要说。但这张信笺却小得出奇，不知为什么。也许大家侧重于钱，对于情感交流不是很重视。也许土豪们不善表达，写不出啥。信的内容都格式化。某地周宅父母大人收。父母大人尊前：敬禀者，儿此间一切如常免念，兹奉上币若干敬祈查收家用可耳，儿某敬上。亲属回信也写在批局提供的粉红色巴掌大的信笺上。

兄弟二人的“批”一般在三两百港币的额度。附带的信笺从来没一句话提到那个在万里之外的家乡含辛茹苦奉侍他们的父母照顾他们的孩子的女人，她的辛劳使他们得以专心一意在泰国赚钱。如果提一句感谢并写明从批款中抹出十元八元给她零用，那么这个家庭该是多么富有人情味的文明的家庭啊！

九个人的大家庭，那饭缽够沉的。必需从稻谷整起。年轻人知道吗，我们平时吃的每一粒米，原是紧紧地被糠皮和稻壳包裹着的。你要吃它，必先去其壳，然后去其糠，再次去其皮。总之很多道工序。现在都由机器完成，可在我母亲的那个年代，全都要人工来做。往往到了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还可以听到我的母亲独自在村头扑咚扑咚地舂米。

扑咚，没老公！扑咚，没老公！一声声好像在重复这句话。辛劳加上守寡，加上人情冷淡，你想想是什么滋味！

整出白米来，还得有水，还得有柴火不是？于是去溪里将水挑来，于是把稻草扎成一个个草鞋状以方便燃烧。等一大家子吃过了，母亲才去将那残羹冷饭收进她的肚子。掉在桌面上的饭粒菜梗也捡起来吃掉。然后还得煮红薯叶子煮淘米泔脚水喂猪。还得洗九个人的衣裳。她是一架超级家务机器，没日没夜连轴转。

（四）

母亲变成一只高压锅，里边装满苦水和怨气。她不识字，没读过书，只会在她的水平上以她的方式释放点气压，不然就要爆裂了。这个释放方式就是打孩子。弟妹太小，我首当其冲就成了她的出气筒。

时常在我踅近桌子去拿碗盛粥的当口，母亲会捏着一根竹枝条横里冲出来，夺掉我的饭碗，将我揪翻。詈骂与抽打并举，泪水与尖叫齐飞。

自此饭桌对于我来说，犹如旱季的非洲水塘对于食草动物，成了一个不得不靠近又不得不提防的地方。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见母亲捏着竹条子从房里出来，扔下饭碗拔腿就逃。母亲便追。前头没命奔逃，后头奋力追赶，犹如一头母狮在捕捉一只麋鹿。母亲很强壮，一般总给追上。捉住以后并不就地正法，而是揪回到厅上饭桌旁，给至高无上的祖父母来一场佐餐音乐会。乐器只有一件：竹枝条。竹枝条伴奏下的二重唱。唱词是这样的：“跑？跑哪儿去？想死到你那过番的老子那里去是不是？留我在这儿当牛作马，是不是？没良心的，还给我气受！”

祖父祖母当然知道她为什么将孩子捉回到饭桌旁来打而不是就地正法，知道这是抱怨的方式，也听得懂这些唱词。但他们装憨，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儿媳妇不罢工不私奔，尽管唱好了，愿意打孩子你打好了。

整个童年少年时期我就是在家庭暴力的夹缝中求生存的。一面是祖父的冷暴力，一只小老鼠长年颤栗在大猫阴沉而凶狠的目光下。一面是母亲的热暴力。我的腿上屁股上写满了竹枝词（宋词最早的体例叫竹枝词），新伤痕压旧伤痕，一条条像哭泣的蚯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