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七、二十八节)

第27节  君子之遇

 沈文久先我三年出狱,仍回缅甸。2004年4月我出狱以后,5月他打听到我的电话,即来电叫我到银行开个户头。我照办,他立即给我打入2000元。这真是雪中送炭。我刚出狱,景象凄凉。这钱一下子把我的生活提升到小康水平。那时一盒豆腐0.9元,现在涨价到3.5元,甚至5.5元了。两千元相当于现在8000元。三月后沈又给我打入2000元。

夏雪明2012年也打听到我的电话,来电问询,说“你是我牵挂的人哪!”邀我到他家做客。他的现任妻子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美丽而贤惠。他们住着一套很好的房子。

还有另两个豪杰也让我感戴。一位顾根生,《图腾醉》第98回第3节写的朱铁崖就是他。无论从容貌还是气魄上说,顾根生都类于近代某个政治大腕。为某事写一篇《祭文》入狱的,判三年。2012年一天我骑自行车街上穿行,突然有一个人喊我的名字。停车回头一看,是顾根生!年轻人眼明脑快,一下子认出我而且即时喊出名字。另一位是金建伟,慈眉善目,温言正语,心怀慈悲,是个很好的君子。擅画,给香港杂志投一篇稿而惹上三年官司的。顾根生告诉金建伟遇到周某人了。金立即给我打来电话。并做东,请我、顾根生及一个叫做孙宏伟的难友吃饭。此后他们每有饭局聚会必叫我同乐。

我是个没用人,且性情孤僻,多数人都不看高我。能够得到这几位豪杰青睐是我平生之幸遇!

监狱中接触过的人多了。而且是全天候24小时头碰头脚碰脚密切接触,与同学同事间的正常距离大不同。我们这个中队最初关的全是反革命犯,有三个小组。上面讲到的沈、夏、顾、金都是我们第一小组的。同组还有一个熊国强,也是个好人。面目可亲,语言有味。喜读书,视野开阔。但写字极其潦草。写了广播稿,大队广播员通常只认得出其中一半的字。国强于是叫华零成抄稿子。零成也有小半认不出,问我。我根据中国政治流行语、提篮桥语言和前后意思猜,可以猜出大半。可有时连猜也猜不出了,华零成只好去问原创者国强。可连国强自己有时候也认不出是什么字了,反怪零成为啥不早点来问。

第28节  挑进黄牌

 反革命中队一个人物值得勾描一下。那人叫林应标,榕江上游对岸的。同饮一江水,可以说是老乡。形体瘦薄,小头锐面。秃顶,只剩边上几组条形码。灾荒时期越境逃到香港。被台湾驻港人员收买,差遣入内地做什么事,送信之类。可能是不诚实,引起台方人员厌恶,发生矛盾。再次派遣他入大陆,同时故意向共产党泄露他的行踪和使命。这是林应标自己说的,揣测的。台方人有没那么坏,存疑。总之吃官司了。这人是前清模范仆人转世,对上边极其忠顺、殷勤,对常人极其刻薄、狡诈、坏心眼。因而得到队长赏识,当了四犯。没事就端一把椅子找个有利方位坐下,抱起一条腿,什么事也不干,专门用他那对深陷的鹰眼不停地扫视楼面。如果发现哪个人与哪个人说话,或者某个人干活时进监房几次,他就记下来报告给队长。如果发现楼面有哪盏灯该关而没有关,他就跑过去关掉,给主人省电。

心思之偏狭琐碎阴毒,甚于妾妇。一个星期天中午,“小监犯”(四犯之外所有的犯人都称小监犯)按规定都待在监房里。我坐在一号位小矮凳上,脚踩在“小天井”里,打瞌睡。睡着了。这是我的养生要着。只要20分钟,身体就会完成一个调整程序,很舒服地醒来。林应标沿走道巡视,看我睡得很沉。他见不得别人比他享福,即使只是一个盹。便故意去拿来箕帚,将扫帚伸进“小天井”,说“周笃文!把脚提起来,我扫一扫!”我睡梦中急忙把脚提起。调整程序被打断,很难受,嘟哝着说“让我睡一会儿不行吗?你怎那么坏啊!”

“隔壁老年犯都没睡觉。你睡什么睡!”他说。

“老年犯睡没睡觉跟我什么关系嘛?哪条监规说我中午不可以打瞌睡?”

林应标光着眼朝我看,喉咙里满是话。却忽然来了灵感:这不是一个可以吵起来的机会么?

四犯整人的方法之一是挑逗你与他吵起来,而且要吵得让队长听到。

现在,吵的机会来了。但不是最佳时候,中队长孙云鹤还没上班。他知道云鹤队长对周某人最不待见。最好等到一点半云鹤上班以后,吵给他听。云鹤最爱安静,楼面上成百犯人坐在那里做工不能说话,倘有低语声嗡嗡声,他坐在办公室里受不了。听到争吵更会大怒。

于是林应表将喉咙里的话憋回去,阴毒地点点头退开。他要等到孙云鹤来了才跟我理论,弄成事件。

终于孙云鹤上班了,在办公室坐定。事务犯吹哨子,犯人出监房到楼面上闲坐。由于是星期天,不劳动,各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或看书报或写周记写思想汇报情况汇报。我与华零成下象棋。刚刚挂上过宫炮,林应标走过来跟我说:“周笃文,中午你跟我说什么来着?说睡觉是你的权利,我扫地侵犯你人权是不是?”

我没意识到来者不善,竟一边炮六进二,一边说:“林应标你这人,看我打个瞌睡也心里不平衡,非要将扫帚伸进来将我弄醒不可。坏透了,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简直是!咱们还是老乡啊,同饮一江水。人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却是两眼放凶光!”

“我坏透了?你是好人?队长怎么看你,你心里有数。我头上长疮脚底流脓,队长可不那么看。队长肯定我的改造表现,让我当四犯。怎不让你当四犯呢?”

“我可不要当四犯。你劳动改造积极分子的大红奖状有好几张了吧?回去是不是要配上镜框悬挂客厅呀?”

这话对劳改积极分子讽刺挖苦,足可上纲上线。林应标听了正中下怀,现出了喜不自禁的冷笑,说:“你这可是反改造的言论!”

“林应标,你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果然,孙云鹤听到楼面上有人说话,听起来像吵嘴,问了事务犯,叫林应标。林应标进了中队长办公室,怎样汇报我不晓得。但事后我知道云鹤十分愤怒,说了这么一句话:“看样子还是要叫吴莫托去对付他!”

现在他决定先将我黄牌警告。《中队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实施细则》专门有一节警告条款。分黄牌和红牌。黄牌警告是:关小监七天(不许出到楼面);面壁,即脸朝监房底部;限水限食物;罚抄《司法部罪犯改造行为规范58条》每天十遍;罚多拆纱20斤。

这一个星期把我折磨得够呛。平时拆纱指标已不大完得成,现在还要加20斤!同时还要抄58条每天十遍!我是一条爱喝水的鱼,却每天只给一杯水!限食物,有家里送进来的水果,看着它烂掉也不能吃!

警告期间专门派隔壁的香港老头坐在我的监房门外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并记录。某时某分,小便一次。等等。比皇上的起居注还要详细。

最烦的是,全部警告程序走完以后,小和尚还要我再多拆20斤纱。那时他当着组长,林应标当副组长。小和尚这个人虽然是第一代华侨的儿子,懂中文,但天生没有语文细胞。他讲自己从前的什么经历,许多没必要讲的细节都罗里八嗦夹缠不清,缺乏条理性和概括能力。所以到了解读黄牌警告条款这会儿就绕不过弯了。我记不得条款的原文是怎样的。总之按照小和尚的理解是还得再罚20斤纱。孙云鹤似乎也默认小和尚的解释,虽然条款是他制订的。幸好沈文久和百万等人一片声说小和尚的理解不对。我也在周记里边用解释电脑程序的方法,详细画了条款的路线图,哪一步完成以后接哪一步,哪一步包含哪一步,才终于将这20斤纱免掉。还好,孙云鹤没有动用他的“最后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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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六节)

第26节  凌空一脚砸下来

 (一)

由于睡觉气闷,我要求将楼面外墙的窗子打开。为这个事与缅甸商人,“小和尚”,争执过多次。他是佛教徒,入狱以后还定期持斋吃素,所以大家叫他小和尚。

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一位不知马桶为何物,探索之而大惊的缅商。宾馆服务员说你住宾馆太贵,不如住我家去吧。她家只有一个房间,她和孩子睡一张床,小和尚与服务员的丈夫睡一张床。半夜大家对着痰壶缸叮叮噹噹小便,关系亲密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有一天女人整理小和尚的箱子,发现一个未封口的大信封,里边是国民党给上海某甲的委任状!据小和尚说,朋友托他带一封信给上海某甲,他不知道信封里是什么。他们那里朋友互相信任,托带信不封口,带的人也不看。小和尚把信带去给某甲,但回老家去了,不在。小和尚打算把信带回去还给朋友。服务员看到这张委任状,不动声色,只要求小和尚帮她购一套房子。那时便宜,只要四万元。小和尚说银根紧,来上海也没赚到什么钱。准备走。服务员一家热情送别,叫一辆出租车往火车站开。半途,女人说要下车打个电话,一会儿到车站找他们。小和尚像个傻瓜那样陪女人的丈夫孩子在候车室坐着。没等到女主人,只好剪票进站。其实女主人在剪票口呢,她对GAB(国家安全部)一组人员指说:“就是他!”

小和尚被判十年。在监狱里改造态度良好,人也精干,当了劳役犯。后来当组长。打饭、提水、拖地面,侍候其他犯人“做劳役”(就是洗脚洗脸,有时会听成做老爷)。一般犯人是可以每月寄一封家信的。小和尚却不被许可。大约共方希望在缅甸的国方摸不着头脑,会再派一人给某甲送委任状,那样可以再逮一个人。这样一来,小和尚与家里就处于失联状态。直到小和尚快刑满了,他的父亲才终于追踪到提篮桥监狱,来探监。

晚上“关风”前,劳役犯会将外墙的窗子关好。我说气闷,要求小和尚不要关窗。小和尚对我没什么好印象,不理我这个茬。我再三抗争,最后只好让大窗上面的小气窗开着。

然而隔壁监房有一个香港老头也与我过不去。他睡的是2号位,头在瓮口。知道我瓮底,有这个讲究空气的毛病,便向队长说感冒了,年老怕风,要求将气窗也关掉。队长说照顾老年病人,叫关气窗。

与我同监房有一个江湖豪杰,叫沈文久,睡2号位。他看不过去,以讥讽的口吻对香港老头说:“老头子呀,真感冒了?一点也看不出来嘛!怎不吃药呢?”叫医务犯给老头子一大把感冒药,并且亲自侍候老头子把药吃下去。一边说:“哎呀是药三分毒,但是没办法啊,感冒不治不行啊!”老头子好像被沈文久施了魔法似的,只好憨憨地将好几种感冒药同时吞下去。

这位沈文久,大家叫他土匪,虎背熊腰,孔武有力。在外边是黑社会老二,很有豪侠气。他像阮籍那样能为青白眼。对一般犯人待之以白眼,独独待我以青眼。他也是缅甸来的,缅籍华人。他警告小和尚别太欺负周某人,否则回缅甸跟他算账。缅商知道此人杀人不眨眼,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向队长报告说沈某人为周某人说话。为此队长将沈文久调往别的监房,并规定他不许与我说话。

这个队长姓孙名云鹤,任反革命中队中队长,兼第1小组主管队长。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的。四旬人,短腿墩实。是个坚定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无论思想还是能力都堪称其任。有一次痛恨地说“你们不就是想多党轮流执政,一人一票吗?”而我这个人属于有癖有疵,有真气有灵气的一类,向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容。中学毕业那会儿共产主义小组鉴定我“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现在当了反革命到孙云鹤这里自然更加没好果子吃。没整死我算他仁慈。他把沈文久调开,可能故意挑选,调入一个叫做吴莫托的,取代沈的位置。他知道吴莫托对付我正合适。

(二)

吴莫托鹰钩鼻。眼睛特别小,而且两眼距离特别短。上海大学学德语的,毕业后给什么局长当秘书兼司机。或为钱,或为女人,跟局长关系搞砸了。出逃,泅渡到金门岛投敌,大表反共的决心。在背上刺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潜回大陆,被逮后声泪俱下控诉国民党,说毒打他,强行刺字。要求将刺字改成共产党万岁。监狱医院终于给他把反动标语抹掉。为此,获得云鹤队长认可,同时气味也相投,给他很高的“改造层次”,属“改造骨干”。减刑二年,宽待、倚重。

监狱里边也分阶级的。事务犯相当于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组长是分会主席。劳役犯是民兵。“劳动改造积极分子”相当于红五类。像我这样的,就是地富反坏右了。吴莫托原调去过九大队翻译组,在那里与人闹矛盾,给遣回来。暂时没有职务,层次相当于贫协名誉主席吧。

虽然“改造运气”不错,吴莫托的内心依然如一座精神地狱。他的名字其实就是空虚的近义词。吴莫托,无么托,没什么好寄托。因而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就看书。“关风”以后,楼面上日光灯熄灭,25W白炽灯亮起。灯光低低的从铁栅门洒进来,照见各种惨淡的人生。这灯光也恰好给1号位2号位看书。

真正读书的人心静,看完一页再翻下一页。可这个吴莫托心浮气躁,根本读不进书去,只是把看书来当镇静剂,分散痛楚。眼睛沉不下书页去,扫一两眼即翻页。枕边放一叠报刊杂志,翻翻这本翻翻那本,像翻烤大饼一般。心善者翻书尽量地轻,怕影响别人。可这个吴莫托是个流氓,只会怕不影响别人。

也许有人会说翻书能弄出多大声音?可你不知道,周兴瓮是有音响放大效应的。而我这个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每临近睡乡边界,就会被爆炸声拽回来。吴莫托翻书页的声音在我听去确如爆炸,在那安静的夜晚,在那有音响放大效应的瓮里。如是者十数。直至25点以后,吴终于将书放下,起来小便以后躺下准备睡觉了。然而他那内心是个自我煎熬的地狱,哪会睡得着?一会儿又起来小便。再过20分钟又起来小便。小便的时候得跨过我这个3号位的肚子来到马桶边。2号位上马桶是必须跨过3号位的。1号位则不必,马桶就在1号脚后边。

让人从肚子上方跨过去,心理感觉很不好。而且我知道吴莫托是个坏蛋,保不准他会故意朝我身体某个要害部位踩下去。所以我保持着警醒,一有动静觉察到吴莫托要上马桶,立即坐起来给他让路。等他归位了再躺下。他那样要折腾到凌晨三点以后,才终于入睡。这时我也可以放心睡了吧?然而我倒反而睡不着了。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忽然电铃声急骤响起,开始新一天的“改造”!

人无食尚能活,无眠却是最难受的。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弄一只狗,给它食给它水,但不让它睡觉,它刚要睡就弄醒它,看它能坚持多久。结果将这只狗弄疯了,死了。我感觉自己就如那只被实验的狗,生不如死。

我在周记中详细写了吴莫托的毛病,自己的危境,要求云鹤队长干预这个情况,叫停吴莫托的夜读,将我或他调去别的监房,分开。监狱规定犯人每星期写“改造周记”,这倒是一个向队长表达意见的渠道。队长会批阅、签名。

云鹤队长阅读我的周记时,不难想象,表情是得意的笑。他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周记由组长发回来,我打开看看有什么批示。没有,只是“阅,孙,年月日”。走出来巡视楼面,经过我们监房时我看到他嘴角挂的是冷笑。脸上似乎写着提篮桥狱警的口头禅:“这又不是在你家里。要舒服回家去好了!”

每星期有一个改造节目是“生检会”,大约是生活检查会的简称。有时会听成生煎会。大家坐一块,各人说说改造心得,或意见,最后由队长讲评。我就对吴莫托的德行提出意见,说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睡觉。要求吴莫托不要看书,或不要太晚,翻书页时轻一些。

说完,全体组员静默。大家都看云鹤队长的脸色,都拎得清形势。知道吴莫托是改造骨干,贫协名誉主席,队长赏识的人;知道周某人黑五类,改造层次最低,给队长没好印象。

只有一个人发言 ,就是姜建国,人称“百万”。据他自己吹嘘,说在国外有百万美元的财产。后来又说是港币。没个准,所以大家叫他“百万”。百万说:“同监房华零成怎么没说话呢?人家怎么睡的?”

这的确是个问题。是呀,同监房的还有一个人,华零成,怎么不说话呢?

1949年华的父母带着另两个孩子去台湾时,零成2岁。大约长得憨头憨脑,鼻涕哭相的,不为父母所喜,就将他留给邻人收养了。养父母双份工资,没生孩子,所以“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都没饿着他。碰上文革,也没读什么书,上山下乡去。后来返城,被街道居委会安排早晚巡逻,与一群大爷大妈拿电筒到处照照。每天七毛钱,人称“七毛驴”。八十年代台湾姐姐回来寻到阿弟。于是去台湾认亲。家人都觉得亏欠他,竭力补偿。于是他有了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他是个没有思想没有特色的人,也没有经济拮据的问题,其实完全没必要来吃这场官司。居然吃了,这与他的气质有关。他是个小气而且粘糊糊的人,三棍子也打不出一个闷屁。整天盘算的是物质利益。嗜食大蒜头,每顿都嘎嘣、嘎嘣像吃苹果似的。我说你也给我一片大蒜吧,以便抵抗你这个大蒜臭味。他万分舍不得地抠了半天,终于给我一片。下一天再问他要,就不给了,好像那是喜马拉雅冬虫夏草,金贵得不得了。我只好叫家属给我也带些大蒜头来。不料这月接见时零成的老婆倒忘了带大蒜,癖嗜断档。于是向我借大蒜,说下个月还。我说还什么呀,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共产主义,有蒜同吃。但到了下个月 ,他老婆带入大蒜以后,却只还给我一片,就算两清了,恢复了私有制。这就是他的性格。

他买了不少的书。从一个人读什么书也可推知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凡不读历史不读小说而专门读心灵鸡汤类养生类的,就是像华零成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一般都不可能成为“意见分子”。而我到哪儿都容易成为“意见分子”。非意见分子不怕燥音,容易入睡。这就是华零成容得了吴莫托而我不能容的原因。他识时务,有修养,懂得配合。价值观以吃为中心。因而给队长印象不错,改造层次高,减刑不少。

“生检会”结束,云鹤队长最后讲评时只讲了些别的废话。至于我的意见,他好像没有听到,不予置评!

就在当天晚上,大约两点钟,吴莫托起来小便。躺下以后。我也躺下,被子裹住两个肩膀,推下去,让胸口敞着凉快。想,这一下可以太平了吧?静静的准备入睡。

不料吴莫托猛地一个鲤鱼打挺,凌空跃起,往下一砸,脚后跟重重地砸在我敞着凉快的胸口上!

这是恶狠狠的故意伤害。事前进行过可行性评估,动作经过设计。他知道坏境于他有利:自己这个贫协名誉主席对一个四类分子动手,是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再则,对方年老体弱窝窝囊囊,不会还手;还手也不怕。

我猛地坐起,问他做什么,神经病是不是?

他没有吱声,也不动。任我怎么抗议怎么质问,就是不予反应。好像服过安眠药那般。

我将吴莫托的故意伤害罪向云鹤队长写了汇报。但没有用,云鹤像吴莫托那样也装睡,不予反应。

下午,医务犯来楼面例行巡访。我说了昨晚“挨那家伙”砸胸口的事。医务犯是个和善的老先生,他早就对吴莫托的德性有所耳闻,眼里满是同情,静静地摇了一下头,给我一些药。

医务犯回到大队部中心组,将吴莫托砸我的事说了。大队部有一个“四犯”叫夏雪明,也是反革命官司,原关在反革命中队,后来被大队长调到大队部任事。浓眉大眼美髯,与沈文久一样也是豪杰型的人物,正直大气。沈文久和夏雪明在外面就认识,后来不知为什么事交恶了。但交恶的双方都对我好。此时夏雪明听医务犯讲了吴莫托的流氓动作,即上楼来找到吴,说:“你有本事跟我来搞。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算什么狗屁事啦?!”

夏雪明回去向大队长报告此事,大队长终于出面干预,将吴莫托调往别的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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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五节)

第25节   远东第一大监狱

 (一)

铁窗生涯的情形,这个生活体验,我把它融进《图腾醉》中去了。一个女网友读《图》,半途在QQ发话问我:你是不是坐过牢啊?怎么对监狱写得纤毫毕现呢?是呀是呀,要是没坐过牢,是不可能写那么逼真的。电视剧《孽债》有一个犯人刑满出狱的镜头,叮叮咣咣带着行李,草席脸盆什么的。这太不真实。犯人出狱是连平常吃饭的碗也要踩扁丢弃的,嫌晦气啊,迷信啊!哪里会将席子脸盆带回家呢?他们说,出狱不能直接回家,而要到街上人多的地方转转,蹭掉晦气。出狱,你要拍的是他走出来的步态、神情,他眼睛里的东西。那才真实生动。而不是拍他带出什么行李。

外人只凭偶尔参观或仅凭想象是无法写监狱的。只有坐过牢的人才能够写监狱。

提篮桥监狱是清末由英国人承建的。9座监楼,每座5层。每层的中心线背靠背立着两排监房,将楼层自然而然地分隔成东部和西部。东部50个监房,西部50个。9座楼便4500个监房不是?所以号称远东第一大监狱。有些在里面关过的人提起这个称号颇有自豪的意味,好像清华毕业的那样。

监房1.35米宽2.50米深。四角成弧度挖掉一点点,3.3平方米不到。工程师的考虑是每个监房关一个人。国民党接管后改为双层床,可以关9000人了。共产党则把床撤掉,改为1.3*2.0的整体大木板放进去。大木板缩短0.5米是为了要留出铁栅门开闭的空间。这个空间叫小天井。便这样,铁栅门也只能开三分之一。

改成整体大木板关的人就多了。三个人,四个人。甚至听说有关五个人六个人的。

1.35米宽是个什么概念?它不够你把两手平举的。必须两掌上翘,像练鹤翔桩气功那样,才能够刚好两掌抵住两墙。或者你挨北墙根坐下来,脚一伸,脚底就抵在南墙上了。这样针尖大的地方,是怎样关下三个人、四个人,甚至五个人六个人的,你能想象吗?成年男子肩宽加上被子的厚度,一个人至少要占0.6米的宽度。三个人需1.8米。可监房只有1.35米宽呀,怎么整?当三条鱼放不进一个盒子时,将中间那条调个头试试。监狱管理者正是从食品包装工业获得灵感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实施细则》规定,“睡觉时1号位2号位头朝外睡两旁,3号位头朝里睡中间”。土话叫“头夹脚睡”。3号位的头被1号的脚和2号的脚夹住。

监房有门而无窗,整个看起来有点像周兴、来俊臣那只有名的瓮。来俊臣请周兴喝酒,说有犯人不肯招供怎办?周兴说,弄一个大瓮把他塞进去,边上生炭火 ,没有不招的。来俊臣叫下人准备炭瓮毕,起立说:“皇上(武则天)叫我审问你。请君入瓮吧!”将那只瓮放大若干倍,平摆,就是提篮桥的监房!

监房的右后角(以参观者的角度分左右)放一只马桶。马桶这物事别地方的人可能陌生,得解释一下,就是粪桶。一个缅甸商人投宿上海某宾馆,交一位服务员女朋友。到她家做客,见到角落一个鼓形物,很好奇,趁主人离开时探索了一下,大惊。那就是马桶。但市民的马桶做工精细密贴,上漆。监狱的马桶七翘八裂,会呼吸似的,还会渗漏。监房睡三个人的时候,3号位头朝里睡中间。这个3号位,头便是在马桶边。左侧睡鼻子尖碰着马桶,右侧睡鼻子尖碰着2号位的臭脚丫。

三个人的脸盆叠套在一起放马桶上边。三支牙刷三条毛巾湿乎乎堆在最上边的脸盆里。马桶过来,靠右侧墙堆放三只纸箱,肥皂箱之类,每人一个,放衣服杂物用的,称内务箱。早晨三个人的被子枕头堆叠起来,上置木板,再蒙以草席,使之看起来像一个竖立的长方体,称内务包,倚右墙而立,遮住内务箱、马桶和马桶上边的物事。这样,参观者从走廊看进去,印象也还比较清爽。晚上再把内务包拆开。三个纸箱搬过去堆在左后角,即2号位的脚后。脸盆系列搬过去放在纸箱上面。1号2号位各自将小天井垫平放枕头。

从电视上看,美国犯人一人一个监房。房内有小床抽水马桶洗漱池之属,还有小壁架。你将提篮桥监狱的3号位与美国的监房比较一下,可以建立起“官司浓度”这个概念了吧?加上治囚方式等其它各项评估,把美国的浓度设为1,则提篮桥监狱的官司浓度,经济犯大约是2,刑事犯3,政治犯4。睡3号位的政治犯周某人,浓度是7

(二)

监房门口距楼外墙3.5米,这块地方叫楼面。有东部楼面和西部楼面。沿众监房门口划一条走道叫内走道,沿楼墙边划一条走道叫外走道。两走道之间有2.0米的空间,工程师是这样设计的:分段,楼板留空,蒙以强力钢丝网,再围以铁栏杆,称为风井。风井的作用是改善监楼内的空气条件:废热空气沿风井徐徐上升,新鲜空气从窗口源源补入,在监楼内形成上上下下的空气环流。

但是,给犯人讲空气条件在“无产阶级”看来是多么荒谬可笑的事情!提篮桥队长(旧时代叫狱卒,国际通例叫狱警,新中国叫队长)的口头禅是:“这儿又不是你家。要舒服回家去好了!”到处挂的标语是:“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到这儿做什么来了?”天天讲的三大意识是:“罪犯意识、改造意识和监督意识!”

所以,监狱管理者对风井这玩意儿不卖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建筑理论脱离实际的产物。况且犯人要“学习”要劳动,哪儿去找地方,风井空在那里不是可惜吗?一直处心积虑要取消风井。先是制作大木板搁在井沿、钢丝网上面,后来锯掉铁栏杆,最后填以钢筋水泥。这项工程陆续进行了三十年。我入狱的时候工程接近尾声。

这一来就闷气了。睡1号位2号位的人,头朝外,倒还问题不大。最苦的是3号位,头在监房底部,瓮底,马桶旁边。

我被关入的是第七大队第五中队,专门关反革命犯的中队。我这个人到哪儿都资格浅。监狱讲“改造层次”,你想想就知道我的改造层次不会高。因此,3号位总是我睡的。瓮底部,马桶边,是我的鼻子的安身之所。除了挤和臭之外,瓮底氧气不足。二氧化碳沉积的那一层恰好是人的脸部所在的高度。半夜我会感到气闷而噩梦惊醒。

以上说的是一般的情况。后来反革命中队被搬到底层。监狱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利用无限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无限的人民币来,在楼与楼之间的空地上盖起工厂。工厂的顶棚与监楼的外墙粘接。这样一来就把底层弄成不透气不透光的真正的地狱,官司浓度又增加一个点。

元代大画家诗人倪云林孤高好洁。庭前树叫仆人每天擦洗,以至于树木吃不消而枯死。有清秘阁,人不能入。名医道士葛仙翁趁为倪母治病的机会求登阁观,倪不能拒。葛入阁,泥靴唾吐随意。云林恶之,遂废此阁,终身不再登。张士诚弟士信闻倪名,使人带绢请作画。倪裂其绢,怒曰,吾岂王门画师呀?游湖遇张士信,信执之鞭打数十。人问挨打时为何不叫喊,倪曰一叫喊就俗气了。拘狱中,倪要求送饭的狱卒将饭盘高举到眉毛以上。卒问为啥,旁曰怕你唾沫污染呢。卒怒,将倪锁在马桶旁。倪痛苦至极,自此得上“脾泄之症”。

实际上,八百年后的周某人是另一个倪云林,好洁孤高怪癖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倪更加“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把他逮进提篮桥监狱睡3号位,是比将倪云林锁马桶旁更加大快人心的!云林不过关三五天,周某人却是十三年零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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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四节)

第24节  落入陷阱

 (一)

写到这里我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停笔三天。极其沮丧,极其内疚。我应该像日本人那样切腹自杀,唯其那样才能表达痛心疾首的自责。

不是自责在“大节”上犯了错。不存在大节的问题。如果我是共产党员,投向对岸那是叛党。如果台湾是另一个国家,投向对岸那是叛国。我只是在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在国内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做出选择,寻求帮助。

我之痛心疾首,是因为下了地狱也没有对母亲做出有实效的帮助。我吃大亏了,尽显我的窝囊和笨拙。此外,这过程也说明我对母亲不够挚爱,不够热切。这可能与小时候被她打得太厉害有关,造成了感情上的淡漠。总之,我今天为自己未能帮到母亲而深深自责。

1949年中国分成两块以后,战火纷飞的内战变成了隔着海峡的冷战。冷战包含着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就是策反对岸的人为此岸服务。叫谍战可能不很适当。谍战是一桩十分严肃的事情,必须有严密的构思和训练。东岸却一点也不严肃,没有构思和训练。他们把这个攸关人命的事情当成玩笑来开。例如说,他们通过电台对大陆人广播说,你只要写一封信寄到海外的这个地址那个地址与我们挂钩,就算是参加我们的组织。有些对统治心怀不满的人果然就写信了。结果,这些信都逃不过西岸的检查。都被抓起来判刑。一封信你猜判多少?——15年!我在提篮桥监狱见到三个老头子,就是因为这事给抓进来的,都是15年。

可以这样来描述:东岸草草率率地设了许多陷阱,引诱西岸的不满分子落入其中,然后由西岸专政机关予以扑杀。两岸统治者联合行动,对心怀不满的大陆人进行谋害,造成为数不少的受害者!

我算是不容易落入陷阱的一个人。“受党的长期教育”,基本觉悟还是有的。即使挨了棒子,被通知下一辈子再上大学吧,也没动摇对共产党的信仰。此外,我是个散淡的人,不喜欢参与世间的斗争。思考可以,冷眼观察可以,评论可以,参与行动则NO。十年前第一次赴泰探亲,东岸那样招募我,开出的条件相当优惠,我都没有动心。至于收听“敌台”写挂钩信之类,更加不会干。

然而这一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向陷阱走去!根本不知道这个陷阱有多深,是怎么个情形。

原来,东岸已无大志。过去想反攻大陆,“光复”中华,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还认真些。听说招募得手后,郑重其事,举行仪式、青天白日旗下宣誓。等等。可到了1989这个时候,深知光复之难;即使光复,面对大陆这个已经非常陌生的有点奇怪的大摊子,也不知怎样管理,畏难之矣;因此只想混混,维持现状,最好独立出去。随着总体思想的变化,“看不见的战线”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只是由于惯性,一时停不下来。就像一个人骑自行车,起初目标明确,骑行有劲,后来心乱意懒,就吊儿朗当了。

他们负责这项工作的一班人素质不高。只是谋个职业,瞅空得个便宜贪污点钱,混混。根本没想到自己做的是攸关别人生命的事情。过去他们把大陆人当同胞,把招募到的人当同志。现在,只是把大陆人当成陆巴子,把招募到的人当临时工、穷鬼,或者买来的猪仔。

有古语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可是东岸负责做这项工作的人用人必疑。据说有被招募者返回大陆以后不与他们联系了,失联了。是被抓起来还是本人生悔,不知道。从此,他们规定,人返回大陆以后,必须寄一封密写信到台湾指定的地址,合同才生效。此后,必须维持每月(还是两月?我记不大清了)一封 信,才算。

这真是令人发指!他们不会不知道,多一封信就多一次暴露的机会。而这些信,基本上都是没有必要的嘛,只是为了证实你还没脱钩。他们没对被招募者进行任何训练,只教用白醋在信纸的背面密写内容,正面平常墨水写公开寒暄语。他们说,只须异地投寄,就百分之百安全。比如说,你住在上海东边,只要到上海西边投寄,共产党就查不到你。

这简直是小孩子哄小孩子。别说上海西边投寄,便是西藏投寄,共产党也能查到你。你那个白醋密写法,只要牵一条狗来,就能嗅出端倪了。现代仪器比狗灵敏得多。可东岸这些专业人员,他们似乎还停留在十九世纪学龄前儿童的水平上,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或许,知道是知道的,只是把别人的性命太不当一回事。

此外,东岸招募人的时候开出的薪酬和津贴大都没有兑现。你买人家的命,却不付钱,这算怎么一回事啊?我有几位相同案由的狱友,陈景胜等,在香港成立“两岸受害者协会”,就类似于农民工讨薪。结果有没讨到,不得而知。一个叫周国騤的,受派遣进入大陆,前后坐了38年的牢。晚年出狱,曾到台北街头拉横幅静坐,也是讨薪。

这些人都是在册的,不管老板怎么不讲信用,多少还是可以得到一些补偿。最亏的是那些写信挂钩而还没有挂上就被共产党判15年徒刑的,他们根本就没地方去讨薪。设若今后有一天东岸政府想竖立起人道形象,应该对隐蔽战线上的受害者,不管是在册的还是不在册的,予以充分的赔偿。

(二)

写得很没劲。每天只打一段两段,在凯迪原创上贴出。我似乎得了老年忧郁症,寂寞哀伤,没滋没味。犹如一个煤块燃尽的炉子,缺乏热量。而最近贴出的内容,被屏蔽了,戴口罩了。屏蔽就更加没劲。犹如一个人挑着担子皱眉咧嘴极不情愿地走在泥泞路上,前面却遇到设卡检查,过不去了。这一来当然更加没劲。本来就气喘吁吁,戴口罩更加透不出气。只想扔下担子,啥也不管地往回走。

然而还是要写下去。我的这个人生历程有点特殊,又恰好有写作能力,是值得凝聚出一部纪实作品的。世人大都过得幸福而平凡,经历无可道者。即或有可道者,却不一定写得出。我这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历史、政治、社会、人性,甚至两岸隐蔽战线和铁窗大墙。写出来正可以给闲观者添趣,给研究者展眼。正如一具西汉古尸,可以给后人研究出好多东西。七八十年来吃掉的米和番薯不少(我们潮州如果要指某人傻,就说他是“食番薯的”),喝掉的酒也不少,现在以一部《图腾醉》,再加一部《自述》,或可略表对于天地人类的回报之心。

屏蔽这个专业实在不怎么高明。如果我写的是低俗无聊甚至色情淫荡的东西倒是不一定会被屏蔽。恰恰《图腾醉》这么一部以艺术手法表现历史的作品,除了凯迪放行而外,其它所有门道都屏蔽了。《自述》也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个别章节屏蔽不是凯迪的错,它也是不得以而为之。然而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少屏蔽或不屏蔽比较有利于人种的进化。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且说我参加了台湾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却没对其中的猫腻有所防范。一切按他们要求的做。想,人家毕竟是专业这个的,懂行,而且决无耍人之理。

说起来真是耻辱。隔行如隔山。我一个学工科的,一个在封闭教育中成长出来的愚民,怎么可能与有高度专业水平的大陆安全部门作对呢?那就像一个小孩被拳王泰森玩弄于股掌之上。晋时数人言险,一人说百岁老翁攀枯枝,一说井上辘轳卧婴儿,第三人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参加台湾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是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更加危险而可笑的。

(三)

我很快就被共产党逮住,判14年有期徒刑!在提篮桥监狱关了13年三个月 。就是说,减刑两次。第一次半年,第二次减了三个月“余刑”。

这13.25年刚好是一个强奸杀人犯的实际刑期。在一次减刑大会上,法官宣布减刑名单以后,狱长讲话时提到这个案例。那是个邪恶凶残无人性的畜生,作案手段闻之毛骨悚然。但认罪态度良好,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入狱以后遵守监规服从改造,是以连连减刑。死缓只坐了13年多就出去了。狱长以此鼓励大家:只要积极改造,前途还是大大地有的嘛!

我也是认罪态度良好遵守监规服从改造呀,怎么给我减刑就那么吝啬呢?就如冯梦龙讲到的那个“汉世老人”,入内取十钱准备施给乞丐,却一路走一路舍不得,“辄减之”,到了门口手里只剩下三钱了。结果,我的实刑就等于是强奸了一个姑娘并将她杀了。

提篮桥大佬的理论是:人家虽然凶暴无人性,侵害的客体却是个人,只有极少数运气不好的女人会碰到。你政治犯侵害的客体却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至于人性,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不是?

咦,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犯,入狱的都是刑事犯吗?怎么此时又说到政治犯并区别对待了呢?

一个最讲政治的国家却没有政治犯,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不但有政治犯,还有经济犯,就是贪官或贪员。经济犯待遇最好,管理最宽松,减刑最容易。他们外有“人脉”,内有队长照顾,噼哩啪啦减刑,一般刑期过半就可以走路。而这些贪人,放出去以后墙旮旯都还埋着一个金坛子呢。

真正的刑事犯,即那些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盗窃的畜生,待遇也是远在政治犯之上的。劳动时上厕所,刑事犯可以独往独返,唯政治犯须两人同行互相监督。刑事犯两年一次减刑,一减就是一年两个月至两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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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二、二十三节)

第22节    初祖公后裔会

 (一)

溪南乡两万多人,是由八百年前一个老祖宗繁衍下来的。我们称初祖公。传说初祖公是元朝时候福建省一个大财主的尾子。大财主下乡收租,有一户人家想将女儿嫁给他。却不知他“尚能饭否”。晚上在他的客房放一只装满草木灰的尿桶,早晨考察灰的状态,从中推测小便的情形。结论是还行。于是就有了我们的初祖。但初祖的兄弟们不干了。初祖逃离虐待谋害,到广东榕江畔,开荒创业,辟出一块新天地。站稳脚跟之后,居然跑回福建去想将父亲的遗骨偷到广东来安葬。其事不密,被追打,结果只挖到一根手指骨。于是我们乡有一个初祖坟,里面埋着初祖的全身和他的父亲的一根手指骨。初祖坟占地面积很大,是一片大草坪。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子孙将“先富起来”的部分子孙“先斗起来”,斗争大会就是在这片草坪上进行的。上千人的场面,地方居然还挺宽绰,周围还有很多空处让我们小孩子追逐玩!土改以后这片草坪连同坟墓已经不见。现在如果要斗地主,也没地方了。

但初祖的子孙有一两千人移居泰国,不少人发了财。于是集资在曼谷买了一块地,建初祖祠。成立周氏溪南乡初祖公后裔会。

我要汉石带我到初祖祠,去跪拜这位可敬的开拓者,八百年前的祖先。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自他以下的列祖列宗……没有我的曾祖父、祖父、没有那位老番客(此人应该不属于这个族裔了,连骨头带灵魂卖给泰国土著了)、也没有我。且没有曼谷这么多姓周的老板。一切都始自于那桶草木灰反映的初祖的父亲的雄健状态。

(二)

拜了初祖,我要汉石带我去拜会初祖公后裔会的会长。想能否请后裔会出来说一句话,帮助从我父亲遗产中拿出一点来,解决我弟死后老幼无依的问题。

会长是个中年企业家。前头说过,泰国华侨在家事国事上的思想观念似乎是以年龄分界的。老年华侨都批评我父亲在遗产上的极端做法,说人之将死其言也不善,连对孙子都不念及。中年人大多不予置评,有少数表达意见者则旗帜鲜明地赞成我父亲的“正义行动”,强烈谴责我母亲的不逊态度。那么看来,如果是老年人当会长,我的想望也许会被同情,受理。现在却是中年人掌权,不大妙。

说来好笑,我居然还写了一份“陈情表”。按照大陆现代语系,应该叫“申请报告”。工整的仿宋体,煞有介事。仿宋体我是专业水准的,大学基础课中训练过。一式两份,一份在拜初祖公时默念焚化了,一份准备交给会长。

“……。长年寡居,女人之难。奉老携幼,留守之功。九人家务,牛马之劳。对周家贡献不可谓不大。而今被巨富的周家弃如敝屣,以老年之肩,挑担沿街叫卖,暂糊其口。且居非己屋,随着年增力衰,眼看将流落街头……”

半文半白,也不管这些钱多文少的番客能否看得懂。文章越是写得好,越是之乎者也,仿宋体越是工整,就越是显得此事可笑。我只会写文章而不会说话,不会谋划。没有谈话预想,没有谈判策略,只写一纸空文,就趑趄而向前了。

汉石帮我将来意说明。会长把“陈情表”接过来瞥一眼,往旁边丢,牙缝倒吸一口气,说“哎呀这个事……喝茶,请喝茶!”良久,目光视地,“说起来我与你母还是远亲。我的祖母也是深坑乡人,也姓林,同一个老祖。不过……”

“不过”以后没有展开话题,而是说:“汉石老叔,今晚我们和华伟叔去天上人间吃饭,唱卡拉OK!”

意思很明白。第一点,他不同情我母亲。也与前头旗帜鲜明地表示过观点的中年人一样,支持我父亲的“正义行动”。

整个舆论环境对我母亲很不利。泰国法律没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泰国华侨(主要是中年人)看事物的目光不看大节而专看鸡毛蒜皮。他们不看番客将女人像旧家具那样丢在老家年复一年地风化,此事的残酷和亏欠;不看番客将年老父母丢在老家长年未能尽孝,幸好有发妻代他晨昏奉侍,此事的温馨和该谢;不看女人在老家几十年日夜辛劳,此事的不易;还有幼小子女的成长全靠发妻一人拉扯,此事父责的亏欠。他们不看历史只看现在,不看远只看近,不看大只看小。只看女人到泰国以后,是否与番婆磕磕碰碰。如果磕碰,历史的、远处的表现就一笔勾销了!也不看一个七十老妪挑着一担炊饼沿街叫卖的可怜相,不看覆巢之下一窝幼鸟的无助;认为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老番客的做法并无不妥;存在即是合理。

其实这些所谓同乡会后裔会的成立,目的并非是为了做什么事。主持公道调解纷争之类更不是他们的职能。成立这些会,主要是为了给自己加个头衔。钱有了,还要找一份荣耀,一份归属感不是?这些会社一年中的主要活动,大约就是吃一顿,喝一杯。

两天后汉石去找一个老板谈业务,我也随行。那老板的原籍是我们邻乡的,榕江上游对岸。姓林,与我母亲同姓。年龄较大,属于中年晚期老年早期之间。颇有正义感。谈话中,林老板听到我母亲的处境,大为不平。说:“一个女人在老家守那么多年,来到这里应该被当成祖宗对待才是呀!这个事找汉章,找炳可,我来跟他们谈!”

汉章就是我昨天拜访过的后裔会会长。林老板当即拿起电话打给他。却不在。又打给炳可,他是副会长。接通了。林老板提出问题以后,主要是听对方说。炳可说了好大一会儿。林老板现出茫然的神情,最后把话筒递给我,说:“炳可要跟你谈。”

我接过话筒,向副会长问好。阐述了我家的困境,此来的意图。他打断说:“这些我都知道。情况已经如此,我们也无能为力。这样吧,笃文叔,你要是回上海的飞机票银子不够,我们可以商量。”

飞机票真的银子不够。但我不会去与他们“商量”。

不过我没意识到,此时我已经逐渐接近悬崖边缘了!你想想,我赴泰去应付弟亡母老侄幼的家庭危局,却其实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的招。想出了几招,却又虚浮没用,甚至可笑。倘结果什么都没辙,连回上海的飞机票都成问题,我不要跳崖么?

第23节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一)

我这个笨蛋,曼谷一事无成。找财迷庶弟也没找,知道不用找了。找黑社会也没找,被汉石一句话打掉念头了。人生地不熟的,哪里去找黑社会?只好回到喃邦。

我去拜访堂哥,请教怎么办。大哥说,法律上是没办法了。

二哥和伯母的意思是,让我把母亲带回上海。

那么五个小孩怎么办?

“他们有母亲!”伯母说。弟妇离婚后还住在本城。

我就开始劝说母亲跟我去上海。母亲不肯,说放不下五个孙子。又说,要是能将孙子一起带走,也许可以考虑。

我沉默了。依我在上海的工资收入和住房条件,由四口人一下子增加到十口人,是在稀粥里边多多加水也不够的。

“有朋友特地从曼谷带话劝我,切不可以跟你回上海。”母亲又说。

喃邦也有新认识的朋友劝我,不可以将母亲带回上海。我知道这都是世情之谈。潮语有一句话叫“水浅鱼儿相碰”。我阅读过的故事和现实中看到的悲剧都说明即使母子关系也不是铁打的。关键在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亲情这个上层建筑也可能会倾斜、坍塌。

扯远了,言归正传。总而言之,对于跟我去上海之事,母亲不起劲,我也不敢硬是主张。怕到了上海以后,如果不能适应,要回泰国也回不来了,那时怎么办?

(二)

母亲有无比坚韧的生存意志,任何景况都要咬牙活下去。现住的房子将要到期,另一次“白食”是交不起了。她就去另寻一间小棚屋,交了定金,准备租下来,搬离原来的房子。交完定金回来,不免感伤,一下子躺倒在床上,泪水直流。

     旧屋暖暖生故情,环壁默默似相怜。

       如今孤穷欲别去,怎不泪涌湿床巾!

“妈,你带我去看那房子吧。”我说。

房子是在菜市场边上,方便摆个菜摊吆喝个西瓜什么的。母亲挑选此地也是为生意计。只有一个小小的房间,3乘4米的样子。一条小阴沟从门前流过。空气中一股臭鱼烂菜梗的味道。房间的前部屋瓦下搭了半个阁楼,瓦阁之间不到1米。可以找个梯子钻上去睡觉,却是非但不能立起来,连坐恐怕也是困难的。后边小门连着一个封闭的小天井,2平方米不到。也就是说,小天井无门无窗可通外界,三面围墙圈起那么一条地方可供洗泼之用。

屋顶没有隔热层。在泰国那么个阳光似烤的国度,住在这么个房子里怎么活哟!

我忍住盈眶的泪水说:“妈,这地方怎么能住?我们不租了,你去把定金要回来。我叫朋友帮助你!”

第二天我即赴曼谷,并决定从那里回上海。

曼谷仍然投宿汉石的公司。我与汉石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帮我跟台湾方面的人联系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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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二十一节)

第21节  地狱门口的朋友

 (一)

我拜访了喃邦的华侨同乡会,想看看他们能否在我父亲的遗产问题上出来说一句话。会长知道来意似的,我还没开口,他就说:“譬如一只牛,已经下池塘了你要将它拉上来就难了!”

我去曼谷,看看能否想别的办法。投宿在族叔周汉石的公司里。汉石辈份比我大,年龄却比我小;祖籍同村人,隔一条巷子;他父亲与我父亲也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出国谋生,不同的是他父亲还带上结发妻子;到泰国后生下汉石。汉石在国民党的学校接受的教育。1949年国军被人民解放军打跑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往西南退到泰缅边境的。也就是说,在泰国北部边境有一块难民村,是中国国民党的租借地。那里有中文学校。一些华侨便把孩子送到那里学中文。这时国民党人反思失败的教训,开始向共产党学习“法宝”,也搞“统一战线”、“思想教育”、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什么的。因此,少年汉石被培养成了极右分子,反共。多次去台湾参加双十国庆。差不多同时我接受的是共产党封闭式的极端教育,成了极左分子。左得甚至挨了棒子被通知“下一辈子再上大学吧”思想中都不敢对共产党浮现半个不字。这样,与汉石之间,一个极右一个极左,见面应该是有一番冲突、激辩的。还好的是,有一个时间差。与他见面认识已经是1979年我第一次赴泰探亲时,漫长的岁月使我变得不那么极左了,甚至有点中间偏右了。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他高大俊朗,友善大气,是个好人。他有政治热情,不免也想将极右思想向我渗透。他说国民党在8年的卫国战争中打得精疲力竭才败给在山中种大烟养精蓄锐的“共匪”。这些反动观点让我听了很是吃惊。他所说的卫国战争就是我们的抗日战争。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等到日本投降才下山摘桃子。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知识。却被他完全说反了。但这时我也学会了韬光养晦,不争论。不料他有更大的期望。想说服我参加台湾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为反共事业出力。这个可是我不能逾越的界线。我的思想尽管已经从极左滑到中间偏右,却远没有达到反共的地步。而且,那时我在马斯洛第一需求层次上已经满足,饱暖没问题。自然而然就上升到第二层次:安全需求。尽管台湾方面出动了一个小组来说服我,请吃饭,给红包,我还是坚持不答应。把红包交给送我回家的司机带回去,并在下一次见面时与他们的头核对司机有没将红包上交。回答是没有。那是1979年。探亲回国以后我与汉石有一两次礼节性通信,后来就没闻问了。十年后的1989年,才给他去信说因为家事我将再次旅泰。此时他已经在曼谷开公司当老板。

汉石热情接待了我。我说家门不幸弟弟英年早逝。他说不必悲伤,世上事该来的只好让它来,没办法。我叹说如今剩下老的老小的小无依无靠怎么办。他说十年前你不听我的话。那时要是加入台湾的组织,你现在就不是一无所有了。我说那个事情是不能干的,干了,也可能真正地一无所有了。现在好歹还有一份上海的工资不是?他说上海那份工资算什么呀?昨晚饭店吃饭,我多点一个菜你都不让,看你那副穷酸样,一股大陆味!

(二)

他有事外出时都邀我同行。这一回是去饭店参加一个融资餐会。这是华侨中一种互助融资形式。需要临时调动一笔资金的人召集起若干关系户,大家凑成这笔钱交给他。然后再逐月抽签偿还。这个活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要在饭店吃一顿。汉石把我也叫上,去蹭饭。

他的车什么牌子不知道。我对轿车全无知识。在大陆生活,我的阶层离轿车很远。在我的眼里,轿车就是轿车,什么牌子都一样。现在坐在他的车里副驾座上,听着轻音乐,闻着香风,平稳舒适。一边就交谈起来。

“国内几个月前那件大新闻,怎么没听你提起呀?”他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啥。便答道:“不忍提起!说到它心里不好受!”

“有没参加静坐绝食什么的?”

“没有。我是个懒惰的人,也是个饿不起的人。”

说着到了饭店。一大圆桌人已经坐好。汉石介绍了我。入座,开始吃。汉石继续刚才车上的谈话,问我:“那么你对政治关心不关心哪?对那件事怎么看,支持还是反对?”

“我很震惊。那样做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说。

汉石向大家说明与我这个大陆人之间谈的是什么事,趁机宣传他的反动观点。大部分人对此反应冷淡,只埋头吃,并没有人出言同情汉石的看法。只两个人有反应,却是激烈赞成咔嚓的。说总得有人掌盘,是不是?对掌盘大人说三道四,就得咔嚓。对国内青年人表达了厌恶的看法,说他们没礼貌,之类。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觉察到对我这个刚从大陆出来的平民也透着不友善态度。

他们说完,汉石要我也表达一下看法。我笑着说:“诸位的爱国情怀我很理解。如果我是一个在此地成家立业的番客,也可能抱着与你们一样的态度。祖国与我们华侨的关系,正如月亮与地球人的关系。月亮给地球人亮光,祖国给华侨脸上争光。地球人爱月亮,不希望月亮遇到麻烦。华侨爱祖国,不希望祖国遇到麻烦。道理是一样的。然而,住在月球上的人,觉得那里气候不好,太热太干燥,希望改造月球。我们也要给以理解。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凉爽,月球气候烤不到我们,就反对月球人的诉求,是不是?”

大家听了我的发言,都没有话,只闷闷地吃。潮州人的餐桌气氛没有北方人活跃。我工作常出差安徽,那里善豪饮喜划拳。“哥俩好啊,喝一斗啊!”“该吃吃啊,该喝喝呀,啥事别往心里搁呀!”吵得很,热闹得很。在上海的餐桌上,劝酒是劝的,但比较斯文。话题也比较多样。潮州人聚会则既不祝酒,也不碰杯,各自闷吃。如果有什么话题,那就是一个:好不好吃。

潮州话对于菜的评价只有两个词:好食,还是不好食。不像北方话对菜色的评说词可多了:肥而不腻,嫩滑,爽脆,香糯,皮焦肉嫩,入味,咸浸浸,入口即化,等等。

回到公司已是子夜。汉石养成夜猫子的习惯,还不睡,拿出威士忌兑冰水冰块,与我对饮聊天。有一搭没一搭说着喝着。我愁肠百结,说家里这个局面怎么办。他看了看我,说“要是回到十年前那件台湾的事,你会不会考虑?那时你衣食足家庭安说不动你,现在弟死母孤孩幼,考虑问题的角度会不同吧,我想。要是愿意考虑,我可以为你联系。”

我还没答话,他即拿起电话拨了出去。那一头是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驻曼谷的人员,不知什么级别。只听汉石开言道:“张公子好!我这儿有一个从上海出来探亲的亲戚。要不要见见?”

对方答话,汉石听了一阵。放下电话讲:“这位张公子是我的朋友,台湾方面负责大陆工作的人。张公子说,过去要找一个愿意加入的人很难。现在形势变化了,甚至有主动找上门来的。可以感觉到那一边在失去人心。你叫你的亲戚,考虑成熟我们再联系。”

我说:“你打电话倒是蛮快的嘛。其实我已经说过了,这个事是不能考虑的。”

他看了我一眼,说:“那就没办法了。喝酒,喝酒!”提起酒瓶往两个杯子倒酒,加冰水冰块。

我端起杯子喝,望着他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黑社会,让他们出来主持公道,把我父亲的遗产重新分配一下?”

“他们不会管这个事的!”他说。

我坐着沙发大仰八叉,万分颓丧地喝着。已经醉了。外面喝,回来喝,已经喝了不少。居然骂起来:“老,老东西,不孝不仁,不——不义,居然将财产全都给了番婆番仔!”

“不孝?”汉石理会不过来。

“我母亲几十年,奉侍他的父母,居然,一点都,不感谢。这不是,不孝么?红楼贾府中侍奉过老太太老太爷的丫头都,受特别的,尊重呢!我母亲为他扶育子,子女,都不、不谢一声,这不是不义么?为他守寡18年,一点都没歉意,这不是不仁么?”

“什么孝仁义,这里的人都很现实,不讲这些了!”汉石说,“其实听说大陆人经过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也扫荡尽,也不怎么讲孝仁义了,是不是?好啦,我看你喝多了,睡觉吧!”

第二天晚上汉石又叫我同去参加一个婚礼。是我的曾堂弟结婚,堂叔为儿子在一个大饭店设的宴席。远近亲戚都来了,香车金灯,珠光宝气,济济一堂。与上海现在的婚礼差不多吧,不同的是没摆桌子大嚼,而是采取自助餐形式,各人端一个酒杯站站聊聊。一个堂姑发现我的庶弟,那个财迷,也来了,就将他拉过来见我。那小子却是如同被拉去屠宰场一般,往后斜着。我说,来来来,我们谈谈。我这一次来曼谷计划之一正是找他谈呢。那财迷听到我要谈谈,转身拔腿就走。我赶忙追过去。财迷却比兔子还快,下楼出门,钻进汽车,一溜烟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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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十九、二十节)

第19节  一摊无人认领的失物

饭后,我背上挎包,去拜访父亲的2号,那个继承了全部遗产的女人。想与她建立某种友善的关系,从慈善事业的角度,能不能劝她拿出点钱来,收拾由于我弟的死亡造成的老小无依的局面。

房子临街,四开间,很大。三层楼。底层的前部有三开间的地面出租给人停车,每月五千泰铢。我的天,就光是这份租金,如果父亲生前能够留一分善念,也够救我弟一家于困厄之中啊!

留有一开间的地面自用,2号在那里摆了一组办公桌。见我来拜访,女仆(或是秘书?)进去通报。

2号在另一种场合展现的是热情知礼的面孔。近年主义开放,广东的亲戚本家多有赴泰探亲旅游者,例如我两个姑母等等。2号见之,必殷勤接待,礼数极其周到。赢得大家交口称赞。我的曾堂姐(共一个曾祖的)对我说,2号那女人挺好的,你去了好好跟她谈,必能得到她的同情。

其实,那是2号的统战策略。你想想,独吞了遗产,舆论上须要减小压力不是?亲戚本家来,能不殷勤客气吗?

但是,有统战必有斗争,统战是为了更有力地斗争。有热情必有无情,热情是为了在必要时更加无情。知礼必有无礼,知礼是为了能在另一种场合更加无礼。有善必有恶,善是为了更方便行恶。正如对富农客气必然对地主不客气,客气是为了分阶段不客气那样,这是无师自通的本事。

我没有看破这种统战策略,以为2号必也以礼待我。我站在那里等着。一面浏览墙上的照片。2号是个矮胖的而且没有脖子的女人,眉眼嘴角都向东南方西南方严重下斜,一脸闷闷的横肉,小眼睛凶而不乐。她的两个子女,也即我的同父弟妹,也其貌不扬。个子不高,干瘦无肉,尖嘴猴腮。我把目光移向中央,父亲的遗像,与他对视。

老父亲啊,儿我一生走的臭棋,对不住您老人家。然而您如此处理你的遗产,究竟是为什么呢?你看你的这2号门,番人血统,他们的模样,那堆闷肉,那两个尖嘴猴腮,就值得您倾注一生挣来的物质成果?而我们这边,属于你的祖国的血统,连那些漂亮可爱的小孩子,你的孙子孙女,就没一个值得你垂顾的?人生有没有意义,有没价值,人究竟以什么形式存在,你想过这些吗?你这分明是对自己也歹毒无情啊!你把自己的骨头连同灵魂一道卖给泰国土著,值吗?

我也曾怀疑遗嘱是否你真实意思的表示,是不是2号采取某种诡计使您立下那样的遗嘱的。现在我确定完全不是。你是个强势的人,据我了解,2号不大有话语权。在你临终而还清醒期间,我弟日夜奉侍在你榻边。如果你对遗嘱有修改意见,完全有表达的机会和能力啊!

2号终于从二进中门走出来。我迎着喊了声阿姨。她没有应答,也没有正眼朝我看一记,管自在她的老板摇椅上坐下。这时我才明白,我不在她的统战名单之中,她不会像对待其它亲戚本家那样待我以礼。

我从挎包里掏出礼物,上海特产,献上去,放在桌上她的面前,说千里鹅毛,物轻意重,聊表孝敬。在她对面的空椅子坐下来。她听得懂潮州话的。所有嫁给番客的外国女人久而久之都通中国话。有的国语,有的番客原籍土语。只是诸如千里鹅毛这类比较高级的中国语言不懂。但大概的意思明确无误。反应也明确无误:她把礼物推回到我面前,说“我有。我什么都有!”

这时从门里走出一个瘦薄无胸的“太平公主”,她是我的同父异母妹妹。见过的,十年前我第一次赴泰探亲时见过。那天我与父亲在客厅说话,她从楼上下来。我起立想与她招呼。然而她不理我。父亲也不介绍一下“这是大哥”。晃一下尖尖的屁股走了。我与一位华侨老叔说起这个细节时,老叔说:“那是臭种,怎么会跟你讲礼数呢?”

“太平公主”这时应该属于大龄剩女。她走出来,与她母亲说了句什么话。2号随即起身,带着女儿走回门里去了。再也没出来。我想,还会出来的吧,接见没完成啊,虽然不是统战对象也要有礼有节啊。不料就是不出来,让我在那里像一个傻瓜那样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后只好走了,留下从上海带来的土特产放在桌上,像一摊无人认领的失物。

 

第20节  老番客的极品财迷儿子

每写完一节心里都不是滋味。停好久才能决定要不要写下去。就如一个在泥泞路上长途跋涉的行者,投宿驿站躺下就不想走了。再走还是泥泞。在我来说,写自述就是回去把人生的路重新走一遍。纸上走比实际走的时候更加没劲,更加泥泞不堪,更加厌恶。从中我看到了人世的丑恶和自己的窝囊。

但还是写下去吧。这个自述可能也是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我写自述,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真实的人生,坐化成一部档案。考古学家们可以从一具木乃伊研究出千年前人的生活状况。同样,后人也可以从我这部自述中研究出这个伟大时代的社会风貌、人情人性。尤其是,这部档案是与《图腾醉》一起捧出的。一定要鼓起勇气把它写完成。

人的秉赋来自何方,这是一个闹不清的问题。我那个同父异母弟秉赋就与我完全不一样。他是个财迷,一分钱也不肯放松。生活中就两个字:掘进。能够掘进1.1厘米,决不肯只掘1.0厘米就罢手。而我是个马大哈,一切都马马虎虎。穷瘪三的口袋,大阔少的气派。上海路边停自行车,看车的大爷大妈收费0.5元,我总是掏出1.0元说“不用找了。”

父亲在曼谷一家化妆品公司有股份,年底分红可得万把泰币。堂二哥金海去跟公司董事长说:老PB做得太不像话,现在那边死了挣苦力钱的儿子,剩下老的老幼的幼生活没着落;你们将今年的股红交给我吧,我拿去给老幼救济一下。董事长召集会议商量了一下,有一定的同情心,遂将这笔钱按二哥的意见处理了。

那个财迷庶弟得知此事,一夜睡不着觉,天没亮就跑堂二哥家敲门讨伐。堂大哥二哥一起向他讲道理,劝他发发善心什么的,说:“我们也要顾及外人的议论!”

“人家怎样议论我是不管的!”财迷男说,坚持要追回这笔钱。

结果是,这个财迷男去找了周门当下年纪最大最有权威的人——伯母,也即两位堂哥的母亲——说倘不归还这笔钱,就要走法律程序,云云。

于是,伯母下令堂哥,去将这笔已经交给我母亲的钱要回来。伯母告诫她的儿子说:“别人家的事,管那么多做啥?”

这笔钱已经被我母亲和孩子们买食物花掉734铢。那个财迷男还是不答应,硬是要堂哥把这734铢补足!

财迷男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这个问题颇费研究。我与他都是同一个父亲,怎么差别会这样大呢?如果我一直在父亲身边成长,耳提面命,会不会也这样?显然不会。尽管是同一个父亲,灵魂却是不一样的。若与他换位一下,我不但不会去将食物从老幼孤寡嘴里抠出来,还会通情达理地在一定程度上去纠正父亲的错误。

不但财迷男颇费研究,老番客也颇费研究。为什么不念及1号十八年守干寡侍候他的父母的辛劳呢?贾府对待侍候过老太太老太爷的丫鬟下人也是分外尊重格外照顾的呀!中国的文化传统你一点影响都不留?为什么你对儿孙对自己都那么凶狠,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哪管别人怎么说呢!

其实,连同我自己都颇费研究。这是根本无法研究的一家人!

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最基础的是生理需求。如果饿肚子,其它事情当然就谈不到。再上一层是安全需求。第三层次是社交需求。第四是尊重需求。你怎样看自己,有没自尊;别人怎样看待你,有没有众尊。第五是自我实现,甚至自我超越的需求。

正常的人应当是顺序渐进地按照五个层次往上攀登。显然我不是正常人,第一层次的需求还没有着落就盯着第五层次,这才导致了1958年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走了那步臭棋。以后还有许多小的臭棋也是与需求层次的混乱相关的。

我那位财迷庶弟也不是正常人。按说他打从生下来,第一、第二层次的需求就无忧了。然而他只能永远停留在低层次上,从来没有向上挪移的想法。对他来说,人生就是钱,钱就是人生。

老番客也不是正常人。能培育出一个极品财迷儿子,并对之倾注以全部希望,其它任何较高层次的需求都不加考虑,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生么?不错,他挣了许多财产。倘能立在较高处宽大地看待世界人生,对一个不幸的女人能存理解之心,对小孩子们存仁爱之心,在遗产分配上不走极端,则他在死的时候不但有自尊而且死后有众尊,就算是一个完美的人生。现在好,被世人说成人之将死其言也不善。又被大儿子,“中国文学第五大名著”《图腾醉》的作者我,在自述中连爸爸都不愿意叫一声而称老番客。做人做到这地步算什么人生呢?人的存在不只在他活着的时候算存在,其实死后也是存在的,并非一切归于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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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十八节)

第18节  老番客的余殃

 (一)

翌日去出入境管理处申请,几天后拿到护照。寄往北京泰国驻华大使馆签证。签证迟迟没有下来。原应亲自前往北京泰使馆催办的,但车资食宿又需要一笔开销,请假也要扣工资,能省就省吧。前往泰国的正经机票都囊中羞涩呢。贫穷真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此时我的工资连同奖金,每月差不多四百元。老婆是服装厂工人,也就八十元左右。管四口人吃裹,剩不下什么钱。平安过日子可以,有个什么事就应付不了。

在等待签证过程中我还是照常上班。完成自己的正式设计文件以后,我参加吴工程师的一段工程勘测。勘测对于我们来说有时就是游历名山大川。这一回我看到一座残破的古庙,辨认出一副石刻对联是:

   善有善报,若是不报,祖宗有余殃,殃尽必报。

   恶有恶报,若是不报,祖宗有余德,德尽必报。

这副对联忽然把我的心挠了一下。

(二)

父亲是在给弟弟“解决个人问题”之后10年去世的。遗产不少,有橡胶园,有房产,有旅馆,有化妆品公司股份。然而去世前全部立遗嘱给2号和她的孩子了。对于1号,以及他和1号一起生的子女,以及孙子孙女,像鲁迅对待敌人那样“一个也不饶恕”!如果遗产能分一点给我们这边,弟弟这辆超载的破车便能停下来维修保养,不至于最后形成这种局面,是不是?如今弟弟眼看身体不保,弟妇已在两年前离婚走了,留下老母亲和五个孩子,最小的才五岁。怎么办?怎么办!

那么多财产,居然全都给2号门。此事,当地一位老华侨评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你人都要死了一点善心都不留下!你不想到老妻也要想到儿子,不想到儿子也要想到孙子嘛,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这是我到达泰国去面对那个烂摊子时听到的最具中国传统良心的评论。这位老华侨的心是人肉做的,说的是人话。我遇到的老华侨大多对我父亲持批评态度。

至于那些中年的华侨,对我家的事基本上不予置评。在他们看来,有评论权的是金钱,人是没有评论权的,存在即合理。

只有一个中年人表达了鲜明的立场,坚决赞成我父亲的“正义行动”,强烈谴责我母亲的自我定位和争夺态度。似乎我母亲是个黑五类,阶级敌人,完全不可原谅。

我说:“当年两兄弟远在异国他乡做生意,家里留下老人孩子,要是没我母亲年复一年照顾,怎么办啊?”

“总有办法的。不会因为没她,老人孩子就活不成。”那人不屑地说。

我说:“不管怎么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至少应该给她把晚年生活费安排一下,对不对?”

那人说:“那不能怪别人。完全是她自作自受!”

我发现,华侨中道德观善恶观是以年龄分界的。中年人左倾一些。不但在生活评论中以年龄分界,便在公事评论中也以年龄分界。那年国内刚好发生一件事情,华侨老者均不赞成采取极端手段,中年华侨则赞成者多。他们同情强者而不同情弱者。据说一些思想落后的流亡者不大敢到东南亚去,怕被那里左倾的华侨绑起来。

别人怎么评论当然于事无补。我父亲的无情做派及其造成的后果,如今则需要我去面对。我不禁想起那座古庙那副对联,父亲留下的究竟是余德呢还是余殃呢,恐怕都会结账到我的头上!

(三)

夜色朦胧的喃邦火车站站台上,立着一个身躯塌缩的老妇人。她就是我的妈妈,在等我。凛冽的夜风吹着她全白的头发和单薄的衣衫,好像在吹一支摇曳的蜡烛。

   夜风吹拂月色残,老妪孑立似蜡焰。

   站台别无候车客,似闻汽笛在远方!

骨瘦如柴,面无血色。完全没有重量,风如果再大一点怕会将她如纸片般吹飘起来。她曾经是一个多么健壮的农妇,漫长的岁月中在将每一滴血都贡献给周家以后,如今只剩下一具苍白的塌缩的躯壳,被巨富的周家弃之如敝屣,眼看将流落街头。泰国的法律没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男人在外面打世界,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孩子。男人挣得的财产只算是男人的,他愿意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妻子没份。这个法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泰国是佛教国家。佛的教义是慈悲为怀,体恤众生。但据我观察,佛教徒都把经念歪了。念成金银至上,贿赂万能。烧香上供就是贿赂佛祖,求佛对自己有所回报。这实际上是一种贪污腐败的思想根源。在这个根源上产生了泰国法律。佛的教义除了慈悲和空无,似乎没有关于公平正义的条款。

也可能泰国法律没想到会有像我父亲那样,连三岁的孙女孙子都“一个也不饶恕”的,将生前死后的毁誉连同人生的价值意义全部随风飘去,不但对儿孙歹毒也对自己歹毒的男人。他们也可能会想,你们周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啊,不至于让一个老媳妇流落街头吧?是的,当年我伯父是个侨领,陪一个将军参观军营的时候军人都向他敬礼。伯父的儿子们如今或经商或从政,也有办大学当校长的,都有出息。然而,偌大一个周家居然做出这种不通人情的臭事,一个为周家当牛做马几十年的老媳妇连晚年生活费都不给,眼看面临流落街头的下场!

(四)

到达时夜色尚浓,景象凄清。我走下火车,奔向茕茕孑立,形单影只的妈妈,挽住她冰冷的臂膀。感觉她就如隔夜的煤炉,全部能量已经耗尽,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热气。深陷的眼睛如同两口枯井,盛满悲伤,却没有眼泪。

  茕茕孑立形影单,眼似枯井泪已干。

     浑身上下无热气,留下悲吟在人间!

母子二人出火车站,沿着未醒的街道走向自己的家。家可以说是自己的,也可以说是别人的,因为住的是出租屋。开头由房主“白食”一笔费用,此后每月交房租,期限若干年。这是一座木结构两开间二层二进楼房,底层一进为店面,二进及楼上为生活区。三进是后院空地。差不多已到期限,如果要继续住,得交另一次“白食”。

我挽着妈妈空谷足音地走在尚未醒来的街道上。两旁的窗户像是无数空洞的眼睛,在闲观人间辛酸、炎凉世态。妈妈掏出钥匙开了门,我随着走了进去。迎面的墙上挂着弟弟的遗像。由于泰国大使馆迟迟不给签证,弟弟已经在我抵泰一个月前去世,来不及见了。我背包没有摘下就趴在弟弟遗像前的桌台上哭泣。妈妈点了香烛在佛龛前跪拜。

我哭泣了一会儿,进门,上楼,进入大房间。里边的床上和地板上,横七竖八挤着五个小孩。这些没爹没娘的孩子睡中也皱着眉头一副苦相,有的还挂着泪痕。

   弟死老屋在,娘存热汽无。

   侄孩五个睡呼噜,泪痕结眉坞。

   我至老少喜,以为救困途。

   怎知无用一箱书,问卜见啼乌!

妈妈指着角落地上一张小席子说:“你就睡那儿吧。大家挤一块心里好受些。”于是我放下背包,在墙角落安顿下来。

睡了一觉起来,妈妈已经不在屋里。她夜里制作完三屉米包子,凌晨起来蒸好,像武大郎卖炊饼那样挑着沿街叫卖去了。以此营生养着自己和五个孙子。我的妈妈就有这个特点:无论什么境地都咬牙活下去,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

孩子们陆续醒来,知道是大伯父来了,怯怯地打了招呼。露出了亲近和期待的神情。妈妈挑着没有卖完的米包子回来,安排了全家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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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十七节)

第17节  弄得鸡飞狗跳的寻人电话

 (一)

我们大修设计组的工作是沿铁路线跑,在要大修的地段测量、收集资料,回来由负责者进行设计、编制预算,形成设计初稿,由线路科组织“交底”。负责施工的大修队、负责平时维护的工务段,都来人,一伙十几个人沿铁路线边跑边提出问题,由设计者解答。开交底会议,协商不同意见。“交底”回去便制作成正式文件,交给大修队施工。

设计者是由工程师们轮流做的。这一个工程由他做,下一个工程我来做。设计文件交出去以后,一般有个把月的空档期。这期间如果有其它同事接了任务出去堪测,我也跟出去当测量工帮忙。如果没有,就在办公室闲呆,喝茶看报纸,休息时间下盘象棋,偶尔接接工地打来的电话,回答施工碰到的问题。或下工地去跑一趟。等到施工完毕,会同线路科、工务段、大修队等有关方面去验收。

现在是老态龙钟了,走路一副熊样。那时却是在铁路旁疾走如飞,道床路肩跑上跑下。青春不再,真是感慨万端!

工作中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是曲线计算和纵断面设计。每50米测量一个轨面高程和路肩高程,回来根据这些数据来设计坡度,决定变坡点、坡段长度和每个点要压低或抬高的厘米值。坡度差的绝对值大于或等于2时必须设置竖曲线。坡段数越少越好,工程量越小越好。

这个工作没什么难的,读书成绩好的或差的都能做。我除了设计说明书比较写得好之外,没有展现学堂智力的机会。但计算机开始进入工作领域,机会就来了。单位抽调技术人员出去接受计算机培训,并买来几台袖珍型计算机。加长饭盒一般大,不是我们现在见惯的电脑。出去接受培训的没有我。结果那些培训过的,回来都做不出什么。有的碰都不敢碰,怕把计算机弄坏了。倒是我这个没学过电脑课程也没出去接受培训的人,看看说明书就干起来,编出了一个庞杂的设计铁路纵断面的应用程序。这个程序的智能化程度颇高,原始数据输进去,计算机就把坡度方案提出来了。人在上面作些调整,很快就打印出坡段图和各点抬压。比全由人工设计来得优质和省力。这个事给了我的学堂智力以小试牛刀的机会。创造也是一种快乐。假设当初能顺利上大学进入一个前沿专业,我一定是个可造之材。

家庭生活虽乏善可陈,却也运行有常。单位分给我一套房子,一个房间带一个小厨房;走廊里半个厕所,也就是与邻居合用的。老婆31岁,放古代已经是祖母级的年龄。气质上文化上当然远不能与雍兰、淑敏、鲁萝相比,差着好几个档次呢。且不大会过日子。有一回好不容易分配供应到五斤黄豆,她竟不知如何对付,放在那里直至虫蛀发霉丢掉。本来,买些猪骨头把黄豆熬汤,不就对付了吗?连这么简单的生活技能都缺乏,没有任何动脑筋的能力。家里有半罐奶粉她也全无印象,直接发霉丢掉。在那物质缺乏的年代,这是可惜的。家里髒乱差。我说你怎么不打扫收拾呀,她说要收拾大家一起收拾呀。这话当然也对。但且不说女主内男主外这样的老话,即使一起打扫收拾也无法使家里变得井井有条。

生孩子还是能生的。第一个是女儿,美而健,精品。第二个还是女儿,却丑而黑小,常生病,没人喜欢。我感到如果连我也不喜欢,甚至重男轻女,这孩子一定长不好。不但身体长不好,精神上也必卑弱。所以我着意宠她。终于使她越长越好,健壮而且活泼,非常可爱。

一切都走上正轨,过着常人生活。没有爱情,不算幸福,但总算娶妻生孩,有个家。本来可以窝窝囊囊终我一生。然而命运不放过我!

(二)

1989年5月初,我和设计组组长王振奇,还有另一个工程师陈,出差到安徽宣城,会同铁路分局、大修队、工务段,对我负责的二十公里的大修工程,以及陈工程师负责的另一个工程,进行交底。行前我跟老婆说:出去六天,下星期三回来。

下星期二,离我回来只有一天。泰国堂兄来一封信。老婆就把这信打开了。她一向认为夫妻之间不应有什么隐私,开读对方的信是理所应当的事。

堂哥建议我去泰国探亲,因为弟弟华杰身体不大好,肾脏问题。

这当然是个不好的消息,但也不是十万火急,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我回来再商量。但妇人头发长见识短,当即跑到铁路局找我们办公室,要打电话叫我回来。我们的同事只好帮她打电话。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只有手摇。同事还不知道我们交底班子的准确位置。电话先打南京分局。分局再转工务段。工务段也不知道准确位置,转领工区。一个一个工区寻过去。七转八转,最后终于由一个小车站的调度员将恰好经过的我们叫住,说你们中间有没一个姓周的,工务段有电话找他。

于是我到调度室摇电话,接通工务段。对方说:“快回上海!你家里出事了!”

听到这话,我立即判断是触电,或煤气,或交通事故,孩子没了一个或两个都没了!但还是问:“出什么事?”

“不知道。不了解情况。”答道。

真是晴天霹雳当头一轰,我头朝下脚朝上差点晕掉。然而怎么可能“快回上海”?小车站每天只有一班慢车停靠。公共汽车又不知道在哪儿,什么时间。即使赶上车到了宣城,再转南京,再转上海,至少也是明天早晨了。而我们的工作计划,也就是明天回上海。

我决定按正常的步骤随大家走完工作程序,而不采取特别行动赶回上海。然而心底里无比悲惨。悲惨变成液体铅灌进小腿,使我简直迈不动步。迈不动步又无心工作,弄得各方同事对我也有所不满意。

终于到了领工区。陈工程师说,周工,我来给你挂个电话问问,究竟什么事。把我拉进一个有电话的房间。

陈工程师哗哩哗啦又摇又等,终于接通上海的办公室。大家都下食堂吃饭去了,只有胡工程师在。他广州人,老而不利于言。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只听说周工的老婆来办公室要求叫周工马上回来。”

“是不是家里孩子出事了?”陈工程师问。

“可能是的吧,要不然会特特来办公室叫?肯定是大事!”

“一个孩子出事还是两个都出事?”老陈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怎么知道一个还是两个。周工老婆来的时候我不在场。反正够呛。你就让他先哭一场吧,哭哭心里好过一些。”

那顿中饭领工区招待得很实惠,两大桌,水陆具备荤素兼有。一个上午跑下来,大家都饥肠辘辘大嚼。只有一个人水米近不得,就是我。

“周工怎么不来吃?”两嘴三舌问。

“他肯定吃不下。家里那么大的事。”王组长说。

“我叫段里派一辆车送他到南京,如何?”工务段的代表说。

我在外间呆呆坐着。陈工程师吃完,摸着肚皮走出来,连声赞叹道:“这米真好,这米真好!”

王振奇走出来,说:“周工,让工务段派一辆车送你到南京,如何?南京上31次特快。”

我说:“310次特快又如何?紧赶慢赶也就是提早几个钟头的事,没必要!现在,既然吃完就走吧,去看道岔区。”

于是,离开领工区向西走去。经过调度室时调度员叫“上海的人”接电话。王振奇跨过三股道进去接。出来追上队伍,跟我说:“孩子没事,是泰国你弟弟死了。老胡不明情况,乱说。后来他问了小潘,打电话来更正。”

孩子没事,我心里放下一块石头。但另一块石头压上来,弟弟死了,也是晴天霹雳啊!弟弟是泰国家里的唯一支柱,如今剩下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看了道岔区,就近进入水电领工区开交底会议。我坐在中间的位置上,以没吃饭的沉而无力的底气,向大家介绍工程的概况、设计意图、和需要讨论的问题,开始倾听各方的意见。

上午接待我老婆并帮打电话的是女助理工程师小沈,她知道全部真相:我弟弟身体欠佳,堂哥问我能不能去探视。小潘远而听之,半误,以为我弟死了。老胡则全误,以为是孩子出事。陈工程师打电话问的是老胡。小潘午饭回来听说如此这般,急忙打电话更正消息。哪知发布的仍然是不确消息。小沈午饭回来听说如此这般,责之曰:“你们乱说些什么呀!人家弟弟只是一时生病,身体欠佳。被你们说成又是孩子出事又是弟弟死了,触霉头不是?岂不把周工急坏了!赶快打电话更正!”

小沈七转八转把电话打到水电领工区。交底会议开到半途,王组长出去接了电话,回来打断正进行的讨论,跟我说:“周工,现在我宣布最确切的消息:你弟弟没有死,只是身体不大舒服。你不用着急。中午这顿饭没吃真是可惜了。他们虚报军情,回去我打他们屁股!”

“好!”大家也似乎为我松了一口气,工务段代表说:“今晚我们段招待大家,在饭店摆酒。周工你可要把中午没吃的饭吃回来啊!”

然而我还是水米不进。而且一夜没睡,睁大眼睛躺到天亮。

第二天回到家,看了堂哥的信,我跟老婆说:“我告诉过你今天回来的。就差一天的事,你完全没必要跑到我单位搞得鸡飞狗跳。人在铁路边出差,须全神贯注不是?有坏消息你也要为我挡一挡缓一缓。你这一干扰,弄得我安全指数骤降,且两顿饭没吃一夜没睡,身体受损。整体工作也受影响,何必呢?况且去泰国也不是说走就可以走,手续长着呢,不差在一两天。”

我说的话老婆永远听不懂。她说自己没错,错的是铁路上传递消息的电话线和转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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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舟 绿 树——图腾醉作者自述(第十五、十六节)

第15节  毕业合照中缺一个人

 到了1969年夏天我和同年们就应该毕业了。每年夏天都有大批学生毕业,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没上课也算毕业,就像麦子没施肥没耕耘甚至没播种就可以收割那样,中国奇迹。造成的后果,对于小学生来说是长大以后尽写错别字。但照常升入中学。对于中学生来说则有点不合算,因为经过徒有其名的“上学”,变成了“知识青年”,必须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有大学生倒是不怕,不会毕业即失业。尽管专业课没上,国家还是每人一个铁饭碗准备在那里。

但由于文革的影响,这些铁饭碗有的还没准备好。所以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毕业分配都拖延一年。1969年夏原该是我们走出校门的时候,却还得在工宣队的领导下继续“斗私批修”。

苏联人这一年想出了个馊主意,向美国人征求意见道:让我们苏联来发射原子弹,把中国的原子弹基地打掉如何?美国怒冲冲地回答:不许!并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中国。于是中国做出了已无必要的准备:将大学生撤退到乡下去,躲避或许还会来袭的,而且打不准的氢弹;虽然据说目标是原子弹基地,万一打到了大城市呢?

这样,我们武汉测绘学院(现在属武汉大学)就撤到了湖北省崇阳县。学院在那里有一个实习场,山上数排白房子。我们天文大地系和航测系住实习场,其它系住数里外的镇上。这期间仍然是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学习政治,念毛主席语录,读报纸,搞运动。

运动这一回叫“一打三反”。在党的长期教育下所有的人都很正宗,没有什么可打的了,也没有什么可反的了。正宗里边找不那么正宗的,于是就找到我,批判我一阵,出了一期批判专栏。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材料,大约是因为我这个人看起来总有不同于大众的气质,属于“缺乏劳动人民思想感情”这一类。老三司那些人把我一言一行都汇报给工宣队,工宣队说我话中有话。他们就批判这个“话中有话”。

终于在1970年夏进行毕业分配。分配前教师们给准备了毕业证书,知道以后也许用得着。找来了照相机,除了拍毕业照之外,还给全班合影,以留念。我由于刚刚被班里出墙报专栏批判了一阵,气不顺,便不肯与工宣队以及老三司的人合影,躲开了。所以那张全班福没有我。

我和一些同学分配到上海铁路局。我们学院原属国家测绘总局,与铁路完全不搭界。这时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秩序,测绘总局自身难保,铁道部就把我们抢到了手。

在实习场上的汽车。送别的时候,一些不认识的教师对我特别热情,用眼睛表达着特殊的关切与祝福。我想,大约是那期批判专栏替我扬了名,“话中有话”引起他们的共鸣。

系领导送到崇阳火车站。于是在那里上火车直达上海。铁路局把我们安排到上海铁道工程营当工人。该营在南京施工。于是我们带着铺盖行李奔赴南京,住芦蓆棚,工地上浇硫磺锚锢、组装轨排、铺轨、抡大锤打道钉。

第16节  抓一个女人结婚

 (一)

这些大学毕业光棍们早已过了男大当婚的年龄。特别是我,三十而未娶,将老矣!在南京工地芦蓆棚,下雨天不出工的时候,同学竹床对着竹床,听雨,聊天。话题只有一个:讨媳妇。很不乐观。姚文元的宏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将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位列第九。臭老九。社会上最牛气的一句话是“我大老粗”!谁只要说得出这句话,就如改革开放时代说“我钱不多,也就七八百万吧”,令人敬佩不已。我们非但没资格称自己大老粗,还忝列贱民末座,在无文化者为大的价值体系中完全没有地位。这是讨媳妇第一难。第二难是,除了48元月工资,只有芦蓆棚里一卷铺盖和一口破箱子。既无房又无车,连自行车都没有。第三难,人地生疏,而社会又没有婚姻介绍所,报纸不登征婚广告,也无任何交友平台。

长期教育宣传熏陶之下,我们熬炼成了完全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政治上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

在娶媳妇这件事上,标准可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性的需求和繁殖的需求。只要是个女人,有女人的设备,能生孩子,就行。中等层次:过日子的需求。有正常的智商,不要是个憨女。会做家务,会持家。高等层次:幸福的需求。女人有美丽有气质有文化,夫妻间有爱。

显然我们没条件追求高的层次。甚至连最低的标准也做不到。几个同学不定期举行的娶媳妇研讨会,最后认同的最佳论点居然是:随便抓个女人算了!这个论点成了我们“解决个人问题”的总方针。

雨声中,回首往事更加感伤不已。初恋女友雍兰由于我在前途上的挫折,关系顺理成章地冷了下来。加以城市摩登女郎的介入并给雍兰写了信,我犯的错误给她知道,她表示厌恶,使我很没面子。那一年我漏网混入武汉测绘学院,雍兰考上长沙大学。旧情死灰似乎有所复燃,曾经给我写信希望在岳麓山见到我。收到信的时机不大对,我正忙于应付蚊子的大规模进攻,接着倒于霍乱疫苗,无力它顾,终于让这重修旧好的最后机会变成了一缕青烟。

1965年春认识了邻校一位快毕业的女生,是个高干女儿,叫淑敏。她说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痛苦的几天,那几天中自己跟自己进行了天翻地覆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不顾年级、阶级地位、政治地位的反超高,跟我。我却不大赞成,说反超高不合适。这是表面上的客气。实际有一个事让我心里不爽:她有婚史、打过胎,已经不是处女。好像我自己是个处男似的。所以那个晚上我说了许多客气话,希望她找门当户对的,时间上差不多同时毕业的。而且说,为了不干扰她的正确方向,明天起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吧。她只好同意。但依依不捨,吻了又吻。她的吻有特别的魅力,甜得我喘不过气。两个人沿江边走,她要送我上公共汽车。到了车站我却说,你一个人走回去我不放心,让我送你到你家门口。于是往回走,到她家门口她却不肯进去。两人又沿江边往公共汽车站走,不时停下来坐坐,吻别。她说,反正明天起不见面了,多待一会儿吧。于是那个晚上,我们几乎是到了天亮才分开的。

我松了一口气。似乎了结某件事。然而她受不了真的从此不见面,写信要求再见一面。我也思想斗争着,终于复了信,约某晚七点钟在某路车某站等。她喜极而泣,且再次来信敲定时间地点,生怕有差池。

我按时按站下车。树丛里飞出一只彩色的蝴蝶,正是她,那个从盘丝洞里修炼出来的妖精!她挽住我的胳膊,走向美丽如画的东湖边。至于是否最后一面,我没有说。从此,清波旁,杨柳岸,明月夜,古松岗,一夜一夜地留下了我们的足迹。那是一段无比芬芳馥郁的爱情。她美艳如花风韵如饴。尤其那女妖般的吻千古难遇。此吻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她认了个“姨妈”,我们时常去探望她老人家。

至于今后有什么计划,两个人都不提。似乎达成一种默契:不问能否天长地久,只陶醉于现在拥有。

一直拥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她终于回归到属于她的阶层。这件事该检讨的是我的处女情结。不但影响了生活的总体走向,而且伤了她的自尊。

班上几个自由散漫的学生要上北京串联,问我去不去。我想去的,却只有一条穿得出去的裤子,而且这条裤子刚刚洗,湿漉漉。遂决定晚些时候走,等裤子干了走。但送他们上火车,顺便到火车站看看情况。夏日炎炎,回来的路上口渴,买了一瓶桔子汽水喝。那时代没什么食品安全标准,桔子汽水不知什么髒作坊连同苍蝇卵一起灌装出来的。暑气加上苍蝇卵,我就病倒了。上吐下泻,体温及黄疸指数急剧升高,校医务室把我送到湖滨医院住院。

医院环境和设备都很好。房间住三个人,有卫生间,还有护士工作间。对门是女病房,也住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从天津南开大学来武汉串联的女学生,叫鲁萝,下火车就病倒了,住进来。她的邻床是一个六岁小女孩。她带小女孩在屋外草地上采花的时候,我在树下长椅上坐着。小女孩忽然擎着一朵花跑过来,说:“叔叔,给你花!”喜得我赶忙立起致谢。鲁萝跟了过来,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医院重新给我验血,一切指标正常,黄疸指数没有了。但医生不放我走,留住我做进一步的检查,胆囊造影什么的。于是在医院继续待一段时间。这就成了我和鲁萝进一步结识的机会。她说:“这一次来武汉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你!”北方姑娘壮硕妩媚的风韵很吸引我。爱上了。她先出院的,两天后来接我出院。第二天即一起下东湖游泳。游览名胜古迹。待了十几天,她回天津。恰好我们学院包火车组织在校学生上北京串联,国庆接受毛主席检阅。我给她去了信,说到京后给她信告诉住址,请她来北京一会。她高兴极了,算定我到达北京时间以及通知信到达的时间,不断地跑传达室看有没有信,急切得如同林黛玉在等待去怡红院传书的紫鹃,坐不住。终于,接到我信了。她即时动身赶到北京相会。

后来,她又在武汉与天津之间往返多次。爱是超导的,没有电阻的,距离和舟车辛劳都不算什么。

这次爱的结局非常灰暗。灰暗得我羞于启齿。

原因主要产生在阶级壁垒、政治第一的大背景上。那个时代女人看男人的眼光,首先投向的是他的衣着。如果你穿一套军服,不管新旧,有没领章,都会赢得女人的第一眼好印象。中山装也凑合,但要配合一脸革命气概。如能让人看上去属于革命阶级,你在追求女人的路上就成功了一半。其次,女人的眼光投向男人的政治背景,家庭成份。如果是党员或团员,家庭红五类,就什么都妥了。

就是说,女人头上是戴着一层政治滤网的,如同西方贵妇戴面纱一样。她们通过这层滤网看男人。所以,我在大多数姑娘面前黯然失色。没有革命气概,也就是“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再知道我有海外关系,那就更加完了。虽然有时我能感觉到她们从滤网里射出来的贪欲的目光,我身上的某种气息吸引了她们,如同一个修行未深的尼姑透过面纱看一盘盐煮虾那样,但终究不敢靠近我。

只有个别姑娘不管那一套,没有政治滤网,不顾一切地爱。例如鲁萝。但终究敌不过世俗的反对。她家的人知道我的情况,就如鲁萝爱上的是个非人类物种。反应类于青霉素过敏,跳了起来。发动亲友团对她轮番做思想工作,说我们亲戚朋友都世代工人,一片红,现在居然要掺进来不纯的血液么?终于,鲁萝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做深刻检讨。

深刻检讨倒也罢了,问题是,你好好说呀!真不是玩意儿,结束的方式极其恶心。如今自述到这一段的时候,实在羞于启齿。

鲁萝事件结束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女朋友。真正的光棍学生,直熬到毕业分配。我一生的主旋律是饥饿。饿饭,饿女人。饿得任何一头老母猪在我看去都是双眼皮的。

(二)

南京抡大锤干了一年,次年夏天调回上海。我被安排到堪测设计所。后调到工务处,做线路大修设计工作。住在市中心一座旧旅馆改用的职工宿舍里。终于相对稳定了,可以考虑“解决个人问题”了。

当然要在上海女人中间解决。鲁萝最恨的就是上海女人,有夙仇似的。时常在我面前贬损上海女人,讲她们说话声音“像被夹住了的耗子,又尖又急”。说她们“最俗气、最浅薄,而又最高傲”。远远的看见一伙女人在那里走,鲁萝会指说:“那些一定是上海女人。你看走路的样子,像螃蟹一般横行,像猴子一般摇摆!”

不知她现在怎样。我真想告诉鲁萝的在天津之灵:某人现在将要投入上海女人的怀抱了!

然而,要投入上海女人怀抱并不容易。芦蓆棚的娶媳妇研讨会只提到三难,其实还有第四难第五难。第四难是:城市年轻姑娘绝大多数上山下乡去了,被贫下中农近水楼台先得月去了。留在城市的屈指可数,物以稀为贵。

第五难更加厉害:没有上海户口!

我们在上海工作,拿上海的工资,却没有上海户口!每个月得跑南京领粮油票之类。上海户口控制得很严。按政策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上海是可以直接报入户口的,但我们这一批学生的户口名额被某一帮人盯上了。他们或他们的亲朋或上级的亲朋,有些人需要报入上海户口,却苦于户口政策不能如愿。灵机一动,就对来报到的我们说:你们把户口迁移证都交上来,我们汇总一道去报入。我们傻乎乎的就交上去了。于是,权力关系网开始运作,将这批分配到上海的八九十个大学生的户口去报在南京,而将他们的亲朋或关系户的户口顶替报入上海。这是一个复杂的操作过程,关系网也须是中等规模的才能办得成。

这一来就极大地损害了我们这些等着娶媳妇的人的利益。要知道上海三大宝:户口、姑娘、煤气灶。还有第四宝:洗衣皀。外地有的每季度才供应1/4块肥皀,也就是每年一块。上海则每月半块。供应上的优势不只体现在要票的,也体现在不要票的。例如,星期天常有一辆酒灌车开来,你可以拿着热水瓶、水壶、搪瓷杯去排队买冰镇啤酒,8分钱一杯。上海的服务是无微不至的。香烟可以拆零卖。假如你刚入门还没上瘾,只是偶尔想抽一支,那么商店就为你提供这种服务。

不只是物质方面实惠,上海户口在心理上也是一种优势,就如现在的美国绿卡。持有绿卡的人回国来感觉高人一等,主持人介绍他时也会给加上一个头衔:美籍华人。上海人有一份骄傲:阿拉沪籍华人!伊拉外地人,乡窝人,中国土著!已经类似于种族歧视。你要上海姑娘嫁给一个没有上海户口的人,即使他有上海的工作上海的工资,也人家不会干的。一提到男方没上海户口,女人拔腿就逃。

不定期举行的娶媳妇研讨会由南京的芦蓆棚转移到了上海旧旅馆。终于研讨出一个策略:先不提户口的事。失败经验一交流,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些书呆子太傻了,为什么先把自己的阴暗面亮出去呢?就如商人卖货,不讲商品的优点而先讲商品的缺点,哪会成交?非但阴暗面不能主动说,如若碰到过于精明的女人问起户口,你应该王顾左右而言他,岔开去。

“那么,女人以后知道你没上海户口怎么办呢?不可能总瞒住的呀!”

“以为后图!”主讲人回答道。

“好!等到生米煮成熟饭,她要跑也跑不了啦!”大家笑起来。

“正确!并且要尽快点火煮起来。一有米就下锅,一下锅就点火,兵贵神速!”

大家应用了研讨成果,纷纷取得成绩。一般女人想当然:你既然是大学毕业分配在上海工作,当然有上海户口的啦,这是用不着问的啦!因此一般不问户口这个项目。 个别问起的,被王顾左右而言他闪过了。

这些终于发觉受骗,几乎跳起来,懊悔不已的女人,想要退出时已经晚了。有的生米煮成熟饭,有的木已成舟,有的虽然没有煮熟没有成舟,却已经有了感情,甚至有些爱上了。

不过,这些女人并没有吃亏,几年后写《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把知识分子入另册的姚文元被关进秦城监狱,老九们的地位由贱民行列退出,归入正能量,而且排到大老粗前面,境遇有所改善,户口分裂的问题也解决了。

“有些爱上了”的是极个别人,大多数人都没爱。既然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都灰溜溜,定位在“随便抓个女人算了”这个起点上;既然没有任何交友婚介平台,仅靠寥若晨星的熟人牵线介绍,选择非常有限;既然情况那么困难,连户口都没有,同学们的婚姻质量可想而知,都只能满足最低层次的需要:一个女人,一个房间,一个安静的夜。有的娶到的女人愚而憨,连日子都过不好。至于女人的气质、情调、灵气,等等这些属于较高层次的东西,都不用谈了。甚至有的同学找到的女人,连外表都是不完整的,就如一只虫咬结疤的老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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